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左宗棠要四次参劾郭嵩焘？
感谢邀请回答分析一下四次参劾第一次参劾 同治四年，太平军残部逃往广东。前江西巡抚孙长绂上折，奏请朝廷派统兵大员进驻广东，节制福建，广东，江西三省军队，统一指挥作战，以改变广东境内主客军各自为战的混乱局面。清廷下旨，令左宗棠统帅楚军驰赴广东，同时命他统一指挥闽赣两省前来追剿的部队。 左宗棠接到上谕后，结果太平军又逃往江西去了。
因此左宗棠上奏陈述军情，认为没有必要再入粤境指挥各军，并请朝廷收回对他的任命。 也就是在这份奏折里，左宗棠指责在收复镇平的战役中，由于粤军的失误，没有堵住镇平西路，致使残敌逃脱。而后粤军也没有派兵追剿，以致太平军得以进犯江西。原话是这么说的，“闽军穷追六昼夜，粤东竟无一骑一卒会剿也。” 左宗棠同时也提出自己的意见，办贼必先得人，用兵必先选将，否则恐两广兵事尚无已时。
批评当时广东督抚选用的大将不堪任其职。 更甚一步，左宗棠说，如能像李鸿章蒋益澧这样的人任督抚，何愁祸乱不平？ 这等于是在说广东督抚力不胜任，应该由更能胜任的人取而代之。 这是左宗棠对郭嵩焘的第一次参劾。第二次参劾同治四年九月 郭嵩焘上奏请开缺另简能员接任广东巡抚疏一折请辞广东巡抚，同时参劾两广总督瑞麟贻误军情，虚报军功。
由于当时太平军汪海洋部正在广东镇平，清廷害怕因为督抚不和影响剿贼大局，因此下诏令左宗棠对于督抚不和之事详加调查并如实回奏。 左宗棠因此上奏复陈广东军务贻误情形折，在奏折里主要陈述了如下几件事。批评粤将卓兴，方耀骄且惧。批评总督瑞麟纵容卓兴，方耀。同时，批评郭嵩焘对督抚不和之事处置不当，没有及时向朝廷奏报，而是委曲求全，最终贻误战机。
而且，左宗棠在奏折中没有回护老友郭嵩焘，反而直指郭嵩焘的缺点，称郭嵩焘勤恳笃实，廉谨有余，而应变之略非其所长。 因为左宗棠的回奏，朝廷最终明发谕旨将瑞麟，郭嵩焘严行申饬。这样一来，郭嵩焘挨批之事，变得朝野皆知。郭嵩焘认为左宗棠此事是落井下石，乘机倾陷，因此两人结怨。 第三次参劾 左宗棠为了尽快剿灭太平军残部，奏调湘军悍将鲍超的霆军(鲍超字春霆，所部称为霆军)来广东，因为广东方面不愿意为霆军筹粮，以致鲍超所部迟迟未到。
之前就是因为广东不愿意承担军饷，霆军娄云庆部没来广东，导致平远，镇平为太平军所占。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鉴于这种形式，左宗棠于同治五年初上陈明广兵事饷事折，揭露广东兵饷一事弊端，直接建议朝廷任命他的得力部下蒋益澧为广东巡抚，以期能收指臂之效。并在奏折上为蒋大说溢美之词，称其才气无双，见识高于自己数倍，如能调其督办广东军务兼粮饷，必对广东目前时局大有裨益。
当时，左宗棠是追剿大军的统帅，清廷最关注的是尽快剿灭太平军残部，所有事情都是以军务为先，因此，左宗棠的奏折是相当有份量的。最终，清廷还是采取了左的建议，下旨让蒋督办广东军务。 在郭嵩焘看来，左宗棠此举是排挤自己并最终让蒋取代自己。 同治五年五月，清廷下旨命郭嵩焘进京，另有任命，蒋益澧接替郭嵩焘出任广东巡抚。
郭嵩焘最终因为左宗棠的参劾卸任广东巡抚。第四次参劾第四次参劾其实是有争议的按郭嵩焘年谱里说描述，认为同治五年初左宗棠所上的(请仍檄高连陞带所部赴任片)是第四次参劾。在这个奏折里，左宗棠参劾总督瑞麟只想让高连陞一人去上任广东陆路提督，而不想让其带领所部军队去上任，并且不想承担高所部每月三万两军饷。这个奏折，虽然是参劾瑞麟，但作为巡抚，郭嵩焘不可避免地被波及到了。
湘阴名士郭立山与郭嵩焘是什么关系？
中国首位驻外（英国）公使，湘军创始人之一，和曾国藩，李鸿章，左宗堂关系甚密的晚清名臣郭嵩焘是郭立山的族叔。郭嵩焘族姪郭立山，字复初，号复斋。其书室名”复礼堂”。清同治九年（1870年）岀生于湖南湘阴县城。其文才独异，与郭耘桂（郭嵩焘之子）郭振镛（郭嵩焘之弟郭崑焘之孙）称誉为“湘阴后三郭”。他是晩清翰林，知名学者。
郭立山秉承家训，品端学邃，深受族叔郭嵩焘器重，使之就读于他的“思贤讲舍”，并分校其《周易集解纂疏》，凡经郭立山点校的无不叹服。后毕业于岳麓书院，文思愈健，王先谦对他的文章十分赏识，几疑为郭嵩焘所代作，当时他年仅18岁。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郭立山举于乡，越八年中癸卯（1903年）科进士。在殿试时，他的文光才采，拨萃出类，震惊座师和读卷大臣，廷宦显宿们都认为非状元莫属，终因卷中挖补一字被抑，乃授翰林院编修，任侍讲。
当时兴学之风颇盛，湖南巡抚陆元鼎特奏准郭立山任湖南中路师范学堂正监督（即校长）。（湖南中路师范学堂是现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的前身，徐特立，谢觉哉，杨昌济（杨开慧之父），李达等曾任教于此，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曾就读于此校。）数次躬亲往拜才赴任。后应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正监督即校长张享嘉聘往京师授经史，很受奕劻等当权人物所赏识。
时两湖总督张之洞十分仰慕郭立山学行，时有请教。曾与张之洞解其《猶轩语集》疑端数则，使张之洞更为敬佩。不久，吏部签奏郭立山督学滇南，张之洞奏止，当留京为国作大用。因此，慈禧太后特在勤政殿召见郭立山，询悉与她同庚，且仪表才华岀众，有意超拨重用。因郭立山对大权在握的奕劻无所奉献，乃仍以侍讲衔，记注简用。立山逐于翰林院历充国史馆协修，实录纂修等职。
居京八年，喜藏书籍，字画，文房四宝，余无长物。他不带眷属，虽酷暑严冬，必还家省母，但于权门显贵从不逢迎谒拜。辛亥革命后，清廷倾覆，他誓不再仕，而以遗臣自居。民国肇始，清史馆，礼制馆争相延聘为主纂时，拒不往就，且说：“亡国之臣，如何注笔，自同治，光绪以来，诸公卿皆美溢称名臣，然则负亡国之责者，又谁属？此史之所以难为”。
他坚定所谓“君子安贫”，宁愿授徒以自给，却拒受官聘，如：湖北师范大学，湖南高等师范，船山书院都要求他去主持，均坚辞不就。北洋军阀张作霖请他去教其子，修孔庙请他作碑记，送他五百两黄金，均予拒绝。其志节情操，不难理解。郭立山广额高準，口能容拳，手臂能反过脊背握其胸乳，以其异凡，人疑他必大贵，但他却不愿作官，潜心致力于经书学术研讨。
著有《三礼札记》，《郭复斋集》，《丧服表注》，《韩昌黎集注》，还写有《汉书》，《孟子》要略。此外，他尤长于“楚词”，独具见解，发凡起例，不剿成言，不张异说，精奥详瞻，启人深省。他的《离骚注解》一书，积稿盈尺，惜未及付榇。刘宗向在《盅园论文三集》中说：“清代古文家，自梅伯言后，首推郭复斋侍讲”。郭立山生平无疾言遽色，尝自谓怀才不时。
郭嵩焘为什么会成为清朝第一驻外公使？
我靠，谁想做这个啊，兄弟都是被逼的。因为这个时候，政府摊上大事了：马嘉理事件。1874年，英印、英缅当局为了一条建立从印度经缅甸通往中国内陆的贸易交通线，英印当局以有数名官员将越过滇缅边界来华旅游为名，委托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向总理衙门申领护照，并请威妥玛从在华英方官员中，选派精通中文、熟悉中国人情和了解英国对华政策的人赶赴云南，协助考察。
1874年7月29日，威妥玛照会总理衙门，已派使馆官员马嘉理，前往云南，迎接印度派来的英员并担任翻译。1875年1月，马嘉理到缅甸八莫与英方派出的官员柏郎会合后，向云南边境进发。2月21日，马嘉理在云南腾越地区蛮允被杀。这就是马嘉理事件。事件发生后，署理云贵总督岑毓英上奏的调查结果称，马嘉理是因与边民发生冲突，被边民所杀。
对于这样的结论，英国不认可，朝廷派湖广总督李瀚章、前侍郎薛焕赴云南会同岑毓英共审此案，11月份，二人先后抵达昆明。1876年4月，李瀚章、薛焕、岑毓英联名向朝廷上奏结案报告，称此案是参将李珍国所为，李是阻击行动的指挥者。威妥玛还是不接受这个调查结论，他认为李珍国是奉岑毓英之命行事，岑毓英则是奉旨行事，意即此事是清政府所为。
威妥玛抓住此事死死不放，并不是他有什么过硬的证据，从他私下与英国外交大臣德比的谈话可以看出，他也知道要查清这样的案子非常困难，他甚至感慨，如果不是中国官方毫不犹豫地承认了马嘉理遇害一事，英方可能一点办法都没有。威妥玛是借题发挥。1840年，英国用坚船利炮撞开了中国的大门，迫使中国五口通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逼迫中国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获得了诸多权益，包括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
但中国依然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外国公使们虽然驻进了北京城，但清政府却以种种理由不让他们按国际惯例和条约精神觐见皇帝和皇太后、递交国书，中国也不向邦交国派出常驻使节……忍清政府好久的威妥玛想要乘机和中国政府新账老账一起算。1875年8月，威妥玛向中方提出了包括遣使臣赴英道歉、遣使常驻英国在内的诸多要求，同时表示，中方如不同意，将撤馆断交，甚至进行军事打击。
在威妥玛的威逼之下，清廷被迫同意派员赴伦敦道歉并派出常驻英国公使。在当时，愿意同洋人打交道的士大夫本就寥寥无几，这种到洋鬼子的老家天天同夷人打交道的差事，官员们想都不敢想，何况还是去装孙子道歉哩，不是做二大爷哩，所以朝廷上下人人将出使英国视为危途。清政府瞄啊瞄啊，最后瞄上了郭嵩焘。郭哥当然可以找个借口不去，很多亲友也劝他辞谢使命，但郭嵩焘认为，洋人有什么可怕的，只要“循理”交往即可。
不得不说，郭哥错了，不是洋人可怕，而是国人可怕；不是洋人不讲理，而是，尔国人向来不讲理！哥哥你去不得呀！但这个哥哥有点二。他真去了还。1876年底，郭嵩焘从上海乘船赴英国，也因此成为了大清的第一驻外公使。问题是，清政府瞄啊瞄，为嘛就瞄准了他呢？当然与他此前对洋务处理得比较顺手有很大关系。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时，22岁的郭嵩焘也是小粉红，对英国人不远万里跑过来欺负我们很是愤慨，但当他明白英国人来中国的最初目的是通商谋利之后，开始以比较理性的眼光去观察对方。
他认为，洋人既然意在通商，就应以商道与之周旋，特别是在敌我实力有悬殊的情况下，更不可轻言动兵。在当时，绝大多数士人都是妥妥的爱国粉，不愿同洋人打交道，也看不起与洋人打交道的人。但在郭嵩焘看来，既然洋患已成，同洋人打交道已无可避免，一味逃避根本不可能，那就面对现实，寻求应对之策呗。他的应对之策乃是“循理”，也就是跟他们讲道理。
1864年，郭嵩焘在广州与荷兰使臣换约时，发现对方带来的只是抄录副本，“与互换之义未符”，果断指出了对方的错误，并要求对方按约定将原本和副本一起带到。通过此事，郭嵩焘更坚定了“以理处理洋务”的信心。1865年，英商按照《北京条约》的规定要求入潮州城，却遭到了潮州士民的阻止，朝廷令郭嵩焘妥善处理。郭嵩焘在指示潮州地方官与洋人约定入城小住避免事态恶化的同时，把潮州士绅召到省城，讲明英商入城既是条约的规定，也是圣旨的许可，令士绅们知晓了利害关系，使事情得以妥善解决。
郭嵩焘“循理”办理洋务的另一件事是从香港引渡太平天国森王侯管胜。天京陷落后，侯管胜潜逃香港，暗中给福建的太平军余部运送物资。郭嵩焘知道，如果以叛乱罪与港英当局交涉引渡侯管胜，按照政治犯不得引渡的西方惯例，肯定不能达到目的。郭嵩焘以多人控告侯管胜在公海抢劫为由，将侯管胜成功引渡回国。从上述事例可以看出，郭嵩焘是个比较熟悉洋务、愿意也敢于同洋人打交道的人。
如何看待近代中国首任驻外大使郭嵩焘？他的结局如何？
郭嵩焘（1818年—1891年），学名先杞，后改名嵩焘。字筠仙，湖南湘阴城西人。晚清官员，湘军创建者之一，中国首位驻外使节。曾国藩挚友。先后任职曾国藩幕。后经左宗棠举荐为两淮盐运使。后任广东巡抚，经军机大臣文祥举荐进入总理衙门（外交部），不久出任驻英公使，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节。1878年兼任驻法使臣，次年被迫辞职。
公元1891年病逝，终年73岁。在1876年，也就是满清光绪二年，六十岁的郭嵩焘以兵部侍郎（国防部副部长）身份 出使英国公使。成为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外使节。这位名声原本不错的士大夫是在满朝公卿的嘲讽中出使的。这次出使绝对是一次屈辱的出行，是因为云南的马加里事件，英国驻清公使威妥玛要求清廷官员前往伦敦道歉。
就在这种情况下，光绪以此为契机正式任命郭嵩焘为公使，才使得中国有了实际意义现代外交，但郭嵩焘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和谴责，有人一副对联讽刺郭嵩焘：“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只有李鸿章为他撑腰。满清官员的迂腐已经是几乎于无知。而且对他人的开明又多加嘲讽，自己是个傻子，偏偏认为别人是疯子。
郭嵩焘得到任命以后，对于出使是平静的，在他眼里看来，去观察一下洋人的船坚炮利，人文风土，也未尝不可。对于朝臣和仕林的讥讽他更没有放在心上、在于曾国藩的交往中，使得他能够以一种正常的心态去看待洋人。早在咸丰六年，郭嵩焘以翰林院编修（国家级秘书）的身份在京任职，得以经常出入南书房数次得到咸丰召见，草拟谕旨。
一时炙手可热，同僚与同乡问郭嵩焘见陛下如何，郭嵩焘说普通事尔，如此讲话让同僚哑然认为他太狂傲无知，恃才傲物。由于文祥举荐开始处理洋务。与西方人多有接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郭嵩焘才成为第一位大使。郭嵩焘得到委派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致信英国驻清公使威妥玛，咨询觐见英国女王礼仪如何处置，威妥玛非常礼貌的回信，与西方诸国一样，很显然威妥玛知道大清的官员见皇帝要下跪，如果大清的公使在英国女王面前下跪，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情啊。
显然这位天天把国际礼仪放在嘴边的英国 人，并没有平定看待满清的官员，用他自己话说，用中国的礼仪来觐见女王陛下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啊。1876年冬，郭嵩焘率副使刘锡鸿等随员三十多人启程赴英，在伦敦设立了使馆。（现在中国驻英使馆依旧是当年的）赴英途中。将一路所见所闻，对于西方国家颇多赞赏。写成文章寄回总理衙门（外交部），又是得到了朝廷和仕林的一片骂声，在郭嵩焘的湖南老家，民众居然攻击打砸郭嵩焘的府宅与家人，堂堂二品大员的家里居然遭到暴力袭击，郭嵩焘的家人向巡抚衙门报警，巡抚王文韶居然说，民心可用。
给予赞赏。可见大清官员的糊涂到了何等地步。而且王文韶属于颇为精明强干的官员。郭嵩焘觐见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二世的时候，面对女王从容不迫三鞠躬。威妥玛等人想看的一幕好戏没有上演，幸好来的是郭嵩焘，强烈的求知欲望。使他去查找当年蒲安臣使团的出使记录，才使得大清没有出丑。弱国无外交，在英国的郭嵩焘更加强烈的感觉到了这一点。
强烈的使命感，让六十岁他开始学习外语。这对于一个六十岁的老人是何其艰难，也说明，西方国家的先进与文明对他的思想意识又产生了何等强烈冲击。他冷静而客观地观察一切。看报纸，出访关看英国的工厂，学校。等等一切现代化的产物，当他得知。英国的官员月俸超过400英镑居然要交国税，更加使他感慨不已。觉得英国的强大绝非幸运。
他的体制与文化才是他强大的根本。郭嵩焘与守旧顽固的副使兼驻德公使刘锡鸿发生激烈的观念冲突，刘锡鸿给总理衙门的报告里攻击郭嵩焘。说在外面参观的时候，一个英国人把自己的大衣披在郭嵩焘的身上。蛮夷的衣服岂能穿在身上。巴西国王访英时，郭嵩焘应邀参加巴西使馆举行的茶会，巴西国王入场时，郭嵩焘随大家一同起立致敬。
刘锡鸿说大失国体之举，大国之邦焉能给小国致礼。刘锡鸿的攻击和国内大臣的不理解。使得郭嵩焘身心疲惫。但郭嵩焘仍出于保护华侨的考虑，上奏清廷，建议在华侨集中的地方设立馆舍，得到清廷同意，第二年，在新加坡、旧金山、横滨等地设立领事馆，以维护海外华侨的权益。光绪五年饱受攻击的郭嵩焘与继任公使曾纪泽（老友曾国藩之子）办理完交接事务后，黯然回国，称病回籍。
抵达长沙的时候，由于地方排斥洋人，大骂郭嵩焘“勾通洋人”尽管郭嵩焘钦差使臣的二品官衔还在，巡抚以下的地方官员都他避之不及。光绪十七年，郭嵩焘病逝，终年73岁。他去世后，朝廷发布上谕，由于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的书籍，颇受外界争议，所以不为其追赠谥号.李鸿章据理力争，也是无济于事，感叹到，若老师在（只曾国藩）定会给老友一个文襄的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