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民族文学形态，刘绍棠的乡土小说是如何展现民族风貌的？
刘绍棠自称是个“土著”作家，他的作品题材多以京东运河(北运河)一带农村生活为题材，其小说格调清新淳朴，笔调舒缓婉转，渗透着隽永含蓄的韵味。其在创作中主要通过以下2个方面展现了民族风貌：1、把富有地方色彩的北运河畔风俗俚习、人情世态注入到时代背景中，呈现出这个地区特定历史年代真实的民族图景；2、塑造了一系列具有民族性格的普通农民形象。
我将从这两方面出发，结合刘绍棠的作品回答问题。 刘绍棠01 把富有地方色彩的北运河畔风俗俚习、人情世态注入到时代背景中，呈现出这个地区特定历史年代真实的民族图景阅读刘绍棠的小说，读者仿佛去到了美丽的京东平原，那碧水荷叶般的十八里运河滩，那月光下的布谷鸟，都弥漫在乡村生活的浓郁氛围之中。他的小说以广阔的视野和敏锐的触角把上世纪三十年代故乡的社会生活写得历历如绘，浸染着更为浓郁的地方色彩。
如《蒲柳人家》描绘周檎和望日莲的爱情故事，民俗气就十分浓厚。儿童时代的周檎，头戴柳圈儿，斜挂两个柳枝串起的花环；望日莲穿着个肚兜儿，顶了一张荷叶，两个孩子堆个土堆为天地桌，插起三根艾蒿作香烧，以地梨代替子孙饽饽，划个方块作洞旁，天真无邪地玩“拜花堂”。这个儿童时代的游戏，通过孩子提问的方式，惟妙惟肖地表现出北方农村传统的结婚礼仪，把周檎和望日莲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爱情萌生刻画得活灵活现。
尤为精彩的是作品对望日莲于乞巧之夜拜月的描绘。天真的何满子听奶奶讲了七夕之夜牛郎织女相会的传说，夜间溜到葡萄架下，没有听到织女的哭声，却窥见了望日莲正给垂挂中天的月儿焚香叩拜，默默祝愿自己与心爱的人儿结成良缘。作者通过何满子的视角，把美丽的神话和人间的现实融合在一起，那充满抒情意味的笔调，从这古老风习的描绘中透露出受尽苦楚的望日莲对于幸福的强烈渴求，童年的何满子对生活的好奇感也跃然纸上。
还有《草莽》中写桑家班的卖艺生活，同样别具一格。在二百八十里的北运河水面上，民间艺人桑家班的白帆天船，时而沿岸停泊，绿树浓荫下玩一顿拳脚；时而赶奔蟠桃宫庙会，父子大战三十回合；特别是有时往返十二大渡口，上京下卫，水上卖艺，更描绘得栩栩如生，读后能使人产生对北方农村生活的美感。像这样真实地再现生活风貌，在他的作品中比比皆是。
诸如《蒲柳人家》中何大学问用“拴贼扣”把孙子拴在葡萄架立柱上引起的一场风波；《瓜棚柳巷》中柳叶眉于瓜香月夜与吴钩结拜师兄妹的友谊；《花街》中金瓜带着小丈夫摘杨芽、采柳叶，连吃带玩的生活情趣等都是十分精彩的。刘绍棠正是借助于富有地方色彩的北运河畔风俗俚习、人情世态的精心描绘，使读者从字里行间不仅听到北运河的流水声，呼吸到河畔瓜园的恬淡香味，饱览着北运河的秀丽风光，而且也体察到敦厚、质朴的蒲柳农家、瓜棚小户、花街长工、草莽艺人的欢乐和优伤，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希冀，对理想的追求，从而加深了作品的民族化特色，增强了艺术的感染力量。
作家给读者展现的生活画卷又决不是一幅“田家乐”。他不仅刻意描绘出动人的风景、风俗画，还总是把浓浓的时代光彩注入到民俗民情之中，从而使人物的音容笑貌、举止风度、心理状态，乃至于饮食服饰、结婚礼仪、求爱方式，甚至连农民生活中的悲和喜、爱和恨，都呈现出这个地区特定历史年代的真实面貌。作者选取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的社会生活作为背景，写的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时期。
他的作品虽然没有过多地描写当时农民痛苦生活，但从一些片断的文字中，仍可以揭示出民族危机和阶级压迫给普通农民带来的悲惨命运。他们苦不聊生，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如《蒲柳人家》中何大学问为主人赶的几百匹马被伪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没收，还差点送了命；《花街》中水警连阴天以催税为名，扣下了蓑嫂赖以谋生的一舱鱼等等，都从不同的侧面暴露出整个社会的黑暗现实。
《草莽》中高利贷者对农民的重利盘剥也是惊人的。地主放的“驴打滚儿”，出手十里抽一，一个月一打利。每到月头，他们骑着小叫驴，肩背钱搭子，走村串户，点名逼债，尤如勾魂索命。农民典妻当子，也得偿还利钱。无怪乎连十三岁的女孩子陶红杏都喊出了“屈死不告状，穷死不借钱”的民谣，真是令人心酸。命运最悲惨的还要数运河滩的妇女，在穷困不能度日的情况下，她们则要承担最大的痛苦和牺牲。
如《花街》所描写的那样，她们长到十三四，就要卖的卖，嫁的嫁，不是卖给过往行船的老客，就是嫁到运河滩的外村。尤为可恨的是，罪恶的娼妓制度甚至毒害到北运河的水面上，《草莽》中的所谓“花船”官称水妓，是北运河特有的产物。这些女子，大部分是农家出身，因贫困无奈，或受骗上当，被典卖到船上。更有甚者，花船妓女大多是春来冬去，开河上船，封河回家，如扛长工一般，过着非人的生活。
在这里，刘绍棠写下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富于地方色彩的，然而又无不打上了民族、时代和社会的烙印。如此，作者就使京东北运河地区动人的风俗画带有较为深广的社会内容和时代气息，为作品中的人物造成了一种典型而又独特的环境，一个便于人物活动其间的氛围和舞台。02 塑造了一系列具有民族性格的普通农民形象“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写农妇穿的无袖长衫，而在表现民族精神本身。
”（果戈理语）刘绍棠不仅写出了美丽的运河风光，而且通过民族化的生活环境，塑造了民族化的人物性格，讴歌了感人肺腑的劳动人民的人情美和道德美。他笔下的人物表现了民族精神，使读者从这些普通农民身上看到了中华民族的高尚品德和斗争精神。《蒲柳人家》中的一丈青大娘虽年过半百，但有胆有识，豪气逼人。作品一开头就以她河边怒斥纤夫的故事情节，凸现出这个人物具有传奇色彩的性格特征。
她看不惯纤夫赤身露体，便大声呵斥让他们都穿上裤子，不能腌攒了大姑娘小媳妇的眼睛。她语言锋利，敢作敢为，行走如风，力大无比，“咯吧”一声，便能折断河柳，挥舞着赶纤夫下河，并且不依不饶，骂不住声。作者对一丈青大娘的刻画，没有仅仅局限于她的正直泼辣、嫉恶如仇的外在性格，从她身上，还可以见到中国古代农民英雄那种舍己救人、慷慨大方、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传统美德。
她不顾生命危险，从弹坑里把邻居家的童养媳望日莲扒出来的举动，看到望日莲遭受毒打敢于冒险援救的行为，以及为了能使望日莲跳出火海，心甘情愿陪一笔嫁妆认她为义女，并竭力成全她的婚姻的热肠，都是一般人所不能做到的。由于人物外在行动和内在品质的统一，因而使得一丈青大娘的性格闪现出动人的光辉。这种光辉体现的中国农民的美好心灵和凛然正气，与我国历史上农民英雄那种爱僧分明的品格也是一脉相承的。
与一丈青大娘一样，《草莽》中的桑铁瓮父子也是具有这种英雄传奇色彩的动人形象。他们武艺高强，品格高尚，行动规矩，堂堂正正，虽闯荡江湖，却从不拈花惹草。所不同的是，作者对一丈青大娘重在突出她的“情”，而对桑家父子，则着力刻画出民间艺人那种“受人一饭之恩，当以万石相报”的义气。花船上的月圆姑娘在沦落风尘之前，曾于鹅毛大雪之际，把讨得的饭食煮热，给了被困于破庙里的桑家父子。
当他们知道恩人受骗被典卖到花船之后，桑铁瓮想尽办法凑齐了月圆姑娘的赎身钱，把她从苦海中救了出来。作品把桑家父子的讲究义气、知恩必报的性格特征刻画得栩栩如生，富有诱人的艺术魅力。桑家父子的这种传奇式的侠义举动，放在特定时代、典型环境的背景之下，就不单纯表现出知恩必报的江湖义气，更多的成分是出于对穷苦人们苦难命运的同情，出于对黑暗邪恶势力的愤恨，因而更能反映出民族性格的传统美德，更具有中国农民的本质特征。
在黑暗的旧社会，底层人民深受剥削和压迫，但苦难的生活，扑灭不了他们精神上的火花，阻挡不住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花街》中的蓑嫂，就是具有这种品德的劳动妇女形象。她带女逃难，和长工叶三车邂逅相遇结成夫妻，她那勤劳的双手，把家务操持得满满当当。蓑嫂前夫的突然出现，叶三车的再娶，使她泯灭了破镜重圆的希望，但她没有失去对生活的追求。
叶三车自卖身到门头沟，她挑起了繁重的生活担子。她待伏天儿如亲生子，供他上学，盼望鸡窝里出凤凰。受到税警的欺凌，她强咽泪水，等待叶三车回来唱一出“打渔杀家”。但她始终挣不脱黑暗社会的罗网，最终只能怀揣剪刀，以死相拼。蓑嫂是中国千千万万劳动妇女中的一员，她的生活步履，体现了那种为求得生存而苦斗，为盼望运转而忍耐的精神。
文学艺术的民族性，就是民族特性的烙印，民族精神和民族生活的标记。刘绍棠匠心独运，把传统的民族性格熔铸到他所塑造的人物形象身上，具有感人肺腑的力量。这种民族性格，是我们古老祖国的生命力，是我们伟大民族迭遭侵凌而不屈的根基，也是我们不折不挠、克敌制胜的源泉。当然，在人物塑造上，刘绍棠作品中的人物似乎有雷同重复之感，有不少性格相类以及命运相近的人物。
他笔下的一大批北方普通农民形象，由于生活在同一的社会环境中，因而必然具有某些共同的民族性格。但由于人物本身的经历不同，因而又各自显现出鲜明的个性。作者正是在各类人物复杂多样的联系中，把握住其最本质的特征，求其同，写其异。如同样是泼辣彪悍，农家妇女一丈青大娘有心软性善的一面；而行伍出身的武大师姐却显得心急手快。
同样是对孙子的爱，一丈青大娘是那种带有母性的溺爱，半天不见面就如丢了魂儿；而武大师姐则一心想叫孙子顶天立地，整天教练枪棒。同样是侠骨义肠、肝胆相照，何大学问显得慷慨豁达、胸怀博大柳罐斗显得深沉凝重，含而不露吉老秤则是粗犷简单、义侠血性。同样是满口前清遗老遗少的酸臭，老拔贡做的是皇上重登龙庭的美梦，酸味浓些老秀才训弟子开口“子曰诗云”，酸味淡些。
也同样是大胆率真而又带有野性，柳叶眉如一汉清泉，诚实纯净花三春则花言巧语，狡黠油滑。类似这样的人物对比，作品中还有不少。总而言之，从他的作品中，能强烈地感受到他对家乡的农民和一草一木都有着刻骨铭心的爱，他把对故乡的深切思念溶解在普通农民的美丽心灵里和清新自然的生活图画中。这种坚实的生活功底和对故乡的深厚感情，以及他的较高的文学素养，使他奏出一曲大运河的赞歌，使他的乡土小说呈现出鲜明的民族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