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审案，尤其是官府高度重视的大案，一定是这种排场。那么，嘉庆皇帝会是什么反应？嘉庆皇帝这次就批了一个字“览”。但都是奸情，不是强奸。“使无讼”，是什么鬼逻辑？黄仁宇在《万里十五年》中讲到的海瑞判案，完全就是孔子和稀泥的现实操作。
我国古代有哪些奇案？
这是一起把皇帝都给啪啪打脸的奇葩案件。嘉庆二十年四月，河间府宁津县人迟孙氏，向大清都察院提交控状，称：本县无赖贾克行强奸其十四岁长女迟二姐，贾克行之侄贾九儿强奸其十岁幼女迟坤姐。宁津县知县不仅不予严查，反而胁迫迟孙氏与贾克行和解息讼。迟孙氏不服，竟遭知县掌嘴之刑。于是，迟孙氏不得已，只能京控督察院，请求皇帝做主。
强奸幼女、知县压案、苦主遭刑，这种案子简直挑战人伦底线。于是，都察院不敢耽搁，立即根据案情写成奏折，连同状纸一起奏报嘉庆皇帝。苦主，的确够苦；案子，的确够冤。然而，说破大天，这也就是一起刑事案件，而且没出人命。那么，一起刑事案件，为什么能够一口气递到大清皇帝面前？一个原因是清朝的“京控”制度。老百姓可以绕开县、府、道、省各级衙门，直接到北京向皇帝告状，而且地方官员不得阻拦。
当然，老百姓向皇帝告状，也不会直接把状纸递交到皇帝手中。但是，都察院和步军统领衙门是两个专门受理京控案件的朝廷机构。也就是说，老百姓能到北京告状，而且北京也有专门的受理衙门。另一个原因是善良的嘉庆皇帝。“长途跋涉，远至京师，自必有迫于不得已之苦情。若地方官秉公研审，不稍回护，小民冤抑得伸，岂肯远涉控诉”。
嘉庆皇帝自登基以来，便对京控案高度关注，认为老百姓不是冤得不能再冤，就不会跋山涉水地跑到京师告状。所以，其严令都察院和步军统领衙门对于京控大案，务必做到随时上奏。即便是一般案件，也要定期汇总上报。因此，凡是京控案件，善良的嘉庆皇帝一定会亲自过问。说到这里，我们一定会感叹古代司法制度的精妙以及大清皇帝的善良。
这里不仅包含仁义的统治理念，而且包含了高明的统治艺术。但是，这种统治的仁义和统治的艺术，马上就会遭遇真实世界的无情打脸。嘉庆皇帝接到都察院的奏报后，简直怒发冲天：我大清的子民到底有多悲惨、我大清的官员到底有多混蛋。于是，严令直隶总督那彦成亲自督办，诏令：务即提同全案人证，严切根究，按律惩办，毋稍瞻徇。
如那彦成不能将此案实情剖判明确，朕即将此案交刑部提讯，并将该督加以惩处，决不宽待。嘉庆皇帝身在北京，直隶总督身在保定，案子却发生在河间府。所以，嘉庆皇帝再怎么着急，也没用。受通讯和交通条件所限，没有个把月的时间，他根本不会收到新的案情汇报。于是，怒不可遏加内心急切的嘉庆皇帝，同时要求直隶总督那彦成“先将大概情节迅速覆奏，以慰廑念”。
简单说，就是先把手头资料加急汇总，然后赶紧汇报，同时赶紧查案。皇帝发了天怒，那彦成不敢怠慢，连夜召开直隶总督所属衙门的联席例会，同时搜集各方资料档案，必须先给嘉庆皇帝攒出一份“前情提要”。也是凑巧，这个迟孙氏，曾于当年二月，到过直隶总督衙门控告。对于这种案件，“善良”的嘉庆皇帝怒不可遏，但“老辣”的那彦成竟完全没当回事。
他只是批令按察司（专门负责邢狱的省级衙门）转交河间府审办此案。官僚制低头走流程。你迟孙氏举报县级衙门不作为、乱作为，那总督府就批转府级衙门审办。而这就是流程。不要对官僚制抱有太多敌意。首先，因为它只认流程，所以难免不讲人性；其次，也因为它只认流程，所以效率最高。面对庞大而复杂的大清帝国，你根本找不到其他治理方式能与官僚制相提并论。
但问题是这个那彦成不长眼，完全没有汉人科举官僚为官水准。这家伙竟然如实汇报了。报告说，这个迟孙氏在二月份来我这报案了，我批给了按察司，按察司又批给了河间府，河间府还在工作、还没汇报。这个操作，彻底惹恼了善良的嘉庆皇帝。没收到汇报的时候，嘉庆皇帝只对宁津县的生气。收到汇报之后，嘉庆皇帝才真正领教到手底下的官员到底有多没人性。
嘉庆皇帝当即下旨，痛斥那彦成，甚至狠批那彦成为“因循疲玩”。简单解释就是拖延不干活加玩忽职守。而且，又批到“犯此四字，朕必不恕”。为什么嘉庆帝对“因循疲玩”如此深恶痛疾？嘉庆十八年，即公元1813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即天理教攻入紫禁城。而此次事件的主观原因就是大清各级官吏都在“因循疲玩”。天理教虽然各种闹，但各级各地的衙门统统“因循疲玩”，能不上报就不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