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沈阳守军有相当一部分算是“主动起义”的，但是，其最高指挥官第八兵团司令周福成，却拒绝了部下们的起义请求。决心起义的原东北军将领王理寰等人组织了“和平解放沈阳委员会”，并派代表劝说周福成领衔起义，然而这个出身东北军的将领却非常顽固，公然叫嚣还要焦土作战，代表们告诉他各部队已经接洽起义不再服从指挥，周福成狂怒反问“谁敢”？各军、师长们眼见他顽固不化，遂将其弄出司令部迁往一座银行大楼，以免周福成在期间起到破坏作用。
由于大部分守军已经放下武器，因此东野各部进展很快，11月1日上午，二纵6师16团一连长黄达宜，率领全连战士搜索前进到达那座银行大楼，发现楼内楼外聚集着大批扔了武器的蒋军官兵，就问他们最大的官在哪里，散兵们指了指楼上。当黄连长带兵冲上楼时，一个中等个头穿将军服的人走出来说：“我是周福成，我们正在和你们商量投诚事宜”。
黄连长又好气又好笑，都什么时候了还好意思说投诚，乃喝令周福成及手下全部缴械，按俘虏待遇排队押出大楼，这其实是按“投降”处理的。所以投降和投诚仅仅一字之差，在战场上有时候也是很难界定的，总体而言，在我军包围和武力压迫下，没有进行抵抗而主动放下武器的可以算为“投诚”，而在我军开始攻击后，因为打不过被迫放下武器的那叫“投降”。
在实际操作中，沈阳守军作战序列中原属东北军系统的第53军、新1军暂编第53师等部队，也是按“投诚”而非起义对待的，处理方式与长春的新7军相同，即部队开出城外在指定地区接受我军的改造和整编，反动军官被清洗掉，部分战士补入东野各纵，这绝不是起义部队的待遇。一直到40年后的1989年，有关部门才追认了上述部队的行动为“起义”。
而态度最顽固的青年军第207师，师长却不见了！原来戴朴中将眼见大势已去，已经丢下部队化装潜逃了，而207师各部没有接到任何命令，就都蹲在地堡和工事里继续顽抗。11月2日，东野出动一个独立师围歼了该师最精锐的第1旅第2团，部分蒋军官兵逃至苏家屯后，企图以假投降来掩护逃跑，结果被我军识破一网打尽。在东北野战军强大的军事和政治攻势下，青年军第207师其他部队不得不缴械投降，解放沈阳的战斗才彻底结束，期间共消灭蒋军一个兵团部、两个军部及7个师、3个骑兵旅134500余人。
在被消灭的敌人当中，绝大部分属于“投诚”，否则攻克如此一个大城市，东北野战军不可能在三天内取得迅速胜利。一小部分则属于“投降”，但是零星的抵抗已无意义，根本不是东野大军的对手。并且还要注意，投诚和投降以后的待遇那也是截然不同的，比如长春守军的最高指挥官郑洞国，即按“投诚”对待，即便是黄埔一期生、中将军衔的身份，也没有送到功德林关押。
退休的第一天是什么心情？
可下子盼到退休了，一块石头落了地我1958年8月未在"大跃进"火红的年代，是大跃进的号角把年仅15岁的孩子，吹进了工厂。1992年企业走进了困境，精简科室，大批人员进入富余大队。领导看我这个"老黄牛"还能出力，把我留用，独撑1个部门。1994年开始拖欠工资，1997年假破产，換汤不换药，1998年全面停产。
大批人员下岗，每月领取48元生活费，但不能按月发放。办公室停电停水，这好说。停暖气，室温仅6~7度，因欠供电供水公司几百万电费水费，殃及家属区，时常断电断水。我仍坚持上班。很多人自动离职，自谋出路。科级干部蹬"倒骑驴"，好多人站大道当力工，砸墙，刷墙，…。我给当时的劳动部写信，要求给58年参加工作，开不出资的严重困难企业，已40年工令的老职工，特殊政策允许退休。
信发出后"石沉大海"，没有回音。2000年我又写一信，仍然如此。2001年市里把我在企业列入帮扶对象，留守人员能开3~400元工资了。一直到2004年3月末我退休，工令长达46年。(2009年企业彻底破产，卖地皮抵债)。从1998年一直盼退休，可以说天天盼，月月盼，年年盼。终于盼到了退休的这一天。2004年4月1日正式退休了。
这一天的心情，就象一块石头落了地，卸掉沉重包袱一样，轻松多了，可以扬眉吐气了。把这好消息告诉了我朋友，他们也替我高兴，中午到小餐馆喝杯酒庆祝。他们说"那么困难的企业，你可下退了，退了就可领退休金了，这你就不用发愁了"。又经过24天的等待，在25号领到第一笔退休金，我真是喜出望外，虽然退休金仅400来块，月月开呀，维持最低吃喝还是有保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