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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银行股东,四大银行的大股东分别是谁?

来源:整理 时间:2022-04-24 17:06:44 编辑:生活常识 手机版

1,四大银行的大股东分别是谁?

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大股东是汇金公司。交通银行是财政部与汇金公司。

你好!华夏保险是中国银行的第三大股东,中国平安的第六大股东,中国铁建的第四大股东,中国联通的第五大股东。

浙商银行股东,四大银行的大股东分别是谁

2,法人私自拿公司在浙商银行贷款作为他用,作为股东我有地方查询贷款...

建议. 一个公司的成立必须约法三章。法定代表人他具有主体权,决定一个公司一个主体的发展和挫败!法人具有很强的行使权和决定权,以上你说法人未经股东同意擅自使用执照进行抵押或租凭等向某个机构贷款作他用,我个人认为或建议 首先只要法人贷款金额不超过自己股份的三分之一,这属于可控制范围!

需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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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浙商银行是上市银行吗

浙商银行目前还不是上市银行。   浙商银行”是经中国银监会批准设立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全称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商银行于2004年8月18日正式开业,总行设在杭州,办公地点位于美丽的西子湖畔(杭州市庆春路288号)。现有股东22家,注册资本100亿元,监管资本270亿元。

浙商银行准备上市,目前还不是上市银行。

浙商银行股东,四大银行的大股东分别是谁

4,第四范式完成B+轮融资,三大国有银行入股_

AI公司第四范式,今天宣布了新一轮融资。

B+轮,新晋投资方来自国有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三家国有银行及所属基金联合入股,性质为战略投资。

同时,第四范式还宣布,之前已经完成了A轮红杉中国领投,A+轮创新工场领投,B轮元生资本、众为资本领投的融资。本轮融资中,红杉中国、创新工场等第四范式“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融资后,第四范式累计获得逾十家投资方。

未官宣融资额,也没有透露最新估值。

但更具风向意义的是,这是三大国有银行第一次集体投资AI公司。

对于这次投资,资方代表这么说:

中国银行全资附属投资银行——中银国际亚洲有限公司直接投资部董事总经理王立新表示:“在互联网技术的帮助下,近年来银行显著提升了对客户的综合服务水平,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可以进一步帮助银行更好地了解客户,成为了提升银行产品质量与用户体验的新一波重要推动力。第四范式作为该领域的先行者,在银行及其它不同领域都积累了较多案例,取得不错的应用效果,并且驶入快车道。”

而第四范式方面也在新华社采访中透露了一些细节

2017年的7、8月起,中国工商银行等几家银行开始找到第四范式,最早的目的是希望找到能够帮助工行建立自主AI开发能力的企业,在经过了比一般商业资本更加深入细致的投资尽职调查后,最终做出了投资决定。在尽调过程中,测试了超过6个以上的不同业务场景,基本上都取得了百分之一百以上的效率或准确率的提升。

第四范式方面表示,本轮融资后,会将加快产品和解决方案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为全国各地的包括银行、保险、证券业在内的更多企业带来AI技术应用,最终让所有企业与用户都能享受到人工智能带来的红利。

其创始人及CEO戴文渊,还对AI+银行的发展思路作出展望。

他表示第四范式的研发思路是把人工智能引擎部署在银行的整体系统里,并且可结合业务实践、可在上层进一步自主开发。

举例来说,风险定价和反欺诈能力,是一般银行最核心的能力之一。假如人工智能系统的定价能力如果不由自己掌握,将带来很大的数据风险和竞争风险。以第四范式产品“先知3.0”为代表的企业人工智能核心系统,也因此受到了来自国有银行的更多关注,最终促成了这次投资。

所以这也是第四范式未来发展的核心方向?不如从先知3.0发布时找答案。

先知3.0

去年12月,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现场,第四范式创始人及CEO戴文渊宣布推出了企业机器学习系统先知3.0。

这不是一个专门面向银行客户的系统,但可以让银行具备千人千面的AI服务能力。

在接受量子位专访时,戴文渊也解释过,先知系统的核心出发点是让企业零门槛拥有AI能力。1.0解决了IT上的门槛,2.0解决了算法方面的门槛,3.0的针对门槛则是“认知”——让企业用户知道如何正确打通数据闭环,如何喂“正确的数据”。

而3.0意味着机器学习系统的用户对象,拓展到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他们可以利用先知3.0在生产决策层系统性发挥作用。

有意思的是,戴文渊当时的举例也来自银行合作:在第四范式与某全国性股份制银行的合作中,先知企业AI核心系统帮助该行制定了超过25亿个新的信用卡欺诈侦测策略,提升了超过7倍的反欺诈识别准确率。

当时这位以技术著称的CEO甚至还霸气外露,戴文渊告诉量子位:银行领域的“战役”基本结束。第四范式把业内能拿下的标杆客户都拿下了,而且潜在的标杆也被收入囊中,“未来有竞争对手进入这个行业,已经没有机会拿到标杆了,在市场覆盖上,难度就会更大。”

于是此时宣布的B+轮、国有银行入股的投资,也算是第四范式霸气外露背后的底气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除了金融业务,第四范式还在官方消息中透露了精准营销领域的小成绩:在精准营销方面,基于高维度的数据搭建实时营销平台,实现客户营销响应率提升十倍以上。

所以关于第四范式,不能以“AI+金融”或“AI+银行”解决方案公司视之。

估值、业务进展

当然,此次未透露融资额,也没有宣布业务方面的进展。但融资谈判桌上,第四范式这样的To B公司,核心参考肯定还是来自业务进展。

或许可以参考2017年年末时的成绩。

在乌镇,戴文渊告诉量子位:第四范式2017年一年的业务增速达到了指数级——末尾加“0”式的增长。随业务需求相关,业务人员也拓展了1倍。

实际上,当时他也曾隐晦表达新一轮融资已经完成,但对于公司融资他态度明确。

“我们不关心公司的估值多少之类的,因为对于我们价值有限。我们也不是一家O2O公司,不是一家烧钱公司。AI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不是账上有多少钱,我们需要融资,是要更快地发展,而不是比账上的钱。”

不过另一层面来说,融资额、估值,仍旧是市场评判创业公司发展的重要维度。

所以第四范式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序列?

量子位打听到的消息是:未及独角兽,但估值也并不低,最新投后估值与另一明星AI公司地平线机器人差不多。

目前,三大国有银行的股东变更还未进行。最近一次变更是去年12月份,量子位注意到,除了老股东创新工场和红杉中国代表,元生资本创始合伙人彭志坚,出现在第四范式董事会名录中。

以上就是第四范式最新进展。

5,浙江女首富的“首负”危机:30亿负债如何在一天内产生?_

虎嗅华东报道

作者 | 刘姗姗

昨日(9月26日),马云刚刚在《网络传播》杂志发表署名文章谈企业责任,并表态:不争“首富” 争“首负”。

话音未落,新光控股集团董事长——浙江女首富周晓光还真成“首负”了。只是,她这个“首负”是资产层面的负数,不同于马云所说的“首负”,即“必须对用户、对社会负责”而产生的正向价值。

回顾周晓光从浙江女首富到“首负”的落差,分界线就在一天:

前日(9月25日)下午,以新光控股为发行主体的“15新光01”和“17新光控股CP001”到期尚未将债券回售资金划至指定银行账户,而发生违约,涉及金额本息总计约30亿元。

作为新光控股的掌门人,周晓光的麻烦接踵而至。今日,据《新京报》报道称,他们从最高法院被执行人信息平台获悉,周晓光已被列为被执行人,其案号显示为(2018)浙执18号。

昔日的浙江女首富为何走到今天这种地步?

从地摊到上市的首富路

这一切还得从新光集团的发家史说起,那听起来非常励志。

1962年出生的周晓光,在20岁左右,便从母亲那借来10多元钱,开始在码头跑小生意,经过5—6年的发展,成为中国第一波万元户。

1985年,周晓光嫁给了同行虞云新,而后夫妻二人合伙,在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里买下了一个摊位卖绣花。

1995年,夫妻俩筹集了700万元投资办饰品厂,几年时间,新光饰品厂迅速发展在全国建立了自己的产品销售网络,成为国内饰品行业的龙头企业。

2004年,夫妇二人察觉到房地产的机遇,成立了新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购浙江万厦,正式跨界房地产。十年间,新光集团不断壮大,旗下有21家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公司,近百家参股公司,总资产达200多亿元。

2015年,新光集团入主*ST金路准备借壳上市,但以失败告终。

终于在2016年4月,新光圆成(002147.SZ)股份有限公司正式重组更名挂牌上市。新光集团完成了上市梦。

今年1月17日,周晓光旗下上市公司新光圆成在公司市值一路上涨,接近历史记录时,突然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而停牌,停牌带来的好处就是她的财富值并没有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在其他女富豪们财富缩水的同时,周晓光的财富排名开始慢慢上升。

(上图来自《鸡毛飞上天》剧照)

据说,2017年在浙江卫视、江苏卫视等频道热映的电视剧《鸡毛飞上天》,其主人公原型就是周晓光,她的奋斗故事就发生在“义乌鸡毛换糖”那个年代。

10天前,周晓光还凭借36亿美元的身家稳坐浙江女首富的宝座,甚至其全国排名还排在百度CEO李彦宏夫人马东敏之前。

(9月17日 福布斯全球富豪实时榜单)

但事与愿违,首富宝座坐了还不到10天,就迅速从首富沦为“首负”,一切都要“归功于”9月25日那天,新光集团的两笔债券发生违约。

疯狂扩张,适得其反

债券违约后,新光集团发布公告回应:受宏观降杠杆、银行信贷收缩、民营企业融资困难等多重因素影响,公司流动性出现问题,导致未能按时偿付本金和利息。

对此,新光集团的新闻发言人徐军也表示,发生违约,除企业自身在流动性管控方面存在欠缺外,主因首先是受金融形势、环境和政策变化的影响;其次,今年以来全国范围债券违约事件频发,极大恶化了浙商群体的金融生态;同时,前不久突然发生关联评级机构爆出负面事件的意外因素,一定程度影响了公司多项重大融资计划的进展。

熟悉新光集团的人都知道,新光集团是靠做饰品业务起家,但发展到后期公司的经营投资范围涉及制造、地产、金融、互联网等多个领域。据公开信息,新光集团旗下主要有六个产业群,而且各个产业群盘子都相当大。

(虎嗅·高街高参根据公开信息整理)

但涉猎范围之广,对于企业来讲不全然都是好处,就拿地产和互联网领域来讲,一者资金投入大,运营周期长,资金回流慢,二者投资风险大,收益不可控,再加之持续性投入等因素的影响,导致了新光集团的流动性出现问题。

为此,2018年初,新光圆成为新光集团提供了累计不超过30亿元融资总额的担保。但今年7月,停盘半年的新光圆成又抛出收购香港公司中国传动的计划,耗资83亿~184亿元,其中50亿需向新光集团借款。然而,母公司新光集团已深陷流动性危机,这笔百亿收购资金从何而来不禁惹人生疑。

新光圆成2017年的营收也骤降17.3亿元,同比去年下降了46%。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前一年下降了418%。

由此可见,在新光集团采取的市场扩张的战略中,因企业的融资能力有限、经营收入较少,新光集团就面临巨大的流动性压力。

除此之外,Wind数据还显示,新光集团目前仍在存续的债券还有“16新光债”、“16新光01”、“16新光02”、“16新控01”等6期非公开发行的公司债;“16新光债”、“15新光01”、“15新光02”2期公司债;以及“17新光控股CP001”、“17新光控股CP002”2期短期融资券,其发行规模合计166亿元,目前剩余的债券融资余额累计超过100亿元。

新光集团谋求多元化发展,但自身主业发展并不顺利,碰上复杂的宏观环境,昔日疯狂扩张的“反作用力”暴露无疑。

艰难自救

为了回笼资金,从去年起新光集团就开始处置和转让了包括酒店、物业、股权在内的各项资产,以保证债券的兑付。

然而这些措施解得了近渴解不了远忧,目前,新光集团持有的上市公司股权基本已全部质押。

据人民网消息称:违约发生前,新光集团已紧急启动应急预案,寻求解决方案,包括与政府部门、金融机构积极沟通,积极筹措资金、处置资产,以求有效保障债权持有人权益。

在新光圆成关于控股股东债券未按期兑付的公告中,新光集团也提到计划于 9 月 27 日召开债券持有人信息沟通会,将在沟通会上说明公司情况,并介绍公司的资产、债务情况,以及相关的后续安排。

对于两笔债券的违约事实,新光集团新闻发言人徐军表示:新光集团此前发行的各只债券及银行借贷均如期兑付,市场口碑良好;作为创立二十多年的大型多元化集团企业,公司在多个业务板块均具备完整产业链,具有较高的品牌知名度;公司作为当地民营企业标杆,在营商环境、产业转型方面持续得到当地政府大力支持;公司持有的股权类资产变现能力较强,旗下优良资产众多,核心业务板块有较强增长潜力,整体偿债能力可观。

此外徐军还提到:“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基本面依然良好。”

新光集团的上述表态,无疑是在给自己争取更多时间,从而寻找更有效的自救方法,让自己摆脱此次债务危机。

债券违约乱象丛生

除新光控股以外,9月25日以来,还有三家公司的三只债券(14利源债、15金茂债、17众品SCP002)发生违约情况,涉及金额累计约20亿元。

今年以来债券市场违约事件频发,据WIND数据统计,从年初至今债券违约金额合计高达705.3亿元,违约事项多达70起,涉及债券61只,比去年全年违约数还要多。

而且在这些违约案例之中,涉及到了很多上市公司和大股东,凯迪生态、ST中安、印记传媒、乐视网、富贵鸟、神雾环保、*ST华信、亿阳信通、利源精制、永泰能源、金鸿控股等公司都包含其中。

对此经济学家宋清辉分析称,“债券违约的原因包括经营不善、现金流不佳、对外担保等各种因素。今年以来债券市场违约事件频发,尤其是涉及了较多的上市公司,这是由于在经济增速下滑和去杠杆的背景下,一些民营企业杠杆率过高而又无法再借新还旧,导致违约情况出现。债券违约也使得一些债券基金跌幅巨大,参与的投资者也损失惨重,投资者在购买债券基金也要仔细甄别。”

回到周晓光身上,她历经商场40载,一定也遇到过不少大风大浪,此次从首富到“首负”的大劫,或许是她晚年商战中难免的一道灰暗,不管结果如何,她的草根奋斗人生,都应该值得大家敬畏。祝福她早日渡过难关。

注:本文公开信息部分,参考了中财网、搜狐财经等相关报道。

微信公众号:高街高参(ID:gjgc168)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虎嗅网立场

6,浙江人为什么特别会赚钱?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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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冬之阵

来源:地球知识局(ID:diqiuzhishiju)

编辑:

知言

社长说

潮汕人会做生意,靠人;

浙江人会赚钱,靠老天爷。

● ● ●

浙江人为什么特别会赚钱?

浙江人会致富天下皆知。比之福建人的到外面讨生活的生意经,浙江人的经营模式更加多样,从稳定的农耕,到漂泊的海商,从个体经营的工艺品,到与官方合作的大军火,历史上的浙江商人涉猎范围之广,令人啧啧称奇。

浙江这种多元商业氛围的形成,在早期也受到了浙江复杂地形的影响,算是一种运气。此后的历史上,这种好运带来的商业传统,被其他历史条件进一步强化,让浙江人的赚钱细胞越来越发达。

今天的文章,就一起来看看浙江的商业传奇是怎么造就的。

多元环境下的交换

浙江商业氛围的形成,离不开山水对人的塑造。

浙江最精华的地区,是浙北的平原地带。受到富春江灌溉的浙北平原,河道稳定,土壤肥沃,在古代有着很高的农业潜力。远古时期在南方自主进化出文明的良渚人,在来到富春江附近后就对这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社会。

良渚文化遗址在吴越之地的分布

但富春江沿海有两个严重的问题,造成了这里的农业文明进步比太湖附近要慢一些。

第一个问题,是富春江沿线的平地不够多,中上游基本是被密集的江南丘陵所包围。古代真正握在越人手里的大片平原,也只有今天的杭州附近。再往北边去,在今天的湖州嘉兴一线,就是越人和吴人相接的地区,经常爆发争端,农业积累无从谈起。

相比狭窄的宁绍平原

地跨苏锡常与杭嘉湖的吴显然发展空间大得多

第二个问题,是富春江下游,也就是著名的钱塘江,受到海洋的影响,河道经常摆动,让两岸的农民不堪其扰。这个问题一直到唐宋两代才通过石质的堤岸勉强解决,解救了萧山和海宁的一方群众。

钱塘江大潮

现在是很好的旅游资源

在古代就是一个祸害

而从富春江入海口向东去的宁绍平原,虽然今天看来是一大片可用的平原,但在古代受到的海侵比钱塘沿岸更甚,也不是适合农耕生产的地区。

受苦的不止浙江人

可堪一用的平原地区,向上游去就是复杂的山地,向下游去则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古代浙江人想要繁衍生息难免要往这两个本不适于人类生存的地区去拓展。事实上,越文明最早就是发源于浙江复杂的山地中,并在与涨落不断的大潮的搏斗中掌握了海洋的知识。他们对农耕的认识,反而是在和坐拥太湖平原的吴人接触之后才形成的。

地处浙江省温州市乐清东北部的雁荡山

在浙江这类大山并不少见

平原、山地、海洋,三种不同的文明形态在浙江神奇地共存了。

当然,早年浙人的聚居地还有另四个:其一是瓯江流域的温州,其二是衢江流域的衢州,其三是椒江下游的台州,其四是夹在温州和浙北之间的舟山。但只要仔细观察,会发现温州和台州其实是缩小版的浙北;衢州金华强调了山地文明的部分;舟山象山则强调了海洋的部分。综合来看整个浙江,就是由这三种地形交汇而成的。

宁波、台州、温州这样的地形

遍布整个东南沿海

但浙北平原和钱塘江河谷的土地

则要比福建省宽阔平坦得多

不同的地形,带来的也就是不同的物产。农田种有果腹作物、山区里有野生动植物和矿产、海里有海鲜,一旦有一方发现自己的产品为别处的居民所需要,小区域内的商业贸易也就开始了。

事实上,根据王心喜等的研究,早在良渚时期,浙江就开始出现专业的商业贸易了。拥有富春江下游肥沃农田的良渚人经过多年耕耘,有了大量余粮,就可以和山中产玉区的山民交换玉石。这些从良渚遗址中被发现的玉石器具数量巨大。而良渚文明核心区本身是没有玉矿的,这说明当时已经有了专门的商人负责玉石进口的工作。

良渚遗址中的玉器

以古人的标准来说

已经相当精美圆润了

复杂而多元的地形与物产,催生了浙江最早期的商业氛围。

第一个历史契机

但仅仅是小范围的内部交易还无法成为浙江后来成为商业骄子的理由。由于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中心都在黄河流域,最早成为巨商的是位于黄河下游,而且和浙江一样拥有多元地形的山东,也就是以商业繁华闻名的齐国。

齐国虽坐拥盐海之利,经济繁荣

却无心于天下,只得坐以待毙

让浙江的商业气氛越来越浓厚的,是后世的一些历史机缘。

从东晋到南朝,北方战乱不断,大量北方汉人南逃。进入闽越群山中的只是一部分,更多的人还是选择在长江下游定居。这大大加快了长江下游的开发速度,过去被密林和沼泽统治的南方,很快就被清理成了连片的农田。

吴国开启的六朝时代

是长江流域开发的关键时期

但由于政治惯性,中央王朝还是倾向于定都北方。一方面,北方的基础设施更完善,有利于帝国政令的实施;另一方面,北方也是面对少数民族的前线,只要把自身做强,北方王朝就能在前线维持双方的战略均势。

看这张图就能了解

为什么南北大运河的修建是必然

但政经中心分开的局面并不是长久之计,从越来越富饶的南方通过漕运向北方供应生存资源是必须的。于是大运河就出现了。最早的京杭大运河是从杭州修到的洛阳,而且通过广通渠还能勉强进入关中,为两都提供物资。

京杭大运河苏州段的景像

这是浙江商人的第一个历史契机。

同样作为税赋重镇的江浙两地,在南方向北方输血的过程中其实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苏南拥有太湖平原,水资源及其丰沛,而且平地面积大,事实上是作为中央的粮食中心,一如今天和平时期的河南在中国扮演的角色一样。

而耕地面积小一些的浙江,尤其是浙北,背靠丘陵,更适合种植一些经济作物。浙江的不好种稻谷,却能生长茶树、桑蚕和药材,这让茶叶、丝绸和草药成为了浙江主要的贸易货物。在供应京城使用之外,剩余的经济产品就进入了更广阔的贸易市场。

例如龙井

由于不是能就地消费的产品,浙江当地必须拥有足够的专业商人负责远距离运输和交易。浙江的商人阶级从社会生产当中分化出来,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而在北方急需南方物资税赋的情况下,这些商人还不会受到中央政府的打压,甚至在南宋迁都之后和中央政府玩到一块去了。

海洋时代的浙江人

中国历史上的大商帮有很多,陕商、晋商、徽商、扬州盐商都在其列。但这些商业巨子往往是在某一个历史时期因为一些特殊的货物需求而崛起的。比如晋商和扬州盐商,都是因为中国古代盐受严格管制,且交通不便而崛起的。等盐的战略性下降,交通方式改变以后,这些商人的盈利空间被压缩,很快就衰败了。

但浙江的原始产业结构并不那么单一。由丘陵地带贡献的茶叶、丝织物、药材等名产,都是中国人优质生活的刚需。虽说南边的福建也有不少类似的产品,但福建的交通实在太过封闭,还是绕不开在地理位置上占便宜的浙江商人。

台州市出土的对襟双蝶串枝菊花纹绫衫

类似这样的产品

是浙江对外输出的主力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代中国,浙江人还仅仅只用上了自己的山地开发经验和内陆运河,他们对海洋的知识还完全没有出场呢。一直是近代的浙江,才迎来了第二个重要的历史契机。

近代中国被强制开埠,上海成为了重要的的对外港口,浙江人对海洋的知识终于找到了用武之地。这一时期涌入上海的宁波商帮,和他们带着的绍兴参谋,有了大展拳脚的空间。

大上海 大风潮 大机会

这一时期和宁波人在上海滩共同开发商业的,是苏州商人。但两者其实更像是在互补,而不是竞争。苏州商人对内陆市场有更丰富的知识,掌握了政治资源和原始财富;而宁波商帮更倾向于外贸,尤其是西方列强重视的海洋贸易。最好的例子是宁波人虞洽卿创办的三北轮埠公司,至三十年代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民营航业集团,一家公司就拥有全国16%的货轮。

三北轮埠公司一时盛极

一直把员工宿舍盖到了武汉

实体产业方面,以在上海开埠后的“进口货物第一大宗”洋布业为例,全市的投资额中有超过60%是浙籍商人提供的。其他重要的出口行业,如丝绸、茶叶,也都是由浙江商人所把持,来自湖州的丝商掌握了上海80%的生丝出口量。在工业方面,浙江商人则“完全把持了上海的五金行业”。

上海滩的洋行遍地走

在和拥有原始资源的苏州商帮的竞争中,浙商集团还略微占了上风。比如被称为“中国第一商会”的上海总商会,由在沪经营的所有商人共同组织,但这个商会的创办人就是浙江人严信厚,最后商会对外发声的实权,也掌握在了浙商的手里。浙江人此时成了上海滩商业界的风流人物。

上海总商会的巅峰样貌

今天在北苏州路470号大院还能看到

由于在实体商业上做得风声水起,浙商集团在金融方面的进展也很顺利。在1911年上海的7家大银行中,除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外,其余的中国通商银行、大清银行上海分行、浙江银行上海分行、四明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分行、信诚银行,或是由浙江人创办,或是由浙商任经理,把控着当时中国最大的热钱走向。

这一时期的浙商,终于把上天赐予的平原、丘陵、海洋资源合而为一,用到了极致,也成就了浙江商业在近代的神话。

未完待续的浙商传奇

其实浙商的传奇到这里还没有完。

在经历了战乱和几十年严格的商业管制之后,浙江商人在改革开放之后又一次苏醒了过来。温州人在经历了长期的贫困之后,穷则思变,将小打小闹的商业变成了遍布全国的商业帝国。只是他们的成功模式,更像是隔壁的福建商人。

网红城市·杭州

而在浙江传统的富裕熟地浙北平原,则在过往的工商业基础上诞生了改开后的轻工业王国,乃至当上互联网信息化浪潮的弄潮儿。

不过,这是另一个故事了。

参考文献:

王心喜. 根据考古材料试论浙江省商业的起源——浙江原始社会研究之四[J]. 史前研究, 1986.

周明宝. 浙江商帮的创富群像与文化镜像[J]. 浙江青年专修学院学报, 2014, 29(2): 16-21.

马再杰. 唐末五代浙江地区经济开发研究[D]. 辽宁大学, 2014.

陶水木. 浙江商人与上海经济近代化[J]. 浙江社会科学, 2001 (4): 6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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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00元到600亿,“浙商第一系”掌门鲁冠球逝世!背后庞大帝国谁来...

10月25日,经万向集团办公室负责人确认,第一代浙商的扛鼎人物鲁冠球,今天上午因病去世,享年72岁。

鲁冠球,出生于1945年,是中国改革年代最早的一批企业家之一,曾被称为商界“不倒翁”。其业界声望非常高,曾担任中国乡镇企业协会会长,浙江省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会长,是中共十三大、十四大代表和九届全国人大代表。

而其最为人所熟知的头衔,应该是万向集团掌门人。

从文革时期开始,打铁出身的鲁冠球,借助人民公社办农机厂(最早只是一个铁匠铺)开始个人创业,生产农业机械设备。一次偶然的机会,鲁冠球看到《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国民经济要发展,交通运输是关键》,他判断中国将大力发展汽车业,决定砍掉其他项目,专攻万向节,1975年,农机厂正式更名为“萧山宁围公社万向节厂”,万向节是汽车传动轴和驱动轴的连接器,

正是从这个汽车重要零部件开始着手,万向开始第一次转型,也从此,正式开启了万向的第一次商业迭代。

此后的10年,万向经过快速发展,迅速成为全国最大的万向节生产企业。1992年,浙江万向集团公司挂牌成立。紧接着,

1994年1月,集团核心企业万向钱潮股份公司上市,成为全国第一家上市的乡镇企业,鲁冠球,也一时成为当时最受关注的民营企业家。

但这仅仅只是开始。

01

家族控股A股上市公司市值超过600亿元

在2000年之后,万向集团先后收购了美国舍勒公司、百年老店美国洛克福特公司、美国UAI公司,一举成为世界汽车零部件巨头。

2002年,万向集团营业收入突破百亿大关,高达118亿元。

2003年,作为万向集团当家人的鲁冠球登上首次发布的新财富富人榜,且自此之后,无论经济起伏,一直保持在榜单前列

目前,鲁冠球家族所控股、参股的A股上市公司多达6家,以今天(10月25日)收盘价计算,

其担任第一大股东的上市公司市值合计近600亿元

(表2)。

鲁冠球家族控制的上市公司中,旗舰企业为万向钱潮,当前市值324亿元,其中,万向集团控股占比超过55%。

此外,其家族还控制了顺发恒业、万向德农、承德露露三家上市公司,由此布局地产、饮料及农业;并通过万向资源成为航民股份第二大股东,航民股份当前的市值为78亿元,鲁冠球家族持股市值约为13亿元。

而万向集团在早期布局的一笔投资,目前有加速退出征兆。2005年6月,广汽集团联合万向集团等5家企业共同发起设立广汽股份,当时万向占总股本的3.99%,为广汽股份第二大股东;2012年3月,广汽集团在A股IPO,万向集团公司为其第三大股东,上市时持有其1.57亿股,占比2.44%,为其最大的民营股东,广汽上市后涨幅约2倍。目前,由鲁伟鼎直接控制的普星聚能股份公司接替万向集团获得了这部分股权,并已在2017年减持超过0.57亿股,按季度均价测算,预计回收现金15亿元,账面持股现值大约28亿元。

而这只是鲁冠球家族资产的一部分。

以万向节及其他汽车零部件起家的万向集团,目前已经发展成为横跨汽车、能源、房地产、金融、农业等产业的大型集团,而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应该是其近年主导的金融业务。

02

民营金融之"万向系"

目前万向系持股的金融机构数量只有7家,但却有4家是绝对控股,另外3家参股的也是拥有相当话语权。

万向系应是具有相当潜力走向全能型金融的民营资本集团,多年来,其在金融领域的耕耘都是步步为营、稳打稳扎,谋求全面发展,甚至不惜与泛海系一争高下,并夺走了民生人寿的实际控制权。

其实,万向系在金融业的征战,与其说是鲁冠球的主张,还不如说是鲁冠球在支持儿子鲁伟鼎四处征战。身为富二代的鲁伟鼎,将金融业作为自己的主战场。

始于金融业的边缘领域

早在1995年,万向集团即作为发起人之一参与设立了浙江天地期货,并且是持股21.34%的第二大股东。只是,天地期货成立几个月之后,万向集团旋即将所持股权转让了。那时的鲁冠球似乎还未意识到金融业的战略价值,在金融殿堂的门口瞄了一眼旋即离开了。天地期货后来落入同为浙商的新湖系黄伟手中,名称也变为新湖期货。

4年之后,鲁冠球折身再次回到金融业,目标仍然是期货。1999年9月,上海浦江期货的原股东将其所持股权,分别转让给上海万向投资70%,转让给深圳万向投资有限公司30%。万向系全资收购浦江期货之后,将其更名为万向期货,并持续对其增资。后万向期货的持股公司更名为通联资本及通联创业投资,万向期货也跟随更名为通联期货。如今通联期货又更名为通惠期货。

相较而言,期货业在中国的金融业大棋盘中相对处于边缘地位,2002年7月万向系所拥有的第二家金融机构——万向财务,虽是浙江省设立的第一家财务公司,但也依然处于金融业的边缘地位。

鲁冠球无疑是改革开放之后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中的佼佼者,但万向系在金融领域的发力明显晚于同时代起步的其他民营资本集团。

几经拉锯控制民生人寿

2003年入股两家金融机构浙江省工商信托及民生人寿,标志着万向系进入了主流的金融业领域。

2003年4月,万向系参与陷入困境的浙江省工商信托的重组事项,万向控股以24.85%的持股比例成为第二大股东。2007年浙江省工商信托增资扩股,万向控股晋身为第一大股东。2012年4月,浙江省工商信托更名为万向信托,万向控股的持股比例高达76.5%。拿下万向信托,万向系成为浙商背景中唯一一个拥有信托牌照的民营资本。

相较于顺利入主万向信托,万向系拿下民生人寿的控制权则经历了多个回合的交锋。

民生人寿2003年成立伊始,发起股东多达21家,其中泛海系卢志强、万向系鲁冠球、希望系刘永好、海鑫钢铁李兆会等几大股东之间的持股很接近,特别是卢志强与鲁冠球,是持股14.45%的并列第一大股东。

万向系与泛海系对民生人寿的控制权都志在必得,为了强化自己的话语权,双方不仅皆参与民生人寿的数次增资,而且不约而同设法从其他小股东手中收购股份。到2007年底,万向系持有民生人寿股权达到17.09%,而泛海系则以16.96%的持股比例紧随其后。

2009年,万向系争取到了当时第三大股东海鑫钢铁李兆会的支持,后者向前者转让了1.43%的股权,万向系与泛海系的持股比例进一步拉开。而万向与海鑫两家同盟合计持股比例更是达到了32.52%,远高于泛海系的持股比例。

无奈之下,

泛海系干脆于2010年将所持股份全部转手,甚至其中一部分还是转让给了万向系,泛海系从此彻底退出民生人寿,万向系则以55%的持股比例成为民生人寿的绝对控股股东。

不能错过的浙商银行

2004年8月,全国第12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浙商银行宣告成立,这是在对浙江商业银行重组的基础上发起设立的股份制银行。错过了民生银行的万向系,显然不会再错过家门口的银行设立,万向控股以1.55亿元的出资额持股10.34%,成为三家并列第一大股东之一(1家国企、2家民企)。

此后,浙商银行于2007年、2009年、2010年经历了三次增资扩股,其总股本从设立时的15亿股增加至100亿股。浙商银行的三次增资扩股,其价格也是水涨船高,2007年增发价格1.21元/股,2009年增发价格1.59元/股,2010年1.67元/股,但万向系皆概无例外参与了等比例增资,所以保持着10.34%持股比例。

据此计算,万向系为所持有的10.34亿股浙商银行股票,投入的资金总额约为15.46亿元。

2015年,浙商银行实施新一轮增资扩股,价格为2.88元/股。万向系旗下的民生人寿增持3.12亿股,耗资8.99亿元。此轮增资之后,万向系合计持有浙商银行13.47亿股,持股比例为9.28%。2016年4月,浙商银行于港股实现IPO,万向系的持股比例降低至7.5%。

目前,万向系为浙商银行并列第二大股东,第一大股东为国资背景的浙江省财务开发公司(14.79%)。

浙商银行2012年年报显示,鲁伟鼎代表万向系出任该行监事会主席,2015年改派于建强任该行监事会主席。

曾经错过的金融牌照

万向系的金融版图中,目前独缺证券牌照。实际上,万向系在2004年曾经收购过一家证券公司——天和证券,而且是绝对控股。

但由鲁伟鼎出任董事长的天和证券在2006年发生代客理财亏损6亿元事件,这个亏损额甚至超过了天和证券的净资产。

天和证券被迫进入破产重组,最终由浙江省财政厅系统的财通证券吸收合并。万向集团等老股东以零价格转让其所持股权,财通证券吸收合并天和证券之后,承担天和证券的一切债权、债务关系,天和证券随即注销。

万向系失去一块对于民营资本来说稀缺的金融牌照,不得不说是一个战略损失。

此外,2007年万向系麾下的浙江工商信托还参与了博时基金48%股权的竞拍,如果顺利拿下,将成为博时基金的控股股东。遗憾的是,万向系铩羽而归,由招商证券以63亿元的天价摘走(当时招商证券原本就是博时基金的第二大股东,持股25%)。直到3年之后,其旗下通联资本参与发起设立浙商基金,并成为四大股东之一,这个遗憾才算部分弥补。

更早以前的2003年,万向系曾计划西进入川,控股正在重组的华锋信托。当时四川省属的原三家信托公司——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四川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四川省建设信托投资公司,计划合并重组设立为四川华锋信托,注册资本为5.5亿元。

万向系意欲投入3亿元拿下51%的控股权,但最终未能成功,重组事宜也搁浅。后来未能诞生的华锋信托变成了四川信托,并由蜀地宏达系的刘沧龙最终入主。

03

谁来继承百亿帝国?

鲁冠球有一个儿子,三个女儿。1971年出生的鲁伟鼎,是鲁冠球唯一的儿子,也被视为万向集团的继承者。

如今鲁冠球驾鹤西去,谁将会成为百亿帝国的传承者?

综合各家万向系上市公司的2016年年报,

鲁冠球目前持有万向集团80%股权,并通过万向集团控制万向钱潮、顺发恒业;同时,鲁冠球持有万向三农集团95%股权,其子鲁伟鼎持股5%,而万向三农则实际控制万向德农、承德露露两家上市公司,可见主要控股平台万向集团、万向三农集团的控股权尚未完成传承。

鲁伟鼎在家族控制的上市公司中,并未担任任何职务

而管大源,是从杭州万向节总厂开始,跟着鲁冠球一路打江山的老将,历任杭州万向节总厂统计员、计划员、科员,万向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等职务。万向钱潮上市后,管大源出任董秘职务。早在1994年,为了表彰管大源在万向钱潮上市过程中所做贡献,鲁冠球就曾拿出10万元现金,重奖了管大源。

管大源目前的角色,可能更多是辅佐“少主”鲁伟鼎。

对儿子鲁伟鼎,鲁冠球似乎一直以“磨砺”为主。

据报道,鲁伟鼎中学酷爱飙车,是个激情又叛逆的摩托小子,鲁冠球将其送到新加坡学习企业管理,半年后鲁伟鼎回国,鲁冠球就每天把他带在身边一起上下班,手把手教他如何处理企业的各种事务。

1994年就出任万向集团总裁的鲁伟鼎,仅仅只有23岁,同年,万向钱潮上市。

而前文所说到的庞大金融帝国背后的主导者,就是鲁伟鼎。

善于经营人脉的鲁伟鼎,还跟马云、冯根生、沈国军、宋卫平、陈天桥、郭广昌、丁磊7位浙商一道,组建了顶级会所——江南会。

鲁伟鼎和马云还有不少交集。2009年10月,华谊兄弟上市时,鲁伟鼎和马云、江南春、虞锋等人一同成为其原始股股东。其中,鲁伟鼎持股590.4万股,为第四大股东。颇有持股耐心的鲁伟鼎,目前仍为华谊第七大股东,持有华谊2798.8万股,账面现值2.5亿元。

如今鲁伟鼎的商业才能已得到认可,但论及全面接班,似乎一直差那么一步。

鲁冠球曾明确表态:“

对于接班人,我现在推我儿子,如果将来有能力超过我儿子的优秀人员出来,只要能够把企业搞得更好,能够为农民多增加收入,为农村富裕做出贡献的,我可能会要调一个,这个是可以改变的。

而当今,除三女婿倪频外,鲁冠球的女儿和女婿信息甚少公开,只知道

大女儿女婿参与筹办了万向北京公司,二女婿韩又鸿是万向集团上海公司总裁,同时负责新加坡公司,而鲁冠球的小女婿、万向美国公司总裁倪频是其中最知名的一位,曾经被视为最有可能挑战鲁伟鼎继承地位的人选,其以总裁身份在美国公司完成30多个海外并购

随后,

鲁伟鼎主导的金融板块日渐成为万向的主营之一,而倪频也逐渐淡出视野。

但随着鲁冠球离世,万向系的股权与管理权传承已迫在眉睫,其将如何完成?或许还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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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索赔1.57亿,把ST生化和“野蛮人”一同告了,大股东唱的哪一出?_...

敌意收购对于上市公司的价值发现及股东利益的维护都有积极作用,诚意维护公众投资人利益的监管机关与司法机关,都应当警惕各种拖延遏阻收购的努力——无论是停牌还是诉讼。作者:符胜斌、张巍/文来源:新财富plus(ID:xcfplus)

01

案例描述

ST生化(振兴生化,000403)是一家从事血液制品生产和销售的公司,拥有稀缺的血浆站经营牌照。与其他因为经营亏损被ST的上市公司不同,振兴生化已经连续十年实现盈利,

其被ST的主要原因是至今仍未完成股改,以及深陷多起法律纠纷。最近一起法律纠纷,则将ST生化推入了实际控制人可能发生变化的境地。

风雨袭来

2017年6月28日,ST生化收到了一份来自为杭州浙民投天弘投资合伙企业(以下简称“浙民投天弘”)要约收购的提示性公告。浙民投天弘将以要约收购方式收购ST生化27.48%的股份,动用资金规模达27亿元。在此之前,浙民投天弘及其一致行动人浙民投实业已经持有了ST生化2.51%股份。因此,

在完成要约收购后,浙民投天弘将持有ST生化29.99%股份,一举超过ST生化现在的实际控制人——振兴集团持有的22.61%股份,成为ST生化新的实际控制人。

按照A股市场要约收购规则,要约收购方在发出提示性公告之后,需在2日内办理履约保证手续,主要是将履约保证金存入中登公司指定账户(履约保证金一般为收购金额的20%)以及提供银行保函等。同时,要约收购方要完成一系列前置审批,比如反垄断申报、主管部门审批等。完成这些工作,监管部门给的时间通常是60天。若不能完成,可在此之后每30天公告一次进展。

在完成上述工作之后,要约收购方就可以发出正式的要约收购报告书,开始实施要约收购。收购启动后,要约收购方给市场投资者选择是否接受要约的时间(要约收购期)一般是30-60天。在此期间,上市公司的董事会要对要约收购方的资质、资信和收购方案等进行审查,并依此向股东做出是否接受要约收购的建议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要约收购方可以根据市场反应,对要约收购方案进行调整,但到了离要约收购期满15天时,就不得变更要约,除非此时有竞争者出现。要约期满后,要约收购方将根据股东响应情况开展后续工作,过户接受要约的股份或者终止要约收购。

回到ST生化的要约收购,浙民投天弘是在6月28日发出的要约收购提示性公告,这份公告在8月28日已满足了60日的公告时间要求,理论上,浙民投天弘可以随时实施要约收购。另一方面,随着深交所收紧对停牌的监管,眼看ST生化的停牌大限将尽,一旦复牌,浙民投天弘的收购要约就有可能从理论变成现实。这种情况下,现有股东要维持ST生化的既有股权格局,就需另觅他途。

以攻为守

在此背景下,ST生化的控股股东振兴集团将浙民投天弘及ST生化双双告上了法庭,请求法院判令浙民投天弘停止实施对ST生化的要约收购,并向其赔偿损失1.57亿元。

乍一看,大股东状告自己的公司仿佛有些不可思议,然而,若是联系起两个多月来ST生化应对收购要约的战略意图,不难想见此番由大股东主导的诉讼只怕另有深意。

振兴集团认为,浙民投天弘存在严重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证券法》有关规定的行为,应立即停止要约收购行为并向其赔偿损失;ST生化在此次要约收购过程中也存在过错,也应该向振兴集团赔偿损失。那么,浙民投天弘哪些行为违反了法律法规的规定呢?根据公开的信息,振兴集团认为浙民投天弘存在如下违规行为。

其一,信息披露存在重大遗漏和虚假记载。

浙民投天弘及其一致行动人声称现在仅拥有上市公司2.51%股份,但振兴集团根据其“掌握”的资料指,浙民投天弘“在本次要约收购前已经暗中安排了部分一致行动人买入公司的股票,并在上市公司已召开的三次股东大会上对议案联手投出反对票”,浙民投天弘对此情形并未如实披露。

振兴集团“爆出”的证据是,2016年12月17日,在某“股吧”转发的天津红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红翰”)关于ST生化的一份声明中,天津红翰称其已寻找两家合作伙伴强强联合运作ST生化,一家为“北京的实力雄厚的央企”,另一家为“浙江一家大型民企”。振兴集团认为此处的“浙江一家大型民企”实为浙民投天弘的唯一出资人浙江民营企业联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民投”),声明显示天津红翰已与浙民投建立了合作关系,暗中采取一致行动,浙民投天弘对此情形并未如实披露,违反了《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三条和《证券法》第三条的规定,侵害了原告的知情权。

其二,浙民投天弘收购资金来源不明,严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振兴集团认为,浙民投天弘经穿透核查后的股权结构十分复杂,直接、间接股东除数个自然人、公司外,还存在私募投资基金,其中,私募投资基金的性质决定了其参与投资的行为是以获利为目的。

但浙民投天弘在给深交所《关注函回复》中却披露:“本次要约收购所用资金不存在对外募集、代持、结构化安排或者直接间接使用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资金用于本次收购等情形”,与其架构中存在私募投资基金的情形自相矛盾。据此,振兴集团声称浙民投天弘公告的《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未对其背后存在私募投资基金以及可能涉及对外募资的情况进行如实披露,不具备要约收购人的主体资格,其行为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其三,浙民投天弘在本次要约收购中存内幕交易及利益输送行为。

根据浙民投天弘给深交所《关注函回复》,浙民投董事仇建平的女儿仇菲、浙民投天弘工作人员王睿智的配偶高超在自查期间(ST生化停牌前6个月)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仇菲在自查期间买卖ST生化股票的情况:

高超在自查期间买卖ST生化股票的情况:

其四,操纵股价。

振兴集团认为,浙民投天弘及其一致行动人对ST生化的要约收购行为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工作,期间利用资金优势操纵股价,致使ST生化股价在2017年3月3日至6月21日从每股33.48元跌至每股25.58元,给振兴集团造成了1.5713亿元损失。对此,浙民投天弘应承担主要赔偿责任,ST生化因未及时发现浙民投天弘及其一致行动人打压股票、内幕交易以及利益输送的情况,未对浙民投天弘的违法行为进行制止,也应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振兴集团认为浙民投天弘的行为明显违反了《证券法》第三条、第七十六条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三条、第六条之规定,不具备收购人的主体资格,是典型的资本市场“野蛮人”行为,其行为侵害了其的合法权利,并对其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

02

法理解析

那么,振兴集团提出的诉请是否值得法院支持呢?这就不得不回到法律对要约收购中某些行为加以监管的初衷。以下就让我们对照振兴集团提出的四点诉讼理由,一一细究。

未达需披露一致行动人的门槛

首先看振兴集团认为浙民投天弘没有完全披露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并联手在股东会上投出反对票的说法。这一指控十分有趣,细察中国相关规定,并无一条要求要约收购人披露其一致行动人持股状况的独立规定——非但中国所无,即便在对要约收购监管历史长达半个世纪的美国也没有这种规定。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需要披露一致行动人的情况仅限于采取一致行动的各方持有的股份达到5%之时,也就是所谓的大额持股信息披露。在5%这条门槛上,法律对要约收购方与非要约收购方一视同仁。

本文作者之一张巍曾反复强调,

法律之所以只要求大额持股者披露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状况,而不要求其他股东——包括要约收购人——作出披露,乃是出于证券市场信息分布的基本特征。这种特征就是上市公司的内部管理层相对于外部投资人具有信息优势,而非相反情形。

因此,证券监管的信息披露规则以强化内部人士对外部人士的披露为原则,而要求没有信息优势的外部投资人披露则只能属于例外。非但如此,强求外部投资人披露持股信息还可能造成“搭便车”,反而损害外部投资人积极发掘上市公司信息,以此促进市场整体效率的作用(张巍:《资本的规则》第三十六节)。美国的立法最初之所以要求外部投资人进行大额持股披露,主要是出于历史上突然袭击式的要约收购可能给目标公司股东造成胁迫(《资本的规则》第五节),为平衡收购方与目标方的力量而特设之例外。

正因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明白无误地表示,有关大额持股信息披露的规则不能被用来“在公司管理层与收购方之间选边”(Edgar v. MITE Corp.),更“无意为管理层提供武器,抑制收购或阻碍为收购创造条件而聚集股票”(Rondeau v. Mosinee Paper Corp.)。

实际上,即便违反大额持股信息披露的规则,未充分披露一致行动人的持股状况,美国法院通常也只是要求违规者补正披露,而不会因此禁止收购《资本的规则》第三十五、三十六节)。这一规则传到中国,在细节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似乎其原本之宗旨也被遮挡住,以致频频被用作对抗收购的砝码,颇有些谬之千里。

至于振兴集团提到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三条,

在笔者看来,全然无从成为支持其诉请的依据,很可惜。

此条说得明白,只有“信息披露义务人”才有“履行报告、公告”的义务。换言之,此条不过是概括宣示信息披露义务的原则性规定,并没有创设任何特定的信息披露义务。所以,光看这一条无论如何也看不出到底谁是“信息披露义务人”,欲知其详就必须看《办法》第二章,而这一章从头至尾只说了5%以上的大额持股者具有披露义务,却丝毫没有要求未达到这一标准的要约收购人披露持股信息。

法律规则及其意图一经明确,我们再来看事实。振兴集团所谓浙民投天弘未依法披露的一致行动人主要就是指天津红翰。从已公开的信息看,天津红翰是在2012年以协议方式受让了衡阳市国资委所持上市公司609万股,自此开始就成为ST生化的股东。截至目前,天津红翰仍持有ST生化609万股,占2.23%,为ST生化第四大股东。即便认定天津红翰与浙民投天弘存在一致行动关系,两者持股总数相加不过占4.74%,尚未到达5%的披露标准,不作披露又何罪之有呢?

更何况,要认定浙民投天弘与天津红翰的一致行动关系还不是件容易的事。后者与ST生化的恩怨纠葛由来已久,最近的一次是2017年4月天津红翰申请限售股份解禁产生的纠纷。由于限售股解禁需要通过上市公司董事会进行办理,在天津红翰提出解禁申请后,ST生化请律师事务所出具了一份法律意见书,对天津红翰是否符合解禁条件发表意见。律师最终的意见是,因为天津红翰在2012年受让衡阳市国资委所持股份过程中存在违规行为,并损害了上市公司利益,不符合解禁条件。

相较股吧的帖子而言,上市公司发布的正式公告应有更强的公信力。如此一来,天津红翰的行为逻辑前后就不一致:若要与其他投资者强强联合,天津红翰就不需要在发表声明之后要求解禁其股份,自己留在手中岂不是更好?不仅可以继续保留一定的话语权,而且如果重组成功,获得的收益将会更大。

那么,ST生化声称浙民投天弘联合“潜伏”的一致行动人在三次股东会上投出的反对票又是什么情况呢?

浙民投天弘是从ST生化2017年一季报开始出现在前十大股东名单,从这个时点回推1年时间,在此期间,ST生化只开了4次股东大会:2017年召开1次,2016年召开了3次。从这4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审议情况,修改章程以及实施非公开发行的议案均被股东大会否决,其他议案则正常通过(表1)。

表1:2016-2017年ST生化股东大会议题审议情况序号会议名称召开时间审议议题情况表决结果1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2016.6.30审议修改公司章程等17项议案修改章程议案未通过(反对票2937万股),其余16项通过。2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6.9.29审议修改公司章程等3项议案修改章程议案未通过(反对票5366万股),其余2项通过。3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16.12.19审议修改公司章程、非公开发行等14项议案修改章程、非公开发行议案未通过(反对票分别为7153万股、5300万股左右),其余通过。42016年度股东大会2017.6.28审议修改公司章程等9项议案修改章程议案未通过(反对票8312万股),其余8项通过。

ST生化试图多次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主要的修订内容在于两方面:

一是增加“公司的控股股东控股比例在30%以上时,应当采用累积投票制”条款;二是股东大会在审议关联交易时,“如有特殊情况关联股东无法回避时,公司在征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部门的同意后,可以按照正常程序进行表决,并在股东大会决议中作出详细说明”。

另外,公司章程还扩大了董事会的权限,比如将董事会审批决策的资产交易权限由之前的不超过总资产30%提高到50%、在贷款总额不超过年度预算的前提下,董事会可根据公司经营情况自主决定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借款等。

ST生化对章程的这些修改大多增强了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力。面对这种情况,ST生化的中小股东发出了不同声音,对章程修正案提出反对意见的股东越来越多,从最初的2937万股增加到8312万股,最近一次投反对票的股份数占ST生化2.73亿股总股本的30.5%。

浙民投天弘及其一致行动人只持有685万股,即使算上天津红翰的609万股,二者只持有不到1300万股,这与在股东会上投反对票的8312万股还存在不小的差距。因此,无论是从天津红翰的入股时间及之后的解禁申请,还是股东大会的投票情况,都难以认定浙民投天弘与天津红翰之间存在一致行动协议。

未穿透披露资金来源并非收购障碍

再来说说法律因何要求要约收购方披露收购资金的来源。这主要是为了便于目标方董事会与股东判断要约方完成要约的可能性。假如股东不明就里地将股票出售给资金来源不确定的收购方,到头来可能无法完成交易,落得一场空,更可能因而贻误其他投资机会——尤其是在出现竞价收购方的时候。

除此之外,法律要求穿透式披露资金来源,对于仅以争夺控制权为目的而无意完整买下上市公司的部分要约而言也具有特别意义。在具有控股股东的上市公司中,小股东面临遭受大股东倾轧的风险,而大股东则可以利用其控股地位取得私人利益。因此,控股股东剥削小股东的能力对保护小股东利益息息相关。

在控制权移转过程中尤其值得监管者重视的,正是争夺的结果让控股股东的这种剥削能力从无到有(即原本没有控股股东到出现控股股东),或者从弱转强的情况。由于剥削能力的强弱最终取决于控股股东在公司中的经济利益比例与投票权比例背离的程度,而这一程度又取决于控股股东的持股结构,故此,借助资金来源的披露揭示出此种持股结构就是一项重要的监管手段。

对于浙民投天弘收购资金来源是否合法的问题,浙民投天弘似乎也有充分理由予以辨明。浙民投天弘的收购资金主要来自于浙民投的无息借款,而浙民投注册资本50亿元,已全部实缴到位。尽管浙民投的股东结构比较复杂,打开穿透之后,投资层级最多的达到了5级,但仔细分析其投资者的构成,却非常简单。

浙民投成立于2015年,主要由两类股东发起设立,一是8家浙江民营龙头企业,如正泰集团、奥克斯集团、杭州锦江集团等,合计持股90%;其二是一家名为杭州工银硕彦股权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杭州工银硕彦”,实际控制人是李晔、王嘉夫妇)的合伙企业,持有浙民投剩余10%股份。按出资额计算,前8家股东合计出资45亿元,杭州工银硕彦出资5亿元,其所持股份是从工银瑞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其控股股东是中国工商银行)手中获得。

在这9家股东中,前8家民营龙头企业资金实力当无太多疑问,争议的焦点在于杭州工银硕彦。杭州工银硕彦的GP是深圳金晟硕业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晟硕业”),出资额最大的LP是一名叫马珩的自然人,出资额为5亿元。李晔有1名直系亲属的名字也叫马珩,该人未从事过投资管理工作,曾经代李晔持有某些公司,比如苏州金晟硕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

马珩这个名字不仅出现在此次ST生化的收购中,而且在2015年,马珩与王嘉合作设立了一家公司,并将该公司作为工银瑞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所设立资管计划的委托人,以参加华鼎股份的非公卡发行。

如果杭州工银硕彦的马珩就是李晔的直系亲属,那么是不是存在其是代李晔或其他第三人出资的可能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振兴集团对浙民投天弘收购资金来源的质疑就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只不过,如果代持双方坚持不承认存在代持、坚决不承认做出了兜底安排,外人也就无法予以证实了。

因此,尽管振兴集团要求穿透披露资金来源可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若其无法证明存在代持情况,那么诉讼本身也就成为无本之木。退一万步说,即便浙民投天弘对涉及资金来源的代持情况披露不足,那么,司法救济也应仅限于责令其补正披露,而非就此阻碍其收购。归根结底,司法要保护的只是目标方股东基于透明的信息决定是否出售股票的权利,而没有理由妨碍股东选择将股票出售给要约收购方。既然如今要约并未启动,补正披露为时未晚,实在看不出对收购方有另加惩治的必要。

内幕交易指控牵强

振兴集团有关浙民投天弘实施内幕交易以便利益输送的指控十分牵强。众所周知,内幕交易者乃是内部人士实施的交易行为。而在ST生化停牌前的6个月,浙民投的持股状况远未达到成为ST生化内部人士的地步(至少要满足5%的持股比例吧),也还没有发出收购要约。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纵然浙民投的相关人员买入ST生化的股票,也不过是一介外部人士的正常投资行为而已,尚难称之为内幕交易。

操纵股价——事实举证不足

振兴集团提出的最后一点诉讼理由——操纵股价——最是缥缈不定。究竟是浙民投天弘的哪些一致行动人在操纵股价?又是通过何种方式操纵股价?操纵的行为究竟发生于何时?对于这些证明指控的关键事实振兴集团一概语焉不详,只怕着实让司法判断无从下手。而本着“疑罪从无”的法治原则,此类虚无缥缈的指控也只能任其败诉了。更何况,要让90多亿市值的ST生化大盘下跌近1/4,这操纵的幅度恐怕该不是蜻蜓点水式的,缘何监管部门丝毫没有察觉呢?

有意思的是,在此,振兴集团不仅仅告了收购方浙民投天弘,还特意拉上自己一手控制的ST生化垫背,指控其未及时发现浙民投天弘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操纵行为,进而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正如有市场分析人士指出的那样,监控操纵股价行为的责任理当在监管机构,又如何责备上市公司失职呢?不知振兴集团这看似没有来由的一招算不算得上声东击西?

本文的作者之一曾详细分析敌意收购对于促进股东利益的积极作用(张巍:《美国的上市公司收购防御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证券法苑》第19卷)。诚意维护公众投资人利益的监管机关与司法机关都应当警惕各种拖延遏阻收购的努力——无论是停牌还是诉讼。如今既然入禀法院,司法机关自应持正判断。

更加重要的是,在资本市场上公开实施的收购行为,时间决定着成败。正因此,具有高度专业水准的美国特拉华法院才想尽办法加快审理速度,对于涉及收购及其抵御措施的案件,往往只需数周便能完成裁判,更会在作出正式书面裁判之前先行发布口头裁判,进一步提升审理速度,以免陷入抵御方以诉讼拖时间的陷阱之中。这些经验似乎也十分值得中国的法院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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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回望ST生化

ST生化是一家基本面不错的公司,旗下核心资产是广东双林药业。截止到2016年底,广东双林药业共有8个血浆采集站,采浆量为301.58吨。与同行业上市公司比较,ST生化也具备较强的竞争力。博雅生物拥有10个采浆站,2016年采浆量为225吨;卫光生物拥有7个采浆站,2016年采浆量为320吨。

博雅生物股本4.01亿股,按36元/股计算,市值约145亿元;卫光生物股本1.08亿股,按64元/股计算,市值约70亿元。ST生化股本2.73亿股,按31元/股计算,市值不到85亿元。这些数据与ST生化生产数据相比,蕴含着ST生化还有一定的升值空间。并且随着振兴集团剥离振兴电业,ST生化不仅将解决股改遗留问题,而且业务也更加突出和集中,未来发展值得期待。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ST生化会引起资本市场的关注了。

在这次浙民投要约收购之前,ST生化已经遭遇了两次收购,第一次是在2016年第二季度,基金欲募资举牌收购,此举因资金募集不到位而作罢;第二次是天津红翰在2016年第四季度谋划的“夺位”之争,意图通过收购第三方对振兴集团的债权,以法院拍卖大股东股权方式获得对上市公司控制权。此举因信达公司给予振兴集团2.2亿元借款使其逃过一“劫”。此次浙民投的要约收购是ST生化在一年左右时间内面临的第三次股东变局。一而再三,来者不善,振兴集团还能否紧握ST生化的控制权?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意见,本公众号发布此文仅出于传播更多观点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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