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朝为什么不鼓励国人海外开拓？
中国古代的人没有商品经济意识，普遍推崇以农为本，把种地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而种地是需要人的，所以，中国历代的封建王朝都会想办法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禁止农民自由流动，不让他们成为“流民”。封建统治者们认为，没有“流民”的社会就是最安定的了。另外，中国古代长期都是按照人头来收税的，也就是所谓的“丁税”、“口赋”。
另外，还长期保持着徭役制度，也就是让农民无偿地为国家劳动。所有的这些都需要农村人口稳定，没有大量的流失。如果一个地方的农民都跑到海外去了，那么这里的税收和徭役就都无从谈起了，所以封建统治者才会想办法禁止百姓出海。清朝从康熙年间开始实行“摊丁入亩”，人头税被取消了，徭役制度也废除了。按说应该放松控制，允许人民自由流动了。
但是，清王朝从维护封建统治的角度出发，搞闭关锁国政策，严格控制中外交流，还是不允许百姓出境。直到鸦片战争之后，这一限制才被逐步取消，国人才得以出洋。总之，古代的中国严格限制人民出海，是传统农业社会价值观造成的一种习惯。不仅仅是明朝和清朝这样做，即便是号称最为开放的唐朝，你想随便出海那也是办不到的。著名的鉴真大师想要东渡日本传播佛法，结果官府不批准，他还得想办法偷渡，再加上天气不好，先后六次东渡才最终成功。
面对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东西方为何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
循迹·用文化给生活另一种可能作者：熊掌1559年，兹扰明朝东南沿海数十年的巨盗王直在杭州被斩首。几乎就是在同一年，一位叫弗朗西斯·德雷克的伦敦青年驾驶着一艘单桅帆船开始了自己的首次航海之旅，他将在后来成为整个西方世界最著名的海盗之一。和最终落下骂名的“大盗”王直不同，弗朗西斯·德雷克是英国最有名的英雄之一，有一首民谣唱道：“当英格兰面临危险，听船舱中德雷克的鼓声响起，那是沉睡在吊网里的老船长回来了，他会和敌人浴血奋战，一如往昔”。
◎ 弗朗西斯·德雷克的铜像这两个东西方著名的大海盗看似并无任何交集，其实两者的人生经历都跟某个“宝藏”联系在一起。这个“宝藏”就是让无数商人、水手和浪人为之疯狂的远东贸易网络。王直最早其实并不出名，只是东南沿海无数靠走私“讨生活”的小商人中不起眼的一个，直到加入到同乡许栋、李光头海商集团里，王直才走上了发达之路。
许栋、李光头集团是当时东南沿海实力最强、船只和人员最多的海上走私集团。在东南沿海，海上走私活动一直处在剿而不灭的状态。但从明朝中期开始，走私的规模和参与人数急剧扩大，并诞生出许栋这样富可敌国的大商人，这是因为新的玩家葡萄牙人开始加入到远东贸易中。无视明朝政府对日贸易禁令的葡萄牙人，和明朝、日本的走私商人联合起来，大作走私生意，用石见银山出产的白银换取中国出产的生丝、绸缎、红绳、、清漆、瓷器等卖回日本，以获取巨额利润。
这种简单直接的走私活动比起过去用日本的刀剑、手工品换取东南亚苏木、胡椒，再用苏木、胡椒换取中国生丝等货物的三方贸易更节省时间，利润更丰厚。由于有了葡萄牙人这个有本事、有经验的中间商协助，中日两国的走私集团都疾速壮大起来。葡萄牙和走私者的主要贸易中转地在宁波附近的双屿岛。◎ 德雷克的环球探险 (1577-1580年)根据旅行家门德斯·平托描述，双屿有葡萄牙人1200人，其他国家的基督徒1800人，设有葡萄牙市长、法官、文书和办事员等，每年交易的白银超过三百万两，几乎每个加入到双屿贸易的人财产都能迅速增长三到四倍。
这样的发财良机不但吸引了许栋、李光头、王直这样胆大的违法之徒参加进来，甚至还引起了远在欧洲的英国人和荷兰人的垂涎。由于葡萄牙人实行了严格的保密制度，新教徒们并不清楚东亚贸易的内情，在他们想象中，日本是一个土地里能生出黄金的国度，葡萄牙人用日本生产的黄金去购买泉州的胡椒和宝石，然后整船的运回到欧洲。为了从葡萄牙手中夺取东方（包括印度）的贸易主导权，英国人从16世纪初开始就坚持不懈的派遣探险家寻找抵达东方的道路。
◎ 德雷克的环球航行路线图，航行的目的是为了找到通向东方的航路 弗朗西斯·德雷克就是寻找东方的探险家中的一员。虽然在现代人们提到德雷克就把他当作海盗的样板，其实德雷克那几次著名的掠夺远航的首要目的并不是劫掠财富，而是寻找通向新大陆和东方的商路，从而利用贸易活动分享葡萄牙和西班牙人的财富。在1577到1580年的英国人首次环球航行中，德雷克的船队因为洋流的缘故漂流到了印度尼西亚群岛。
如果他们在今天加州海岸附近开始自己横渡太平洋的旅程，或许就能顺流直达日本。如果是这样，英国人干预东亚贸易的时间会提前几十年。德雷克或许是英国无数探险家中最幸运的一个，他不但达成了环球航行，还在旅途中夺取了西班牙的巨额财宝。但和其他的探险家们一样，他也带回了关于海外世界的种种信息。◎ 德雷克的座舰“金鹿”号当代复制品英国人此后逐渐掌握了从朴茨茅斯出发抵达北美东海岸的最便捷航路，以及从西非塞拉利昂出发进入印度洋的道路。
在德雷克第一次到达远东20多年后，一艘搭载英国水手的荷兰商船漂流到日本海岸，英国人从此开始介入远东贸易。当英国和荷兰千方百计想要在远东贸易宝藏里分一杯羹的时候，原本应该作为远东国际贸易主导者的明朝政府却在为日渐繁荣的走私贸易烦恼不已。在明朝看来，无视“片板不可下海”的海禁令的不法之徒、倭寇以及凶暴的“佛郎机夷”（明朝对葡萄牙人的称呼）聚集在东南门户宁波附近，是对明朝海防的巨大威胁。
◎ 王直袭扰路线图1547年，以刚正廉洁闻名的官员朱纨上任浙江巡抚。浙江巡抚一职原本就是为了防备倭寇。但浙江沿海负责海防的文武官员早就被走私商们贿赂了个遍，这也说明中期的倭寇显然和百年之前只知道打家劫舍的强盗不同，他们活动的重心是中日之间的走私生意，为此走私商人们还主动向浙江官吏们付出一定报酬。金钱贿赂对朱纨没有效果，因为这位以正直出名的官员原本就是被嘉靖皇帝派来解决拖延许久的浙江倭寇问题的。
为此，皇帝特别敕命朱纨统一掌管浙江和福建两处海防军队和船只，务求将浙江沿海的走私活动彻底粉碎。朱纨上任第二年就部署军队对双屿岛展开进攻，将这个东亚贸易枢纽破坏殆尽，走私集团头目李光头和许栋先后被捕处死。王直等残部和葡萄牙商人则逃往南方，随即开始了对东南海岸的烧杀行动。数年后，葡萄牙官方以约束本国商人的烧杀行为为条件，被许可在澳门租住房屋、建设码头以及和明朝进行合法贸易。
自然，这样的贸易规模非常有限且处在明朝政府的严厉管束下。王直等中日走私商人只能另觅谋生之道，他们在日本的五岛设立根据地，继续在东南沿海大搞走私贸易。明朝政府虽然花大力巩固海防，却始终无法根绝这种走私活动。 ◎ 中日走私贸易处于明朝沿海官员的庇护下 出于无奈，浙江官吏们最后只能采取招抚手段，许诺王直如果能够主动擒拿其他走私商到案，就可以批准中日之间的民间贸易。
王直积极响应浙江官员们的招抚，主动擒杀了几个名气稍逊的走私头目，在讨好浙江官府的同时确立了自己在中日走私贸易上的垄断地位。就这样，在浙江方面的默许下，王直在定海附近的沥港重建了中日民间贸易基地，中日葡民间贸易从不合法走向了半合法，从而规模进一步扩大。◎ 日本长崎县的王直铜像1553年，明朝中央获得情报，王直等走私商人在沥港重新集结，走私活动比过去更加猖獗，于是再次派总兵俞大猷等进攻沥港，将王直驱逐出浙江沿海。
被官府夺去了生计，走投无路的走私商人们联合起来，对明朝东南沿海进行大规模劫掠。入侵的规模远远超过了一般的海盗骚扰，史称“连舰数百，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 电影中的王直形象王直第二次被驱逐以后的几年是明朝倭寇之乱最凶猛的一段时期，沿海走私集团的武装几乎洗劫了浙江全境。这样大规模的暴力行动除了有对捣毁其贸易据点的明朝官府的报复意味，目的还是为了震慑官兵，以便继续其走私事业。
由于倭寇活动愈演愈烈，甚至发生小股倭寇流窜至南京城下，辗转杀伤数千人的恶性事件，明朝政府不得不屡次更换东南海防的负责人，而后来陆续上任的东南海防大员们开始尝试着和日本方面进行接触，并试图劝王直归降明朝。1555年，新上任的总督东南军务胡宗宪派出特使前往日本和王直接触，提出只要王直归降，就开放中日民间通商，王直对此非常高兴，不但一口应承投降之事，还给胡宗宪的特使引见了几个日本海盗出发地的大名，商谈一旦招抚成立，就全面禁止日本人的海盗行动，展开正常的中日通商。
1557年11月，按照约定，王直率领千余亲信来到浙江向胡宗宪投降，但不久之后就遭到明朝政府逮捕，两年后在杭州被斩首。胡宗宪计擒王直后，又用同样手段逮捕并处死了海盗徐海、陈东等，又陆续消灭了浙江的其他海盗。但王直等人的残部仍然在福建和广东沿岸骚扰，后经戚继光、俞大猷等武将的浴血奋战，终于将沿海的倭寇全部肃清。
◎ 为了减少倭寇活动，隆庆皇帝决定有限度解除实行了二百多年的海禁政策 1567年，为了避免沿海居民继续铤而走险下海进行走私活动，明朝终于决定有限度解除实行了二百多年的海禁政策，将福建的月港指定为中国人参与海外贸易的唯一港口。出海贸易的船只限定为110艘次，出航时间，前去贸易的国家和贩运货物的种类，均进行了严格规定。
一旦被查出船只搭载的人员、货物与发放船引不符，就有可能被判处“通番”罪。尽管明朝只在最低程度上开放了民间贸易，却引发了史无前例的中国出海热潮，许多中国人搭船离开故土，前往西班牙控制的吕宋、葡萄牙控制下的巴达维亚和马六甲讨生活。在1680年，7000人口的巴达维亚城里华人的数量就超过3000人。根据泰国王室收取的针对华人的“系手税”金额推断，在18世纪初泰国有超过10万华人居住，差不多同时期，西班牙控制的马尼拉也有超过10000名华人居住。
华人通过勤劳和精明在明朝开关以后的一百年时间里在东南亚扎下了根，并成为当地社会不可或缺的经济力量。当德雷克的后代们在17世纪扣开东南亚的大门，加入到东方贸易中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一个不断进取、充满活力的东南亚华人社会。和王直这样在帝国体制边缘讨生活的天朝子民不同，德雷克从第一次出海就被官方赋予了合法身份。
给予他合法掠夺西班牙宝船权力的，是一种古代中国人很陌生的叫做“战争私掠权”的东西。古代欧洲国家和拥有绝对资源优势的中国不同，没有能够建立一支强大常备舰队的资金，想要打击对方的海上航运和军事运输，就只能依靠个人武装起来的私掠船。从近代国家尚未成型的中世纪开始，私掠船就被当成唯一可靠的海上武装被各国加以运用。
中国历史上很难看到国家给个人发放战争私掠权的例子，反倒是出现过将一些个人武装收编成为国家常备军的例子。而在欧洲，个人或是团体的武装船队代替国家进行私掠是重要的战争手段。而水手众多、民风彪悍的英国尤为擅长此道。 ◎ 由私掠船组成的英国舰队正在攻击西班牙无敌舰队 作为英国众多私掠团队中的一支，德雷克主要的活动场地在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
正如前文所说，除了劫夺西班牙货运船和运宝船之外，德雷克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搜集情报。16世纪的英国对新大陆的了解极为有限。关于北美东海岸的知识是探险家们一次次的远洋冒险经历积累而来的。◎ 1591年的弗朗西斯·德雷克1572年，德雷克在自己的首次美洲远征过程中穿越巴拿马地峡就是这样的地理探险。通过德雷克一样的私掠船主和探险家，英国人才可能获知新大陆的风向、洋流、气候和物产等相关信息。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大规模的美洲殖民活动。◎ 德雷克的座舰“金鹿”号毋庸置疑，德雷克当海盗的水平的也是出类拔萃的，在1587年奇袭西班牙军港加的斯的战斗中，德雷克率领的英国舰队至少摧毁了25艘在建的西班牙战舰，焚毁了大批造船用的木材，使得筹备中的无敌舰队实力大受损失。如果没有德雷克的这次大胆突袭，在一年之后的无敌舰队北伐之战中，英国舰队还会遭受更严重的打击。
如果明朝政府能够网开一面，王直能够成为中国的德雷克吗？至少在后来的历史中，我们看到明朝政府有过一个身世经历和德雷克极为相似的人物。这就是靠经营中日走私生意壮大、后来又投靠明朝成为水师将领的郑芝龙。但郑芝龙的处境仍然和德雷克有所区别。在担任明朝海防负责人的同时，郑芝龙还在暗中从事明朝所禁止的中日、中荷走私贸易，官军的身份不过为其走私贸易提供一层掩护。
这种半官半匪的立场，也注定郑芝龙在紧要关头难以保持对明朝的忠诚。他并没有成为中国的德雷克，而是在明清易代之时做了政治的投机客。其实，无论是王直还是郑芝龙，都注定不可能为明朝起到德雷克那样的作用。这并非是由于王直等人天性凶暴、不可信任，而是东西方海洋战略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 ◎ 在东亚国家看来，海上贸易带来的好处微不足道 对于许多西方国家来说，封建政治的约束让中央政府不能高度汲取地方资源，政府的财源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国际间的贸易。
私人的海盗行为可以打击敌国海上贸易，私人进行的探险活动能为国家开辟新的殖民地和贸易市场，个人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在探险和海盗这个方面达成了高度统一。“利用海洋获取最大程度的经济利益”是大航海时代西方国家海洋战略的核心。如果说对西方国家来说海洋是经济性的，那么对于东方的儒教国家来说，海洋则是政治性的。海洋对士大夫/儒家化的武士/两班来说有两重作用：一是宣威，使者们远渡重洋，展示人君独一无二的天下共主地位；二是隔离，利用波涛汹涌阻隔华夷往来，维护“中华”道德礼教的优势。
不止是明朝，其他受到儒学影响的国家也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在政权稳定后实行禁海。这其中不乏曾经受到过外国很大益处的政权。曾经退避到越南南方一岛的阮氏政权在得到法国传教士的船只和火枪援助后打败北方西山政权，完成越南统一。但仅十余年后阮氏政权就做出驱逐天主教、全面禁海的决定。可见海禁政策并非只有明朝一家采用。事实上，除了孤悬海上、以贸易立国的岛国琉球之外，东亚诸国大都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
东亚国家对海禁的热衷可以找到经济学方面的解释。实行编户齐民的大陆型国家的财政基础是田赋、人头税和劳役，关税对财政的贡献很少。如日本在实行海禁政策后规定，只有荷兰人和中国人能前来日本贸易，每年贸易总额不超过一万贯白银，这个数额只相当于日本全年商业贸易总额的百分之一。明朝在隆庆开关之后，每年收入的关税白银不足三万两，并不足以称作是明朝重要的财政收入。
关税占国家财政收入比例如此之低，导致东亚各国在实行海禁时并没有太多财政上的担忧。◎ 海盗的个人利益和国家的利益完美结合是欧洲各国走向海洋强国的原因之一，图为1581年4月，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亲自登船赐德雷克皇家爵士头衔。 对于明朝来说，开放民间海上贸易、尤其是和日本的民间贸易还有特殊阻碍。明初朱元璋大力肃清文武重臣的时候，将“勾结倭寇谋逆”作为一项罪名屡次运用。
其实就连当时的人也明白这是一条莫须有罪名。当时的倭寇多半是因日本战乱而出海为寇的沿海居民，既没有野心也没有实力颠覆明朝政权。可是朱元璋一心将“通番谋逆”罪名安在被罪之臣头上，断成铁案。这样一来，日本就莫名其妙的成了海外麻烦来源地，有明一朝在跟日本进行朝贡往来时都倍加小心，开放民间贸易更是成为禁忌。但17至18世纪的东亚国际贸易很难脱离日本这个伙伴国。
在西班牙的美洲白银暂时陷入低产期后，日本是东亚贸易中唯一的贵金属输出国。直到18世纪末美洲白银产量再次增加，填补了东亚的贵金属货币真空，日本才逐渐从东亚贸易舞台上隐退。而在16和17世纪，明朝政府只要允许民间出海贸易，就必然避不开和日本的贸易往来。对于王直们来说这恰恰是最大的矛盾之处。王直宣称他愿意为国效力，提供经费，平靖海疆。
但国家的战略利益指向却恰好和他相对立。如果王直想要赚大钱，就注定要违反明朝的“不许和日本贸易”的海禁政策，如果王直们安分守己的爱国，那么他们毕生投入的东亚国际贸易事业最终难免化为泡影。因此，王直和郑芝龙们注定不可能成为为国家开拓海洋世界的德雷克，而只能成为在义与利之间辗转求生的“两面人”。（END）。
朱纨抗击倭寇是大好事，为何明朝的沿海百姓却深恶痛绝？
老衲侃春秋现在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历史，讲述历史，解读历史”在明朝建国初期，实行的是全面禁海政策，朱元璋曾连续七次申令禁海。朝廷当时出台禁海政策，没有考虑由此断绝了许多自唐朝以来，整个海陆贸易产业链中大量相关从业人员的生计，这里头有从事渔业的、有手工业者、有造船业者、还有从事正常贸易的人员。他们的生活没有了着落，只有参加到走私集团或者海盗集团中去谋生。
尽管朝廷对从事海上走私的人实施严酷的律法惩处，但是在海上贸易巨大利益的驱动下，海外走私贸易不但没有禁止住，还由此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状态。即海禁愈烈，番货价格越高，犯禁出海的船只越多的局面。尤其以闽浙沿海地区最为猖獗。这种走私行为都是私底下的交易，所以对双方来说安全都没有保障。1547年，因浙江余姚的大族谢氏，他屡次拖欠海商们进口商品的货款，当海商问他索要货款时，他耍起无赖来，并扬言要报官。
那些从事走私的海商本身就干的冒险生意，岂能被你一个大财主吓唬住？于是这些海商们纠集了一群党徒与葡萄牙人在夜里找上门，最终酿成一桩骇人听闻的灭门惨案。惨案发生后，为了引起朝廷的重视，地方官以倭寇来袭之名上报了朝廷。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时任右副都御史的朱纨，奉旨出任浙江巡抚整顿东南海防。初到闽浙，朱纨很快发现，所谓的“倭寇”其实并非明朝初年那样的日本海盗。
除了极少数被中国人雇来武装押运的日本浪人外，绝大多数都是闽浙沿海靠海外贸易求生的中国人。发现这个情况以后，他并没有向朝廷上报实情，依然按照以前的思路来进行“抗倭”部署。东海舟山的双屿港是当时亚洲最大的海上走私贸易基地，被日本学者藤田丰八称为“十六世纪之上海”。朱纨就把首先要打击的目标选在了这里。1548年，经过一年多准备的朱纨正式下达了出兵双屿港的命令。
为了不走漏消息，达到突袭效果，他不用浙江水师作为剿杀主力，从福建地区调来了指派都司卢镗、海道副使魏一恭等，率战船380艘、兵6000余进击双屿港。明军从海门卫下海，在九山洋击溃了赶来阻挡的海商武装，最终攻克走私集团的大本营双屿港。擒海商头目李光头、许六、姚大等96人，焚艇35艘、舰42艘。朱纨本想让福建水师部队继续镇守双屿港，防止海商集团卷土重来。
但是福建人以当地地势险要，又孤悬大陆为理由，拒绝停留。但朱纨对浙江籍部队又不放心，怕他们阳奉阴违，和走私集团相互勾结。于是索性下令士兵用木头和石块阻塞填埋港口。一度曾经是亚洲东部最繁华国际型自由港的双屿港，就这样被活生生的摧毁，之后再也无法恢复。朱纨为防止夜长梦多，也为了震慑地方势力，自己下令将在双屿岛俘获的海盗海商集团李光头等96人，全部斩杀。
被捣毁的这些海上走私港口，是闽浙地区海上走私贸易活动的枢纽，是走私品从海上走私商手中转到陆上私商进入大陆市场的中转站。双屿港等走私贸易港被攻破，陆上的私商就无法从海上走私集团手中获得走私品，同时国内市场的产品也无法走私到国外。彻底断绝了海上的走私贸易，使地主豪绅失去了海上走私贸易的巨大利润，他们由此对朱纨是恨之入骨。
怨声载道的地方大族们，利用自身在中央朝廷的影响力来对朱纨施压，朝廷上多位大臣先后对其发难，诬称朱纨捕获的许多海盗是良民，说他阻止了正常的对外贸易。御史陈九德弹劾朱纨在地方上擅自杀伐。“其后诸贼已擒，又不分番民首从，擅自行诛，使无辜并为鱼肉，诚如九德所言者，纨既身负大罪，反腾疏告捷，而镗，乔复相与佐之，法相首论其冒功”。
朱纨听说后十分激愤，上书争辩，并且发出感叹：“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犹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地方豪强）尤难。”嘉靖皇帝派遣兵科给事中杜汝桢和福建巡按御史陈宗夔前往调查，杜陈二人到地方后，与闽浙豪门相互勾结，歪曲事实否定朱纨的功绩，支持陈九德的奏章。负责复核的兵部三法司在闽浙豪门的运作下，认可了以上的调查结果。
同年十月明世宗下令逮捕朱纨，并且将卢镗，柯乔处死。朱纨在苏州闻讯后，慷慨流涕，表示：“我贫且病，又负气，肯定不能忍受审讯之辱。即使皇上不要我死，福建、浙江那些参与海上走私的人，也必将致我于死地。横竖是死，我宁可自己了断，也不愿死在他人手里。” 于是，在兵部审讯官到来之前，仰药而死。结语：作为一个朝廷命官，朱纨的能力、人品、作风基本上都是无可挑剔的。
他的不幸在于站在旧时代的立场上，对抗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新趋势。当大航海时代来临时，世界各地的距离突然拉近了。互相的交流和贸易的往来已经成了大趋势。对于这种趋势，是封禁还是疏导，如何进行有效管理，且做到合乎实情，这的确是一个急需解决的大问题。谈到这里，使人想起《史记》中记载的大禹治水的故事。禹的父亲鲧治水治了九年，他是用围堵的办法来治理的，但大水没地方排泄，所以失败了。
舜于是革去了鲧的职务，将他流放到羽山，后来鲧就死在那里。舜又启用他儿子禹来治理水患，禹根据山川地理情况， 该疏通的疏通，该平整的平整，使得大量的地方变成肥沃的土地。在他的手下，咆哮的河水失去了往日的凶恶，驯驯服服地平缓地向东流去，昔日被水淹没的山陵露出了峥嵘，农田变成了米粮仓，人民又能筑室而居，过上幸福富足的生活。
但是当时的朝廷，没有很好地解决好朝廷的集中管控与地方上的实际需求这个矛盾， 就这样，朱纨成了中央与地方矛盾对抗的牺牲品。虽然他是尽心尽力，尽职尽责了，最后却牺牲了自己的性命，这实在是一个时代的悲剧。被抓住的海盗海商处理掉了，但在双屿港遭到打击的葡萄牙人，他们回到广东沿海，通过一系列贿赂耍赖等手段，竟然取得了在澳门岛的实际居住权，从此一直待到上世纪末，多达400余年的时间。
1567年隆庆帝登基，他意识到像以前那样的硬是封禁，还不如疏导效果好，决定推行新政，诏令开放大明海关，于是开发福建漳州的月港，从此月港成为明朝唯一合法的海上贸易始发港。从此，不仅有大量白银收入到了大明王朝的府库之中，一度凶险的倭寇之乱，也自然而然的趋于平静。这是否是疏导的成果？朝廷的麻烦解除了，利润也来了。
但是为严格执行朝廷政策的朱纨，却白白成了牺牲品，他已经被朝廷忘记。如果朱纨地下有知，看到后来月港的繁华，不知道会作何感想呢？参考资料：《明史·卷二百五·列传第九十三》清·张廷玉《海禁抑商与嘉靖倭乱——明代浙江私人海外贸易的兴衰》王慕民《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晁中辰 老衲侃春秋严正声明：原创作品，禁止非法转载！。
明朝“抗倭”名将朱纨防卫东南抵抗倭寇，为何最后愤而自杀？
朱纨，乃明朝嘉靖时期的官员，进士出身，文武双全。今江苏苏州人。做文臣官至右副都御史，搁现在那也是省部级实权大员。做武将任提督闽浙海防军务，那也是兵团级的海军将领。朱纨可以说是寒门出的贵子，因家庭原因朱纨出生于狱之中，从小生活贫苦。但生活的贫苦并没有将他KO，从小刻苦，勤奋于27岁的时候得中进士，步入官场，开始了其27年的政治生涯，直至愤而自杀。
朱纨为官清正，手腕强力是个难得的贤臣。浙闽备倭的时候查清，此时的倭患并不只是单纯的日本海盗，浪人；绝大多数还是当地靠海吃饭的走私分子。朱纨的强力整顿虽说打击了倭寇，巩固了海防，但是也触犯了闽浙地主豪绅的利益，与闽浙籍的官吏交恶，招致闽人官僚的仇恨报复。最终导致御史陈九德弹劾朱纨擅杀走私犯人九十六名。明廷遂将朱纨撤职查办，朱纨愤而自杀，朝野为之叹息。
在不灭亡的前提下，明朝的内阁有可能发展成为君主立宪制吗？
哇塞！这是个脑洞大开的问题哦！我愿意相信——如果明朝不灭亡，真的会发展成君主立宪制滴！明朝是1644年灭亡的！那就是说，明朝还会延续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甚至更久啦！还有二三百年的历史噢！这二三百年的历史，由明朝来延续也许会是另外一幅历史情形……首先，明朝中后期，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丝织业中心苏杭等地的私营手工业中已经产生了新的生产关系，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机房，即资本主义雇佣关系。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决定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其发展的程度也决定了中国能否发展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也就是说，从根源的角度来说，中国具有进入君主立宪制的根本因子……其次，中国在1644年前后(即明末清初)，出现了进步的启蒙思想家(如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他们在儒家思想体系内，对传统儒学进行了反思批判。
如，质疑孔子的独尊地位，批判理学的虚伪……认为君主专制为天下之大害，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主张限制君权，改造君主专制……提倡经世致用，反对重农抑商，提出农工商皆本思想等等……可惜的是，上述启蒙思想不占主流，仅仅是呐喊，尚末超出儒学体系，仅仅是对君主专制的改造，没有提出取而代之的政治构想。但毕竟反映了当时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要求。
如果假以时日(也许需要一二百年时间)，上述进步的启蒙思想进一步发展，能够进一步理论化、体系化，进而能够与传统的儒家思想分庭抗礼，甚至逐渐占据主流思潮，从而为中国的社会改革提供相对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动员……再有，明朝虽然实行过海禁、闭关政策，但是并没有禁绝对外贸易往来，新航路开辟后，中西贸易往来仍然继续发展，西方市场对中国商品的需求旺盛，中国依然是世界贸易中心之一。
……明朝中后期，伴随新航路开辟，西学东渐，像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的知识传教法、儒学化、中国化的传播方式也必将继续，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更多的活力。……而且，如果明朝不灭亡！……崇祯帝拯救明朝成功……其继任者势必励精图治，调整政策，伴随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发展，初步启蒙思想的发展，中国文官制度的演变，中国绝对君主制是有可能发展成为有限君主制滴，即君主立宪制。
当然，历史是没有假设、如果的！上述的假设如果，不过是说明:如果没有西方工业列强的殖民侵略截断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正常进程。中国也必将伴随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发展，由传统的农耕社会缓慢地进入到近代的工业社会……鸦片战争的发生，西方工业列强的殖民侵略，一方面，截断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正常进程，使中国逐步沦入半殖民地反封建社会的深渊，给中华民族带来沉重的灾难；另一方面，传播了西方的工业文明，客观上有利于中国的社会转型，有利于中国的近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