北魏首都在平城时，南北两大政权之间的地理错位相当严重，南朝的首都设在了长江边上的建康，北朝的首都却在遥远的平城。北魏定都平城与其建国初的政治形势有关，当时北魏的对手主要是柔然、燕国、夏国等北方国家，与南朝并没有什么交集。但北魏统一北方后，战略目标也就南移，而平城至南方的战线过长，这个问题就影响到北魏的国家战略。
北魏从平城南下时，必须首经太原，由太原南下上党，渡过黄河，进入洛阳地区。这一段距离约一千五百多里，前面说过，孝文帝的南征军遇到过大雨，而即便是没有遇到大雨，这么长距离的行军，翻越崇山峻岭，也足以消磨一支军队的意志，而且这一千五百多里，连国境都未跨出去。所以北魏历次与南方的作战，虽然兵力优势明显，却大都因为战线太长，指挥不便，而不得不半途而废。
而且由于平城太靠北，在其灭亡后燕以后，燕国流亡者在今天山东境内，建立了一个名叫南燕的小国，这就说明北魏的“手太短”，控制力相对较若。由于北魏出兵不便，反而让南朝宋武帝刘裕近水楼台，北上抢占了山东。这也是南方政权向北渗透的最远边界，甚至威胁到了北魏在河北地区的统治。如果当时的首都就在洛阳，完全可以沿黄河向东出兵，山东能够落入谁手就不一定了。
所以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就是两个目的，一是希望借助迁都，扩大政治、军事、经济中心得辐射范围，从而巩固北魏的东、南疆土；二是此为基地，缩短向南征伐的战线，提高补给和指挥效率，这里缩短的可是一千多里！迁都与北魏政权分裂的关系在迁都洛阳两年之后，北魏开始南征，这一次南征体现了迁都的效果，北魏于襄樊一带取得较大胜利。
后来战争进入一段相持，随着指挥效率的提高，北魏在涡阳（今安徽亳州内）之战中能够转败为胜，这都说明迁都对于南征战略的促进作用。但较为戏剧的是南朝齐明帝在这个阶段去世，北魏孝文帝以“礼不伐丧”的教条主义礼制思想停止了征伐，引兵而还。待南朝齐办完了国丧，才又一次南下，这里可以说是封建礼教害人不浅，孝文帝在这一次御驾亲征中暴病而亡，从而也就彻底终止了南征。
由此可以看出，迁都洛阳从战略上没问题，与迁都相比，孝文帝的全盘汉化改革才是问题的关键。与改革相对应的就是保守势力，这些鲜卑贵族组成的保守集团，不仅于内阻碍改革进程，而且将孝文帝视为攻击对象。在保守集团分裂倾向愈发严重时，北魏的政治被撕裂，从而影响了军事。魏孝文帝之后，北魏政权内部纷争不断，这是其衰落的根本原因，尤其是北魏末年席卷北方的那场大骚乱。
整个北魏时期，除与东、西、南三个方向的敌人作战外，在北方还有一个强大的少数民族对手—柔然。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曾大力打击柔然民族，花木兰的故事就是以北魏与柔然的战争为背景，最后北魏将他们驱至漠北。并在黄河以北、大漠以南，以阴山山脉为基础，建立了六大塞防军镇，即武川(今内蒙武川)、抚冥(今内蒙卓资山)、怀朔(今内蒙五原县)、怀荒(今内蒙乌兰察布)、柔玄(今山西天镇县)、沃野(今内蒙巴彦淖尔市)。
太武帝是鲜卑人的民族英雄，他执政时期，汉人甚至没有参军的权力，除非是在特殊时期才对汉人进行招募入伍，干一些炮灰、杂役。在六镇之中，将领皆来自鲜卑贵族，士兵也以鲜卑人为正兵，少数汉人充当杂役。当时的六镇肩负着保卫首都平城的责任，在北魏军政体系中影响力较大。而在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六镇的地位也就随之下降，更重要的是孝武帝的全盘汉化改革，严重损害了鲜卑贵族的利益，所以北魏正光四年(公元523年)，沃野镇和怀荒镇的造反完全能够理解，这次造反也拉动了关西到河北地区的大规模叛乱。
为镇压叛乱，北魏政府寄希望于秀容(今山西省忻州)的军阀尔朱荣。这个尔朱荣有点汉末西凉军阀董卓的影子，征召入洛阳后，先掌权另立了孝庄帝。然后开始“力缆狂澜”，他在镇压叛乱的同时，以强硬手段杀戮不配合的官员。孝庄帝倒不像汉献帝，先发制人杀了尔朱荣，但后被尔朱荣的从弟尔朱世隆所杀。这时候，尔朱家族的权力已难以控制，但最终是被以高欢为首的另一个武装集团消灭。
在这些此起彼伏纷争中，北魏形成了以高欢为首、以晋阳和邺城为核心的东部集团，和以贺拔岳为首、以关中为核心的西部集团。贺拔岳手下有一个叫宇文泰的，这个大家都熟悉，在贺拔岳死后，宇文泰就控制了西部集团。高欢和宇文泰都未自立，他们从北魏皇族中扶持不同的人当皇帝，这才有了东魏、西魏。高欢和宇文泰死后，他们的后代分别篡位，成立了北齐和北周。
太和十六年，制诸远属非太祖子孙及异姓为王，皆降为公，公为侯，侯为伯，子男仍旧，皆除将军之号。——《魏书·高祖孝文帝纪》综上，可以看出，北魏孝文帝的迁都之举实际上是服务于战略需求，这个举动可以归结于汉化改革，毕竟那是中原汉族政权最兴盛的一个区域。但这又不能完全看做北魏分解的原因，因为这个决策走向是扩大疆土，光这方面是不会引起贵族反对的，因为北魏有一套完整的宗室贵族分封体系，疆土的开拓对贵族来说并非无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