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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区块链新金融”（ID：shhl_qukuailian），作者：共享财经lemon；36氪经授权转载。

沉浸于去年ICO疯狂中的投资者，终于尝到了苦果。而那些通过互联网上“小韭菜”们，至今投诉无门。

当3.15来临之际，《共享财经》为读者们奉上系列3.15策划报道，为了警醒那么已经深陷其中或者还对虚拟币炒作抱有幻想的人，如果想要“一夜暴富”是多么的危险。

受害人李利（化名），是一位普通员工，每月工资去除生活所需的开支能够剩下的钱只有两千元钱，“你不理财，财不理你”这是李利（化名）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认为虽然自己收入不算高，但是自己可以通过投资和理财，让自己的财富实现增长。

2017年12月25日，李利（化名）在某投资QQ群里，看到了一个名叫“星火链”的项目，他看到这个项目没有任何投资门槛，并且承若每月分红。犹豫了一整晚，他还是决定投资一笔钱，2017年12月26日到2018年1月14日陆续通过支付宝向星火连提供的支付宝收款账户转入8802.96元认购购买星火链。这期间，他一直在星比特官方QQ群和全国各地的投资者进行交流，大家都十分看好自己所投资的项目。

《共享财经》通过联系这名受害人了解到，“星火连”系四川黑石启创科技有限公司利用国家沙盒监管项目进行虚假宣传并网上发售的虚拟货币，并不具备任何实用性价值，纯粹是一个圈钱项目。而此时李利（化名）显然已经被群里的热情蒙蔽了双眼，他十分相信自己的选择，于是去借了13万元的高利贷继续投资“星火连”。

星比特交易平台宣称2018年1月11日平台开始交易，然而2018年1月15日平台突然不能交易，官方客服让李利（化名）把“星火链”转到钱包，星火官方给的说法是月末开新网站老网站将关闭，把老网站里面的币转到钱包，在等新网站开开以后大家再把钱包里面的币转到新网站。

李利（化名）十分紧张，但是听到官方这个解释似乎也合乎情理，他稍稍放心了些，1月28日晚间，当李利（化名）再次登录平台网站想要看看情况的时候，网站已经无法打开，此时，紧张的李利（化名）赶紧去QQ群寻求解释，不料连官方qq群都已经全部解散，官方全部失联，给出公告说2月中旬开新网站，此时已经有人组建了“星火连维权QQ群”，李利也加入进来，他不愿意相信自己是被骗了，他依然相信官方所说2月中旬会开新的网站，直至2018年2月20日李利（化名）才意识到这是星火连给自己跑路拖延时间。

3月13日，《共享财经》再次打开“星比特维权群”，看到李利（化名）也在群里将自己的证据材料上传到QQ群文件，群里的网友纷纷在利用自己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有网友已经联系了成都高新区公安经侦大队进行报案，但案件至今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有一位网友说：只想抓住这些骗子！

其实李利（化名）的遭遇在如今的区块链投资热潮里并不罕见，只是有很多人抹不开面子，不愿去说，又或者维权无门，还有很多互联网项目和传统企业，包括上市公司也来参与区块链，实际只是披着区块链的外衣，这些公司原本融资渠道少，资金流动性差，想通过“区块链+ICO”的方式圈钱，这导致圈子更加鱼龙混杂，增加了不可控因素，一些人因此倾家荡产，发生很多维权事件。

2016年和2017年是区块链行业发展初期，也是行业的暴利期。但到2018年，大家会发现，之前很多白皮书描绘的技术路线很难实现。一方面是根本无法落地，因为底层技术还有很多瓶颈待突破；另一方面，很多项目的应用场景是伪命题。此外，因为监管的缺失，项目方很容易发生跑路，代投、私募等也很容易出现诈骗行为，整个链条非常脆弱。

当前的区块链行业就如同刚刚兴起的互联网一样，有许多的项目通过这个史上最自由的数字市场野蛮生长，快速爆发，让一批人因此一夜暴富，赚的盆满钵满，但有更多的项目通过一些胡诌造假，凭借几页不知所云的“白皮书”骗取大量真金白银，半年只倒腾出两行代码，却依然引得无数人前赴后继的入场。

但即便如此，依然有很多人通过各种方式被骗，被骗金额小到一千多元，大到上百万元人民币，2017年12月下旬，正当大家都在对这一年辛苦的工作进行年终总结的时候，有一家公司正在如火如荼的忙活着自己的“生意”，这家公司名叫：四川黑石启创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在2017年12月利用星比特网站：网页链接，销售非法代币“星火链”，代号NHC，非法集资敛财进行网络传销和诈骗，涉及人数多达上万人，使用人民币认购的虚拟货币无法卖出提现。

《共享财经》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投资有风险，千万不能借钱投资，希望大家在投资区块链行业的道路上，能明辨陷阱，用正确的姿势去拥抱区块链。

编者按：以比特币为首的加密数字货币和区块链是最近1、2年炒作最火的技术之一，到处都是这些技术能改变一切的言论。但是也有越来越多的声音质疑这些是骗人的、没用的、危险的东西。沃顿商学院教授，《区块链与新的信任结构》作者Kevin Werbach指出，大家在讨论这方面东西的时候，首先要意识到存在着三种现象，而这三种现象分别与三个T有关：加密数字货币与信任最小化（Trust-Minimizing）有关；区块链与跟踪（Tracking）有关；加密资产与交易（Trading）有关。我们讨论的是两大创新和一个有希望的想法，但与技术革命还有距离。

这段时间你想听不到加密数字货币和区块链技术如何可以改变一切（或者至少创造大量财富）的声明都很难。但是给这些东西贴上大规模诈骗、没用以及危险标签的声音也一样大。数量多到令人吃惊的一批受众仍然不能理解发生了什么。这种困惑的一大原因是我们讨论的不是同样的东西。

事实上大家赞成或者反对的区块链现象不止一种。而是有三种。

这三个社区共享同一套设计原则和技术基础——但其人员，目标以及前景几乎是完全不一样的。只是不断地接收有关哪一个是“真正”的运动的只言片语其实没有多大帮助。所以，我在这里想澄清一些东西。

一个是加密数字货币：其想法是网络可在没有中心控制点的情况下安全地转移价值。

一个是区块链：其想法是网络可对跨信任边界的信息达成一致共识。

还以一个是加密资产：其想法是虚拟货币可“金融化”为可交易资产。

第一个是真正革命性的概念……但革命是否成功的最后结论尚有待揭晓。第二个和第三个是改变游戏的创新，正走在规模采用的路上……尽管如此，其本质上是演进性的。

为了方便记忆，可以将其看作是3个“T”：信任最小化（Trust-minimizing）、跟踪（Tracking）以及交易（Trading）。

“信任最小化”——加密数字货币

加密数字货币大概是你听到得最多的，其中最早也最出名的是比特币。理解比特币最容易的方式不是苦思冥想挖矿或者数字货币的细节。相反，是要把焦点集中在信任的去中心化上。

很多活动需要信任。一张20美元的钞票就只是一张绿纸而已，选举中的选票就是无意义的仪式，让我坐车的某个人就可能是个危险的陌生人。传统上，信任意味着要依靠伙伴、机构或者中介。那些中心化的信任结构是很强大的，它们跟其他东西一道还为我们带来了现代文明。但是信任有个缺点。信任意味着脆弱性。出于任何数量的原因，我们信任的人、政府以及公司可能确实不可信任的。比特币展示了一个有价值东西——货币——可以在不信任任何人的情况下（尤其是在交易验证中）予以信任。

加密数字货币有望在避免信任的弊端的情况下获得信任的好处。

其想法如果完全实现的话（这是一个大大的问号），有望变革社会。我们就会拥有真正反映股东意愿的透明公司，真正反应市民意愿的政府，不受腐败强势看门人榨取价值之苦的互联网，假新闻的终结，以及为了改善人类的日常生活的大规模自动化。或者至少，我们我们可以找到显著改善现状的解决方案。去中心化的价值可以体现在各个方面。

不过这是要有代价的（代价总会有的）。对于比特币来说，代价包括非常缓慢的网络、功能有限、浪费大量电力并且让一群矿工致富。也许那些人值得拿这么多钱。也许通过新的区块链或者区块链增强等技术进步会推动成本的下降。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是的，流通的比特币理论上价值超过了1000亿美元，但这是加密资产的想法。除了用来致富、证明自己观点或者规避执法以外，现在有人用比特币做过任何其他事情吗？如果你看看现存的将近2000种加密数字货币的话，就会发现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

还有一点要注意。对小群体、有限应用以及特质用户有效的东西未必能适用主流。如果的确进入主流的话，也往往会变成某个完全不同的东西。直到Facebook出来之前，我们都不清楚任何人能从社交网络上面赚到真金白银，因为那东西不过是小孩的无聊消遣。Facebook能一路走下去不能说明这是不可避免的。

对加密数字货币革命的一些赌注也许被以证明是下对了。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赌注，有着各种潜在好处，但仍然是一场赌博。真正的革命不经常发生是有原因的。而当它发生时，往往会造成严重的附带伤害。

“跟踪”——区块链

区块链现象跟加密数字货币有着一样的发展根源——200年的比特币白皮书及其前身——但是它寻求的东西很不一样。区块链不是想在没有信任的基础上去做，而是基于我们的信任太过有限这一前提出发。我们其实只信任自己，或者我们自己的组织。但没有人或者公司是一座孤岛。甚至就此而言，一座岛屿的政府也不是孤岛，只要它需要通过水路进交易和互动。

这个世界到处都是流程，尤其是大公司和政府，那些地方东西从一个信任区到留一个信任区的流转必须进行跟踪。全球各地机构每年在“物流”（将东西放到由别人控制的运输系统上）方面的花销达到10万亿美元。当东西在供应链中流转时，制造商、分销商以及零售商均保留对相同物品自己的可信（却独立的）记录。当你走进一家新的医院或者诊所时，你的病历未必会随身携带。连同你新产生的病历一起带出去的可能性甚至更低。所有这些信息流的中断都在喂饱那条叫做交易成本的可怕的恶龙。按照主流经济学院的说法，为了杀死这条龙所付出的努力是经济必不可少的驱动力。

机构之间（有时候是内部）很大一块的交易成本是由于信任弹性有限的结果。如果所有交易参与者都信任涉及的信息的话，哪怕双方互不信任，成本也会急剧下降，而且性能也会彻底改善。这就是区块链愿景的精髓。

如果加密数字货币是关于信任最小化的话，则区块链就是与扩大信任有关。

信任你在区块链上自己的记录相当于信任别人的记录，因为那些记录是同一个。结算的副本，下一步的对账副本，以及接下来的查账副本，以及监管报表副本，这些都可以合并到原始交易里面。全球最知名的公司都在参与到各种区块链试点和联盟当中，因为他们都看到了其中巨大的潜能。去中心化是其中的设计目标之一，但却不是像加密数字货币那样是基本要求。所以这些系统通常是“有许可”的，基本功能仅限向身份确定的参与者提供。

就像加密数字货币一样，这个故事有些地方的走势仍然值得怀疑。不过，因为区块链理论并不假设会发生任何激进的市场或商业模式改变，所以这只是一个程度问题。加密数字货币倡导者挑剔说任何这些东西都不需要区块链。好吧，但是创建数字货币也不一定就要用区块链啊。只有在你想增加银行无法接入、政府无法屏蔽交易，没人可以影响货币供应的条件时，比特币才有了目的。类似地，区块链理论面向的也是特定一类场景。传统数据库解决方案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因为牵涉其中的人和公司在实践上并不能达成一致，而不是因为在理论上的失败。

“交易”——加密资产

加密资产将加密数字货币令牌变成交易工具，然后通过它们产生的线程又演变成更加复杂的金融工具。其潜在规模非常庞大，就算是万亿美元级的市场也不算罕见。这一块跟第一个背道而驰的地方在于它不是把加密数字货币视为促进无需中心化信任的活动的手段，而是一种新型的投资资产类别。因为加密资产天生就是数字化的，所以理论上交易可以比现有的工具更高效。加密资产天生就是灵活的、全球化的。几乎所有主流华尔街玩家都渴望参与进来，提供资金的机构投资者也是。将其排除在外的监管方面的担忧也在逐步得到解决。

加密资产是加密数字货币，但是去除了所有的革命性定语

一旦去中心化网络上的数字令牌的根本价值得到确立，为什么就不能用它来赚钱呢？（“参与到社会最优资本的形成”）加密资产依赖于加密数字货币这个事实，因为需要有某个有价值的东西进行交易。必须确保安全。不过加密资产无视或者拒绝了加密数字货币认为信任“几乎是淫秽的”这个想法。（这句话出自原先对比特币进行安全审计的人）。对于加密资产交易者来说，信任和缺乏信任都只是流动性这个目的的手段。

顺便说一句，有许可区块链还支持令牌化资产，包括最终的主权货币。不同在于其目标是有效跟踪而不是有利可图的交易。

这个的另一种思考方式是加密资产将加密数字货币的交易功能与效用功能分离了。如果你希望利用比特币支付给商家，用以太坊的以太为分布式应用购买计算能力，用Filecoin购买云存储，或者用Augur Rep验证预测市场的结果，你就基于自己从应用中获得的东西而把价值赋予了它们。理论上，对应用使用的需求越大意味着供应越少，这就会把价格推高。但实际上，这些应用还没有一个有显著应用，所以令牌的价值是具有高度投机性的。当然这未必就是坏事，而是风险偏好在推动着金融市场。不过有时候那种投机会把市场推向悬崖。加密资产的关键问题是投机性本能会不会被调动起来以及怎么调动起来。

如果加密资产市场形成的话，通过利用华尔街多年发展出来的金融工程和分析工具，将日用品和房地产之类的实体，知识产权之类的数字化事物以及其他类型的权利“令牌化”就会有各种可能性。必要的基础已经建立起来了。

不要跨过界

这些故事本身不是互斥的。任何愿景的成功与失败未必对其他的有很大影响。加密数字货币的颠覆性潜能最大，因为它们提供了去中心的威力。但这也给成功制造了最大的障碍。出于其他的利益，区块链和加密资产都相应缩减了去中心化的作用。二者在面向的用例上有所区别，所以并存在决定谁是正确答案的竞争关系。跨界会产生显著机会，但需要在各自的赛道上进行评估。比方说，ICO（首次代币发售）就给加密数字货币和加密资产提供了发展动力。这应该被看成是一种新型的众筹方式呢，还是启动去中心化经济的手段？取决于答案的不同，什么被视为成功或者失败也不一样。

确定谁是“真正”的现象会是一场有趣的室内游戏，但最终却不是启发性的。对区块链相关技术任何有关成功或失败的判断都需要在相关子类中进行。当观察者将企业采用和加密资产交易的高价格作为加密数字货币的可行性证据时，这就是跨过界了。ICO世界存在大规模欺诈和盗窃行为并不意味着有关分布式分类账的政府行动有何改变。让银行用上区块链（或者类似区块链的东西）是不是好生意对于去中心化的自动化组织的前景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我们越快不再将这个视为单一现象，就能够越准确地评估进展情况。

原文链接：网页链接

编译组出品。编辑：郝鹏程。

那个年代，“选港姐”是每个香港女孩的梦。

上届冠军的容颜还没消化完，新一届的“香港小姐”竞选又来了，时间过得真快。

早些年，香港传媒界曾有过这样的说法：“最能代表香港的，不是尖沙咀的钟楼，不是太平山的老衬亭，不是海洋公园，也不是大富豪夜总会，而是香港小姐。”

尽管如今它已难逃明日黄花的历史宿命，但在遭遇中年危机之前，它就像盗版碟里的港产片一样，开启过无数人的香港想象。

这样的妆容，香港披卦了大半个世纪，连缀起来，就是香港娱乐文化的兴衰史。

一

香港小姐的前半生：

松弛、黑幕、以及全港人的希望

时间退回至1946年。彼时二战刚刚结束，香港主权由日本移交回英国，经历了数年战争岁月的折磨与摧残，香港人急需一种大众娱乐来转移注意力。

于是，带有慈善性质的“香港小姐竞选”，便在北角“丽池空军俱乐部”横空出世。

这一年10月8日，另一场以募捐为目的的选美在上海新仙林舞厅举行，此乃中国大陆第一次正式选美活动。

当时世界大战结束不及一年，广州的“掩埋队”每天在路上收殓无数饿死者的尸体，香港的粮食危机也日益深重——有人质疑，在此情况下，应否搞这种歌舞升平的活动。但最终，选美会还是于6月23日在丽池如期举行。

事实上，所谓“竞选”只是一场简单的泳衣秀。在“国际慈善游泳比赛”的间隙，几位妙龄女郎身穿连体泳衣，绕场一周给中西评判打分。

各佳丽由20位评判评分，标准是身材40分，容貎40分，仪态20分。图为当时的评分结果，来源：十一劃生。

这场泳衣选美，为沉闷的香港社会带来一道不太合时宜的风景。

在那个风气尚为保守的年代，裸露的肩膀、雪白的大腿，以及紧身衣勾勒出的胸部线条……现在看可能不算什么，但搁那会儿，刺激程度不亚于现场看毛片。

原本可以容纳1700人的会场，最终挤进了2000多人，将俱乐部的木栏都挤坏了。

当天，数千观众在烈日下曝晒3个多小时，为的就是一睹佳丽身穿泳衣，从跳台走下阶梯的身影。

面对市民饱满的热情，当年的《星岛日报》评论道：“随着和平的光临，人们很需要找寻些趣味、轻松，或者是罗曼斯（Romance）的气氛来调剂一下战争几年来紧张惯了的神经。”

只是，观众见到佳丽真容的那一刻，罗曼斯就幻灭了。

尽管大会所定的赛制十分宽松，只要求佳丽年龄在16到60岁之间、能找到一件泳衣穿在身上即可。但由于是头一次举办，故参赛者寥寥。仅有的11人中，不少还是舞厅小姐、风尘女子。

有人形容，那场选美看到的都是“松弛的线条，胖而不健的体格，由于夜眠晏起弄成的萎黄脸孔。”

香港某龟苓膏品牌广告，图右为首届港姐冠军李兰。

“海中无鱼，虾仔为大”，最终，23岁的李兰成为香港历史上第一位港姐冠军，不仅由港督夫人亲自加冕，还获赠价值上千港元的司马牌金表一只。而选美门券所收入的8621港元，则全部用于救济难民及残废军人。

李兰一夜成名，从此踏入演艺圈并出演了多部电影，成为黄飞鸿系列电影中的第一位女主角。图为李兰出演《审死官》中的杨秀珍。

从大众审美看来，李兰姿色平平，难以称得上“美丽”。但即便如此，接下来的港姐选举盛况丝毫不减，尤其是1948年。

这一年，丽池从“空军俱乐部”摇身一变成为“丽池花园夜总会”，而幕后搞手正是叱咤当时的“夜总会皇帝”、有“香港杜月笙”之称的李裁法。

“丽池花园夜总会”集泳池、海浴场、舞厅、酒吧于一体，每夜衣香鬓影，觥筹交错，一派繁荣景象。

改头换面的丽池，一跃成为城中最热门的猎艳胜地，相当于今天北京三里屯最火的夜店——为了“搅旺这个场”，李裁法接手主办了这一年的香港小姐选举。

只是，决赛现场，秩序尤其混乱。前排的观众险些被挤进泳池，后排的观众视线则被层层遮挡——明明花真金白银买了门票，却连佳丽的衣角都看不到。至于本来要绕场一周的佳丽们，也因为无立锥之地，只能在泳池一角“企定定”。混乱之中，甚至有几双“咸猪手”从人群中扑出，试图对佳丽实施“胸袭”和“腿袭”。

当时的报章关于港姐决赛秩序混乱的报道。

比赛最终在一片混乱中草草收场，“杯葛”的声音也旋即而至。

与前两届“职业小姐获荣衔”的丑闻不同，这一届的冠军人选被质疑是“内定”。

1948年，第三届港姐冠军司马音传闻是李裁法的“契女”，被其它落选佳丽炮轰选美不公。

不知是选美黑幕让人意兴阑珊，还是由于其他不得而知的因素，连续办了3年的港姐竞选忽然沉寂了下来。直到1952年，美国举办首届环球小姐竞选，香港受邀作为“香港赛区”参选，选美会才得以重启。

既然是挑选能代表香港争艳国际的美人，这次自然儿戏不得。因此从这一年起，港姐选美成为一项独立且正规的比赛，分为初赛、复赛和决赛三个环节，前两个环节又分为便服、晚礼服、泳装三场。

加上决赛，佳丽们一共要出场七次，前后持续近一个月，可谓是选美马拉松。

大会总结了第三届的失败经验，在泳池中搭起了天桥，好让观众一览无遗。现场还有一元一册的“群芳谱”出售，方便观众“按图索骥”。图为初赛的泳装环节，闻风而至的市民居然过万。

由于冠军可到美国竞选“环姐”，获选的话又有机会在荷理活拍电影，当年前去报名的女子甚为踊跃。

同时，主办方也规定，参赛者“必须具有良好品德，优美身材，和健康体魄”，不再允许舞女参选。

但尽管如此，选美依然被视为“低俗”。当时有位在天主教中学念书的学生易名参选，相片登报后，她被校方发现并开除学籍，无奈之下唯有退选。

不过，5月20日晚举行的晚装复赛，这位学生仍有出席，且出场时得到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图为报章上关于此次港姐决赛的报道，里面提到丽池花园夜总会请来法国的“肉惑艳星”登台，表演“奇特艳舞数十种”——或许这也是大众对“舞厅式选美”印象不佳的缘故。

决赛之夜，导演但杜宇的千金、当时只有21岁的但茱迪“爆冷”夺冠。

在首两轮的晚礼服环节中，她身穿的几套天鹅绒礼服曾获记者大赞：“身段婀娜，轻盈的微笑，有明星派头”，但却并非众人眼中的“大热门”。

有人分析，决赛当晚，5人评审团中有4人是外宾，也许是但茱迪鼻子扁塌、眼睛细长的东方面孔帮了她一把，成了洋人眼中的东方美。

但茱迪

但茱迪听到获选一刻，双手掩面，似乎不敢相信。

加冕仪式，中间坐着的是但茱迪。后排由左至右是李懿碧、李美梅、许露西娜、王瑜。

冠军加冕后，但茱迪肩负着“全港人的希望”，带着40套中式礼服登上了飞往美利坚的班机。

有“金主爸爸”扬言，只要但茱迪的排名比同来自亚洲的菲律宾、日本和印度小姐高，就可以得到上镜的机会，以及三千美金的月薪。

美国首届环球小姐现场，左五为但茱迪。

最终，但茱迪不负众望，拿下了首届环球小姐的殿军（第四名）奖杯。

但茱迪获殿军当天，环球影片公司即答应与她签约，令她兴奋不已。图为但朱廸在***出品的《国王与我》一片中饰演一名妃嫔。

二

70年代香港梦：

美貌与智慧并重

但茱迪为港姐竞选开了个好头，但茱迪之后，参选港姐成了“飞上枝头变凤凰”的极佳通道，无论是名门闺秀还是邻里小花，都觊觎起那朵钻石后冠来。

只是，彼时的香港正处于从小渔村蜕变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高速转型期，老百姓尚要为衣食劳碌，根本没空关心香港大美人是谁。整个五六十年代，港姐竞选也没有固定的主办方，办起来有一年没一年的。

直到1973年，TVB（香港无线电视台）入主港姐选拔，港姐竞选才气象一新，稳定下来一年一届，持续至今。

70年代正值香港电视台混战时期，挖角常有发生。TVB接手港姐，就相当于接手了一个艺人储备库。图为TVB艺员训练班。

而在1973年的过渡期，港岛出现了两位香港小姐，分别是“香港东方选美会”选出的狄波拉和TVB选出的孙泳恩。

由香港东方选美会选出的狄波拉（谢霆锋母亲）。

由TVB选出的孙泳恩（中）。

虽然70年代初选美风渐盛，有“工展小姐”又有“香港公主”，但由“公仔箱”直播，佳丽们身穿泳装让万千观众评头品足的选美还是首次。因此开山鼻祖孙泳恩也被称为“最勇敢港姐”。

图为孙泳恩加冕环节。

事实上，TVB主办的选美会并非“给最好看的发一个皇冠”那么简单。在与国语文化、上海往事周旋良久后，腾飞的香港开始大刀阔斧塑造城市名片。1976年的港姐竞选宣传词就写道：

“‘香港小姐竞选’，目的在于选出一位才貌双全、能真正代表香港美丽与文化的少女，提升海外人士对香港的印象。”

港姐竞选，选的是“香港女性的楷模”。因此，除了评选标准和流程更专业之外，TVB还提出了那句深入民心的口号：美貌与智慧并重。在这样的标准下，评委甚至会刻意避免当选者“过于漂亮”。

1973年到1983年十年间，港姐以“德”先行，“容”居其后。因此首届港姐选举，成熟稳重的孙泳恩有幸夺冠，而娇艳的空中小姐赵雅芝（图）只能得第四。

港人于是将选冠军比喻为“选老婆”，不用太漂亮，最重要是贤淑大方；亚军是“选女朋友”，不妨风情万种；季军则是“选小妹妹”，天真单纯就好。

1977年，香港小姐史上第一个双料冠军朱玲玲，被人称为“气质高雅的港姐”、“港姐中的港姐”。

1979年穿泳衣的钟楚红，最终获得殿军。

从孙泳恩开始，港姐们一个个高贵端庄——当然，1976年的冠军林良蕙是个小小的意外。

当选时最激动冠军：林良蕙

在文娱活动相对单调的七十年代，港姐一开办就吸引了万众关注。再加上TVB悉心经营，香港人心目中的“舞厅选美”观念逐渐转变过来，选美成了个人成功路上不妨一试的捷径。

“少女们从五湖四海出发，从纽约、上海、温哥华赶来，接受这个神话城市的审阅。”

而港姐选举，也开启了“明星制造机”模式，佳丽们往往还没出道，就有几部电影等着拍。“世纪美人”赵雅芝、“梦中情人”钟楚红等人，几乎撑起了80年代的香港影坛。甚至有观众评价：“如果没有她们，华语影视圈会失去三分之一的光彩。”

港姐开始与电影、电视结下缘分。图为《香港小姐与香港电影》，余慕云著

三

80年代，港姐盛世

20世纪80年代，高速发展的香港稳固了“亚洲四小龙”的地位，晋升“东方好莱坞”的无线也一统江湖——搭着“无线电波”的港姐，迎来了我等凡人肉眼可见的巅峰时期。

一年一度的港姐选举成了全岛的盛事。一进入夏季，无论是电视上的宣传片、报摊上的杂志刊物，还是普通市民饮早茶时的闲谈，都离不开“香港小姐”。

决赛之夜，粤港两地居民更是痴痴地守着翡翠台，合家欢程度不亚于春晚。就连内陆观众，也从天线勾来的TVB信号里，接受过港式人体审美的启蒙。

TVB在制作上下足重本，香港小姐竞选变得更“有睇头”。除了决赛夜的泳装环节备受瞩目之外，新增的外景环节也增色不少。图为1988年李嘉欣的外景拍摄片段。

肩负着“宣扬香港”KPI的港姐，不仅深获香港市民的喜爱，地位高得可与港督出席活动。

而且宣布中选的一刹那，便始登龙门，身价百倍，风头一时两无——即使落选，也有机会闯荡娱乐圈，跻身政商界，或被揸跑车、住豪宅的贵公子相中，嫁入豪门。

邱淑贞曾于1987年参选港姐，后因整容传闻中途退赛，但这并不妨碍她被王晶相中，晋升为一代性感女神。

据1989年的港姐冠军陈法蓉回忆，很多香港女孩小时候都cosplay过“港姐加冕”环节：“卷一根棍子当权杖，披一条毛巾在屋里绕场一周。”

——那是梦想中的高光时刻。在那个贫富差距逐渐悬殊的年岁里，港姐就像终极美好样本，很多平民女孩从中看到了希望。

泳装问答环节也是小学鸡们争相模仿的情节。某年的问答环节便堪称经典，一位佳丽被问及“古今中外历史名人你会选谁做丈夫？”她答：希特勒。“我会用我的美貌感化他的野心，唤起他的爱心。”

进入到80年代，摇摆于“美貌”与“智慧”之间的审美天平也被重新洗牌——在稳定而富庶的社会里，电视节目的娱乐功能占了上风，评委们不再避讳选手的美貌。让观众赏心悦目、用收视率吸纳广告才是正经事。

1983年，张曼玉甫一出场，几乎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哇，好靓”。

1983年，泳衣造型的张曼玉，当年的“最上镜小姐”被她收入囊中，可谓实至名归。

事实上，此时的香港已跻身国际大都会，港产娱乐亦独步天下，有人感叹：“在这种时代气氛下，女人不可能不美。”

这一时期，遴选出的佳丽也独具时代感和都市味。

在颜值全靠老天爷赏饭吃的年代里，1988年的“大美人”李嘉欣、1989年“最具都市气质”的陈法蓉、1990年的“靓靓”袁咏仪、1991年“美貌与智慧并重”的郭蔼明扎堆涌现。

至今港人仍感慨，那些年，真是港姐的颜值巅峰。

1988年冠军，大美人李嘉欣，被称为“美得石破天惊”。

1989年香港小姐冠军陈法蓉（中）。

1990年冠军袁咏仪，“靓靓”这个外号不是白叫的。

1991年冠军郭蔼明，就读于美国南加州大学机械工程学，曾到NASA兼职见习工程师，是学历最高的港姐。

就连1991年的季军蔡少芬，也是春风化雨，大漠绿洲。

随着颜值达到巅峰的，还有港姐的收视率。1991年，香港小姐竞选决赛当晚，最高收视达到44点，至今无法超越。只是这一年，香港小姐也走完了辉煌时代的最后一步，就如作家韩松落评论：

“香港小姐”的黄金时代，是1970年代末和整个1980年代，绝代佳人基本分布在这个时间段。而1990年初的袁咏仪、郭蔼明和蔡少芬，可视为这个时代的余韵，尚能说明“香港小姐”的审美观，不是《聊斋》中“罗刹海市”式的审美观。但之后，“香港小姐”竞选便走上天雷滚滚的不归路。

当人们回顾香港小姐时，1993年总是一个分水岭。有专栏作家调侃：香港小姐竞选就是在这一年“坏了风水”的。失望的市民大呼上当之余，“长得像港姐”也成了坊间流行粗口。

图为1992年无线推出的银禧纪念票。此后，“香港小姐”的水准被比喻为一条“屡创新低的大阴线”，偶有反弹，但趋势不改。

进入新世纪以来，选港姐更是像选特首一样，都要被喷得体无完肤。面对狗仔队的挖苦和香港市民对“港姐沦陷”的看衰，TVB无论再出什么怪招，也回天乏术。

2000年后，港姐再没出现过让人心动的大美人，近几年的三甲更被港人吐槽“连名字都记不住”。

万人空巷的势头不再，这条古老的成名路上已人迹罕至。只是，退一万步讲，那也不是她们的责任——消失的也许不是美女，而是那个香港娱乐业能人辈出、风起云涌的风流年代。

那时，香港正褪下草莽，摇摇晃晃地走进唇红齿白的浮华梦，手里的权杖，正熠熠生辉。

青涩1976

参考资料 -----------------------------

[1] 《香港倒后镜：香港小姐选举早年历史》，十一劃生

[2] 《美女是一座城市的香水》，韩松落

[3]《走过港姐60年评比历届港姐（1946-2005 ）（组图）》，娱乐大搜捕

[4]《光荣与尴尬：05年香港小姐竞选》， 张克侠

[5]《當年有個港女叫但茱迪，佢靚出國際》，輔仁媒體

[6]《英皇道：港姐选举之父李裁法》，余震宇

[7]《香港小姐选举四十年》，北京青年周刊，王一楠

[8]《香港小姐，一道逐渐暗淡的风景线》，陈洁

供图 网络 | 撰文 崔惠彦 | 编辑 简晓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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