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宋、金依然有刺面之刑。（《元史·志第·刑法》）元朝没有海禁？有的，但元代的海禁与明清海禁有异有同。他在位三十四年，有四个年份没有死刑记录。其中有几句描写杨贵妃之美的诗句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岳飞的悲愤是，自己有精忠报国的壮志而未酬，有收复旧山河的能力而无法实现，他的心事更不被人理解而感概万千。
历史上有哪些悍匪？
上世纪90年代，弹丸之地盘踞着一群悍匪，贩卖着各类枪械、40火箭筒、反坦克雷、手榴弹，贩毒达上千公斤。政府出动3000多武警、公安围剿严打81天，集结过程曾被美国误认为是准备进攻越南。游离在边缘的“犯罪天堂”平远位于云南文山州砚山县和文山县结合部，是多民族聚集的地方，区域不大、人口不多，靠近越南。由于上世纪70、80年代边界战争的缘故，云南文山被划归为战区，基础政权建设在此地被停滞了。
平远不少人参与贩枪贩毒，逐渐发展成了贩卖枪支弹药和毒品的地下黑市。也许有人会疑惑难道当地警方不管？不是不管，而是管不住。州政法委副书记金寿平带着4名民警去抓捕毒贩，被一颗手榴弹炸死；专门设立的公安分局被砸毁，执行任务的警察被打死，多名民警被打伤；驻扎在当地的14军一个工兵连被这群悍匪用手雷和枪弹赶跑等等，小王看到短短几年时间，竟然发生较大暴力抗拒执法事件数百起。
就是这种疯狂的状态，让许多犯罪分子视为天堂。比如省公安厅八处212吉普车被盗至平远街；14军一辆通讯车被盗卖，花2万元才赎回；其他地方民警追查赃车到此，被几十名手持冲锋枪、手枪的恶势力包围。当地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街上公然盗窃、抢劫、杀人的情况屡屡发生，民警不但武器无法对抗，即使现场执法了，也是非死即伤。
在当地，海洛因的价格是1万人民币1公斤，到了广州就变成了10万人民币1公斤，而运到了香港，这个价格暴涨到10万美金1公斤，令人咋舌。这是上世纪90年代，那时的月工资才不过上百人民币，平远贫困到年均人收入几百元，正是这样高额的暴利反差，让家家都经营毒品；户户都私藏武器，以便暴力抗法。1992年，平远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
经中央和省政府的同意，8月31日以拉练演习为名，调集武警云南总队上千官兵前往平远。并调动所属地方支队的数百名官兵，以分进合围之势向平远集结。从昆明到文山的云南总队，由于103辆军车夜晚在公路上绵延10多公里，被美国卫星监测到、误以为是边境集结准备进攻越南。负隅顽抗的悍匪在严打的81天中，7个村庄共抓获惩处854名罪犯，其中有三个村犯罪团伙竟然高达16个。
官兵达到后先以攻心为主，要求在规定的期限内向政府自首。一些自认罪责较轻的人选择投降，比如马国选交出13支冲锋枪；林红玉交出126支枪支；马武生家里搜出海洛因30余公斤；马赛伟交出海洛因70余公斤；当地公认的“穷光蛋”王华聪交出毒资200万。共计640名犯罪分子投案自首，向政府交枪交毒。但是也有不少罪行较重的人选择了负隅顽抗，比如马明、马慈林等人。
指挥所派遣多个尖刀分队分别攻入沙国柱、马文伟、金跃清等罪犯的私宅，占领各村制高点，构筑防护工事，控制交通要道。马明是大毒枭沙维俊的手下，虽然年纪小，但却是个心狠手辣的人，已经拥有近十年的犯罪历史，他的私人住宅被打造成了防御堡垒，整栋楼修筑了防御工事，囤积了武器弹药，还设置了紧急暗道，安装活动式钢筋玻璃窗，便于逃跑。
在最初的围剿中，马明依靠坚固的堡垒和充足的弹药进行抵抗，负责抓捕马明的文山州支队副中队长杨德翻墙进入院内投掷催泪弹，并在催泪弹掩护下破窗而入，展开近距离枪战，将马明从二楼逼到一楼，但不幸中枪负伤倒地。战况陷入了僵持，指挥所又增援了2个排的武警、1个排的特警，并使用火箭筒轰炸他的住宅，加上催泪弹终于将马明给逼了出来，被迫从后窗逃窜。
马明窜入玉米地，企图借助农作物的遮掩逃跑。在玉米地里，被负责外面封锁的武警击中，滚进了一条臭水沟中，面对凶恶毒贩武警不敢大意，再次进行了扫射。马明身中30余枪死亡，这场战斗先后持续了一百分钟，百余名围捕武警中，有三人负伤。马慈林是另一名毒贩，曾在国外受过军事训练。身上背着多条人命，曾亲手枪杀两名逮捕他的民警。
他的家也如同马明一样，修建了防御工事，私藏了大量的枪械。马慈林面对武警的喊话没有回应，躲在别墅内伺机突围，当有民警发觉时，马慈林立即端起轻机枪扫射。在战斗中，民警苏太德投掷手榴弹时被击中腹部，由于在战斗前将自己的防弹背心让给了其他队员，没有防护的他当初牺牲；武警庞如宝和民警高文亮交替掩护，在屋内与马慈林进行枪战，被躲在厕所内的马慈林击穿钢盔，壮烈牺牲。
当马慈林爬上围墙企图外逃时，被密集的子弹击伤，摔倒在围墙外。在外围守候的武警追上去，一齐开火，将马慈林打成了马蜂窝，战斗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三人牺牲。此外，还有隐藏躲避多日企图外逃的马慈华被发觉抓获；外逃的沙全林在外围卡点落网；乘车闯关卡的马子清被现场抓获等等，不少卡点都抓获了十几名罪犯。严打围剿结束后，共收缴海洛因897公斤，鸦片85公斤，赃款1047万，黄金2.5公斤，白银14.6公斤，贩毒脏车60辆，摩托车34辆，依法没收罪犯用毒资建造的高级住宅61幢。
收缴枪支964支，包括军用枪353支，各种子弹4万发，手榴弹、手雷、地雷278枚，按部队说法，可以装备一个团的武器弹药。如此触目惊心的数字，如果任其发展，小王推测极有可能变成一个“国中国”。这次严打改变了平远长期以来无法无天的混乱局面，法律和秩序得到了恢复，家家户户挂上了门牌，居民办了身份证，10年来第一次补交了税款。
然而平远这次围剿只是云南边境缉毒的一个缩影，我们的缉毒警正时刻与那些穷凶极恶的悍匪对抗。在一次抓捕中，一名毒贩引爆手榴弹，导致2名缉毒警牺牲、3人受伤。有一名缉毒警下葬时，他85岁的母亲被人扶着走到棺材前，执意要见自己儿子最后一面，老母亲手颤微微的给了儿子一巴掌，把自己多年来积攒的几克白银给儿子陪葬。
大家对元朝有哪些误解？
你好，这里是“阳明悟行学宫”很高兴看到你的问题：1.忽必烈在位期间有4年全国没有执行过一例死刑？原文出自《成吉思汗与现代世界的形成 》的第七章《忽必烈汗和新蒙古帝国》忽必烈汗的政府确保地主的财产所有权，降低赋税，修建道路、改善交通。为了进一步收揽民心，蒙古人减少了宋朝严酷的刑律。他们减少了中国近一半的罪名数量，从两百三十三条减少为一百三十五条。
即使对保留下来的罪名，忽必烈汗也很少允许使用死刑。他在位三十四年，有四个年份没有死刑记录。死刑数量最高的年份是在1283年，共两百七十八例。最低的是在1263年，仅七例，四个年份没有死刑记录，可能是因为那几年根本不存在死刑的刑罚。在忽必烈三十多年的统治中，共有不到两千五百名罪犯被处死，每年的死刑数大大少于现代国家，如中国或美国。
“四个年份没有死刑记录”的理解应该是作者未曾精读《元史·世祖本纪》所致。《元史》的本纪部分基本由元代历朝史官修撰的《实录》（今已不存）缩减损益而来，但基本保留了《实录》的体例，在年份条目结尾总结本年赈灾、断死等事。《世祖本纪》中，中统元年、至元十年，至元十一年、至元十九年、至元二十一年五个年份条目结尾无断死人数，但这并不意味着本年“没有死刑记录”。
至元十年与至元十一年，这两年的断死人数不在条目之末。（至元十年）有司断死罪五十人，诏加审覆，其十三人因斗殴杀人，免死充军，余令再三审覆以闻。（至元十一年）十一月庚辰，断死罪三十九人。至元十九年（1282年），条中无载断死罪人数，但为满足世祖的征服欲望，除谋反“大逆”及暴乱纲常的“大恶”外，其他死囚均被发配充军。
可见结至本年十一月，牢狱之中羁押的死刑犯并不少。（十一月）甲戌，中书省臣言：“天下重囚除谋反大逆，杀祖父母、父母，妻杀夫，奴杀主，因奸杀夫并正典刑外，余犯死罪者，令充日本、占城、缅国军。”实际上，本年可能是世祖统治下最血腥的一年。南宋灭亡后，元廷为了迅速“换钞”完成对江南庞大经济体量的占领而超发纸币，却摧毁了以贵重金属为准备金的平准政策，使宝钞彻底变成了无本之钞，反对者与主持理财的左丞相阿合马一党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
三月，趁世祖与太子巡幸上都之际，枢密副使张易暗令军官王著，方士高和尚等人假扮太子车驾回京，以大锤碎颅杀害阿合马及其支持者左丞郝祯于中书省门前，囚禁中书右丞张惠。留守怯薛官高觿、忙兀儿、张九思镇压暴动后北上报世祖于上都，皇帝震怒，令杀张易、王著、高和尚及作乱人员，主谋皆醢之（剁成肉酱）。很快阿合马、郝祯又被世祖追而治罪，开棺戮尸，阿合马诸子与部分党人也被处以死刑，中有剥皮或醢者。
年末，因借文丞相为名而起的反元动乱以及部分降臣的谗言，元廷杀文天祥于大都。（二月）丁巳，安州张拗驴以诈敕及伪为丞相孛罗署印，伏诛。三月辛酉......益都千户王著，以阿合马蠹国害民，与高和尚合谋杀之。壬午，诛王著、张易、高和尚于市，皆醢之，余党悉伏诛。五月己未朔......泸州管军总管李从，坐受军士贿纵其私还，致万户爪难等为贼所杀，伏诛。
籍阿合马马驼牛羊驴等三千七百五十八，追治阿合马罪，剖棺戮其尸于通玄门外。（秋七月）辛酉，剖郝祯棺，戮其尸。九月丁巳......敕中书省穷治阿合马之党......以阿合马没官田产充屯田，籍阿里家。戊午，诛阿合马第三子阿散，仍剥其皮以徇。（九月）辛酉，诛耿仁、撒都鲁丁及阿合马第四子忻都。（冬十月）乙卯......诛阿合马长子忽辛、第二子抹速忽于扬州，皆醢之。
（十二月丁亥）以中山薛保住上匿名书告变，杀宋丞相文天祥。至元二十一年条末无断大辟纪录，但仅《本纪》转引《元实录》的“大逆”之人就有：（二月）己亥，瑞州获叛民晏顺等三十二人，并妻孥送京师。（二月）戊申......秦州总管刘发有罪，尝欲归黄华，事觉伏诛（五月）庚午......河间任丘县民李移住谋叛，事觉伏诛。
故本年无死刑纪录亦不成立。世祖统治期间其他年份，断大辟数据为：（中统二年）是岁，天下户一百四十一万八千四百九十有九，断死罪四十六人 （中统三年）是岁，天下户一百四十七万六千一百四十六，断死罪六十六人 （中统四年）是岁，天下户一百五十七万九千一百一十......断死罪七人 （中统五年/至元元年）是岁......户一百五十八万八千一百九十五，断死罪七十三人（至元二年）是岁，户一百五十九万七千六百一......断死罪四十二人 （至元三年）是岁，天下户一百六十万九千九百三......断死罪九十六人 （至元四年）是岁，天下户口一百六十四万四千三十......断死罪一百十四人 （至元五年）是岁......天下户一百六十五万二百八十六，断死罪六十九人 （至元六年）是岁，天下户一百六十八万四千一百五十七......断死罪四十二人 （至元七年）是岁，天下户一百九十二万九千四百四十九......断死刑四十四人 （至元八年）是岁，天下户一百九十四万六千二百七十......断死罪一百五人（至元九年）是岁，天下户一百九十五万五千八百八十......断死罪三十九人 （至元十二年）是岁......天下户四百七十六万四千七十七，断死罪六十八人（至元十三年）是岁......断死罪三十四人 （至元十四年）是岁......断死罪三十二人 （至元十五年）是岁.......断死罪五十二人 （至元十六年）是岁，断死罪百三十二人 （至元十七年）是岁，断死罪一百二人 （至元十八年）是岁......断死罪二十二人（至元二十年）是岁，断死罪二百七十八人（至元二十二年）是岁......断死罪二百七十一人（至元二十三年）是岁......断死刑百一十四人（至元二十四年）是岁......断天下死刑百二十一人（至元二十五年）是岁......断死罪九十五人（至元二十六年）是岁......断死罪五十九人（至元二十七年）是岁......断死罪七十二人（至元二十八年）......断死刑五十五人（至元二十九年）是岁......断死狱七十四（至元三十年）是岁......断死罪四十至元三十一年正月癸酉日，忽必烈崩于大都紫檀殿。
夏四月甲午日，皇孙铁木尔即位于上都，故至元三十一年主要在成宗统治下度过，《成宗本纪》录本年断死为：是岁，断大辟三十一人不过，世祖的确是“重惜人命”崇尚慎刑的忽必烈曾说过：“朕治天下，重惜人命”，要求“凡死罪，必详谳而后行刑”，这基本也是他统治下的常态。《元史·刑法志》还记载世祖曾嘱咐宰辅言：“朕或怒，有罪者使汝杀，汝勿杀，必迟回一二日乃覆奏。
”对世祖提前立言预防自己盛怒时做出的不理智判决被执行，明朝史官赞叹曰：斯言也，虽古仁君何以过之。修纂《元史》明朝史官认为，元朝后世的君主基本继承了世祖“重惜人命，轻典为尚”的价值观念：自后继体之君，惟刑之恤，凡郡国有疑狱，必遣官覆谳而从轻，死罪审录无冤者，亦必待报，然后加刑......而大德间，王约复上言：“国朝之制，笞杖十减为七，今之杖一百者，宜止九十七，不当又加十也。
”此其君臣之间，唯知轻典之为尚，百年之间，天下乂宁，亦岂偶然而致哉。除“凡死罪，必详谳而后行刑”外，世祖的慎刑也体现在刻意控制死刑的数量上，所以至元年间有过大赦（上尊号时等）。认为一时间死囚过多的时候，忽必烈也会特别关照进行复审，争取少杀几个：（至元十年）有司断死罪五十人，诏加审覆，其十三人因斗殴杀人，免死充军，余令再三审覆以闻。
或指示暂缓行典，以役代刑。（至元二十四年闰月）庚寅，大驾幸上都。札鲁忽赤合剌合孙等言：“去岁审囚官所录囚数，南京、济南两路应死者已一百九十人，若总校诸路，为数必多，宜留札鲁忽赤数人分道行刑。”帝曰：“囚非群羊，岂可遽杀耶？宜悉配隶淘金。”世祖奠定的基调决定了元代死刑的另一个特点——执行效率非常低，如明初时叶子奇回忆，因“天下死囚，审谳已定，亦不加刑，皆老死于囹圄”导致“七八十年之中，老稚不曾视斩戮”。
元世祖定天下之刑，笞杖徒流斩五等。笞杖罪既定，曰“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自是合笞五十，止笞四十七，合杖一百十，止杖一百七。天下死囚，审谳已定，亦不加刑，皆老死于囹圄。自后惟秦王伯颜出天下囚始一加刑。故七八十年之中，老稚不曾覩斩戮，及见一死人头，辄相惊骇。可谓胜残去杀，黎元在海涵春育之中矣。
（《草木子·卷四》）结合其他资料来看，叶子奇的描述比较接近元代晚期的实情，然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并非只有天子的仁慈。另一个重要诱因是：元朝统治日益腐败，司法机构效率愈加低下，死囚典刑，手续繁琐。各处重刑，率多淹滞……致使强盗图财，奴婢杀主，妻妾因奸杀夫，禁系累年，尚不结案，非死于囹吾，必释于洪恩。得正典刑，百无一二，使被死者含冤而莫伸，为恶者侥倖而待免。
（《至正条格》）至使死刑名存实亡，正义得不到伸张，实为元政之一大弊矣。2.朱元璋认为元朝以宽失天下？明太祖有类似的话，但其意并非以为元朝失败在于太过仁慈。相反，朱元璋对元朝失去天命原因的认识相当准确，乃是“弛纵”与“混乱”也。“元以宽失天下”之论的始作俑者其实并非朱元璋，而是被诏来讨论元朝失政原因的侍明元朝旧臣：（洪武二年春正月）庚子，上御奉天门。
召元之旧臣问其政事得失，马翼对曰：“元有天下，以宽得之，亦以宽失之。”对此言论，太祖认同“以宽得之”，但一针见血地当场指出“其失在于纵弛，实非宽也”：上曰：“以宽得之则闻之矣，以宽失之则未之闻也。夫步急则踬，弦急则绝，民急则乱。居上之道，正当用宽，但云宽则得众，不云宽之失也。元季君臣，耽于逸乐，循至沦亡，其失在于纵弛，实非宽也。
大抵圣王之道，宽而有制，不以废弃为宽，简而有节，不以慢易为简，施之适中，则无弊矣。（《明太祖实录·卷之三十八》）洪武四年时，朱元璋在给刘伯温的亲笔信中也说过“胡元以宽而失”的话，但需要结合前后文来看。矫枉还需过正，医治元廷弛纵天下无纲的局面需要一剂剂猛药，然此时朱元璋的严刑峻法却面临着不小的舆论阻力，诚然，习惯元朝“无为而治”的遗老们并不理解新帝的用意。
故太祖斥怀念元朝“恶严法，喜宽容”之人为“恶人”，指责他们的言论为“诽谤国家，煽惑是非”。皇帝手书付诚意伯刘基：近西蜀悉平，称名者尽俘于京师，我之疆宇比中国前王所统之地不少也，奈何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然歹人恶严法，喜宽容，诽谤国家，煽惑是非，莫能治...... 洪武四年八月十三日午时手书（成化本《诚意伯文集·卷一》）3.元朝提倡男女平等？也没有这回事。
诚然，元代妇女地位较明清相对高，《元典章》中的断例，妇女作为诉讼主体的并不少见。另一方面，社会环境对待婚姻的态度也较为开放，妇女心中尚未有严格的“守贞”观念。在当时女子主动提出解除婚姻，寡妇改嫁，子娶再嫁妇女如同汉唐时代一样被视为十分正常的事情，不会面临什么道德压力。但是，奢求一个以理学为官方价值观的时代去提倡现代意义的“男女平等”，那就太荒诞了。
事实上，理学国学地位的确定使元代成为了中国妇女地位下降的重要节点之一。忽必烈年轻时便曾称三纲五常为“人端之道，莫大于此。”作为“天字第一号卫道士”，元政府不断出台条文遏制妇女的婚姻权利，提倡守贞即守节。据《元典章·户部》与《元典章·吏部》记载：成宗大德三年，元政府开始禁止流官（国家大多数官员属于流官，与土官对应）的未亡人改嫁。
大德七年，政府又剥夺了改嫁妇女对其“随嫁妆奁原财等物”的所有权。武宗至大四年，朝廷更是公开宣称“妇有夫死适人者谓之失节”，之后寡妇不嫁均称“守节”而不再是“守志 ” 。又规定有诰命的命妇在夫死后不许改嫁，若官员的正室是寡妇也没有受封赠的资格。同时下令：“夫亡守节之妇，有司为之族表门间”，第一次将“守贞”作为德行公开表彰。
元朝灭亡后，这些规定均被明朝继承并发展。根据陶宗仪的纪录，缠足的陋习也是在元代社会中逐步走向“正常化”的：《道山新闻》云李后主宫嫔窅娘，纤丽善舞。后主作金莲，高六尺，饰以宝物、细带、缨络，莲中作品色瑞莲。令窅娘以帛绕脚，令纤小，屈上作新月状，素袜舞云中，回旋，有凌云之态。……由是人皆效之。以纤弓为妙。
以此知扎脚自五代以来方为之，如熙宁、元丰以前人犹为者少。近年（元朝末年）则人人相效，以不为者为耻也。（《南村辍耕录·卷十》）以下两个误区的问题没那么大元朝废除黥面？严格来说，“废除”黥面是辽代，辽代的墨刑，不刺面部，只到脖颈。但宋、金依然有刺面之刑。元代又废之，墨刑则只对盗窃犯施用，只到项部。十一年，枢言：“陛下降不杀人之诏。
伯颜济江，兵不逾时，西起蜀川，东薄海隅，降城三十，户逾百万，自古平南，未有如此之神捷者。今自夏徂秋，一城不降，皆由军官不思国之大计，不体陛下之深仁，利财剽杀所致。扬州、焦山、淮安，人殊死战，我虽克胜，所伤亦多。宋之不能为国审矣，而临安未肯轻下，好生恶死，人之常情，盖不敢也，惟惧吾招徕止杀之信不坚耳。宜申止杀之诏，使赏罚必立，恩信必行，圣虑不劳，军力不费矣。
”又请禁宋鞭背、黥面及诸滥刑。（《元史·卷一百五十八·列传第四十五》）同一盗窃也， 其一般法律， 初犯刺左臂， 再犯刺右臂， 三犯刺项。而蒙古人犯者， 不在刺字之条。色目人犯盗， 亦免刺刻断。至藩囚官强愎自用， 辄将蒙古人刺字者， 则杖七十七， 除名， 并将已刺字去之。（蒙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这是元代刑律“近取（辽）金宋、远法汉唐”以及“更用轻典”的体现。
盖古者以墨、劓、剕、宫、大辟为五刑，后世除肉刑，乃以笞、杖、徒、流、死备五刑之数。元因之，更用轻典，盖亦仁矣。（《元史·志第·刑法》）元朝没有海禁？有的，但元代的海禁与明清海禁有异有同。首先，元明清海禁背后都有经济、国防意图，元朝第一次海禁始于世祖至元二十九年征伐爪哇前，防止海商向爪哇提供元军消息或提供物资武器。
有些学者认为至大四年海禁的目的在于防倭，这是中国以海禁对抗倭寇之始。异主要在于，元海禁的时间较短，前后四开四禁，仅十二年。第一次：至元二十九年始，至元三十一年止（1292-1294）。第二次：大德七年始，至大元年止（1303-1308）。第三次：至大四年始，延佑元年止（1311-1314）。第四次：延佑七年始，至治二年止（1320-1322）.其次是程度较轻，其特点为禁官不禁民，禁内不禁外。
新疆和河南有什么历史渊源？
新疆和河南渊源颇深，现在的很多新疆人会说河南话，但基本上都是在兵团驻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以后，为保卫我国的西北边疆，从内地征召了大批的热血青年奔赴祖国的大西北！这是第1个原因。1956年有48列火车从郑州出发，满载着河南热血青年来到新疆，大多数都加入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当然其中有一部分分配到了地方上，一部分进了石油有色金属等厂矿企业。
这个是在新疆的河南人的主力，也是建国初期新疆地区人口河南人口多的最重要的原因。第2个原因则是嵩武军，在清朝时期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时候带领的军队就是嵩武军。左宗棠带领这支军队打败了阿古柏，收复了整个新疆地区。而阿古柏所属的浩罕汗国也因被左宗棠击败而元气大伤，但当时并没有彻底的灭亡。所以这支军队就驻扎在新疆，防备浩罕的再次入侵。
当然浩罕国后来被沙俄所吞并，这又是后话了。所以这支军队大部分留在了新疆，成为了第1批开拓新疆的河南人！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组建时候的大批河南援建人员是第2批开拓新疆的河南人。第3个原因其实还是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这个主要原因就是摘棉花大军！如果你去过新疆就会知道新疆这里的土壤非常适合种植棉花，但是采摘棉花的机械化程度很低，所以到收获季节就需要大批的人来帮忙采摘。
而河南人在兵团中人多，很多其实都是跟家乡有联系的，一般像这种事情都是找自己的同乡，所以河南的摘棉花大军自然多！2000年的时候，经常看见河南电视台上报道河南的采棉大军组团去新疆摘棉花，每年的劳动能手除了工资以外还有额外的奖励，当时的奖励就是可以坐飞机回河南。虽然现在乘坐飞机已经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在当时飞机票确实是非常昂贵的，这相当于一种荣耀！最近几年，每年大约有50多万人来到新疆采摘棉花，主要来自于河南，四川，贵州等地，但是河南人占据了大部分。
每年来来回回新疆和河南之间也不方便，所以有很多人就开始慢慢定居新疆。当然这个过程是比较缓慢的，是潜移默化形式的。但是从第6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来看，10年时间河南人有21万人流入新疆，位居流入新疆的外省人口首位！截止目前，新疆总人口数量达到了2400多万，其中有400多万都是河南人，占据了新疆总人口数量的1/5。
形容女子美貌的诗句有哪些？
谢谢邀请。唐朝时期的诗人写了一首诗，叫做长恨歌。其中有几句描写杨贵妃之美的诗句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们选几句来欣赏一下：“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长恨歌》是白居易诗作中脍炙人口的名篇，当时诗人正在盩厔县任县尉。
这首诗是他和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有感于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而创作的。在这首长篇叙事诗里，诗人以优美的文字叙述了唐玄 宗和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中的爱情悲剧。唐玄宗、杨贵妃都是历史上的悲剧人物，可诗人并没有拘泥于历史，而是根据当时人们的传说，从中蜕化出一个回旋曲折、宛转动人的故事，用回环往复、缠绵悱恻的艺术形式，描摹、歌咏出来。
由于诗中的故事、人物都是艺术化的，是现实中人的复杂真实的再现，所以能够在历代读者的心中漾起阵阵涟漪。 自古以来就有红颜祸水一说，其实只不过是当权者的一种措词罢了。我们看杨贵妃之祸，不过是唐明皇为自己的无能找了个替罪羊。因此，封建社会男权主义造成了诸多的男女不平等，也因自己的美貌饱受了不白之冤。我们看一下四大美女分别的结局：杨贵纪千古奇冤替罪羊；王昭君和亲礼品；貂蝉连环美人计的道具；西施被吴王冠以间谍之名而被沉江。
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名的故事有哪些？
中国具有上下五千年的文化历史，从古至今有名的故事数不数。从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精卫填海的神话。到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及岳飞精忠报国的历史故事一直流传，但我觉得让人们最不能忘记得应该就是屈原不甘做亡国奴投身米罗江的故事，因为中国人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把每年的五月初五的瑞午节定为是纪念他的节曰。
有哪些推翻了人们对历史认知的考古发现？
答：比起那些与帝王将相有关的，“颠覆历史大事件”的考古发现来，下面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考古发现，不但带来了新的历史认知，更足以让我们对中国古代的科技经济文化，有个全新的理解。一、陕西汉中石门隧道（东汉）古代交通条件落后，但凡王朝立国，都要卷起袖子修路，放在崇山峻岭的路段，往往都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那能不能把坚硬的山体打开，开出平直且节省人力物力的隧道来？火药问世以前，这简直是个不可能的高难度。
但陕西汉中市北17公里，汉代连接川陕的交通要道“褒斜道”上的一个“小山洞”，却颠覆了这个传统认知——石门隧道。石门隧道，开凿于东汉永平四年（61），全长16.3米，宽4.2米，可以供两辆车马并排通行。别看只是这么一条“短途”，它却是在陡峭的七盘山山体上，直接打开这样一条隧道。令“褒斜道”的这一路段，整整缩短了50公里。
更为奇迹的是，这个被打通了隧道的七盘山，整个山体由坚硬的山石构成，别看只是十六米长的隧道，要凭传统的开凿方式，一米也别想凿动。以现代学者的研究公认，这条奇特的隧道，采取的是两千年前先进的“火烧水激”技术，即先用柴火加热石壁，然后泼浇冷水使山体炸裂，再进行跟进开凿。就凭这中国独家的硬核技术，打出人类历史上最早用于通车的穿山隧道。
而比起今天常“圈粉”的“金缕玉衣”等汉代精美文物来，知名度比较低调的“石门隧道”，却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自东汉年间开凿成功后，这条十六米长的隧道，不但长期是连接川陕的黄金要道，更叫历代多少文人墨客乘兴疾书，汉魏时代多少名家诗人，都在“石门隧道”石壁上留下佳作，刻写在石门隧道上的“汉魏十三品”，更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不朽珍品，今天依旧收尽中外名家的膝盖。
其实最值得铭记的，哪里只是石壁上的文人妙笔？更重要的，是这条曾经的黄金通道，撑起的强国记忆。二、东汉广陵王玺金印（东汉）1981年2月，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县甘泉公社老山大队的几名村民，无意中在当地甘泉二号汉墓发掘后的土堆里，挖出一枚两厘米多高的“小东西”。南京博物馆鉴定后，结果惊了众人：这么一个先前被考古队差点当垃圾扔掉的玩意，竟是千金难买的无价之宝：东汉广陵王玺金印。
东汉广陵王玺金印，即东汉光武帝刘秀第九子——广陵王刘荆的王玺金印。这座金印全身以黄金浇铸，仅重122克，高2.12厘米，做工无比精美。这也是至今为止发现的，中国境内唯一一枚汉代诸侯王印玺，考古价值十分重大。但其更重要的价值，却是终止了“老邻居”日本国内，一场持续近两百年的争论：日本的国宝“汉委奴国王金印”，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以《后汉书》的记载，东汉光武帝刘秀在位时，位于今日本列岛上的“倭奴国”曾“奉贡朝贺”，然后汉光武帝刘秀就“赐以印绶”，即把这枚“汉委奴国王金印”赐给了“倭奴国”。
但这件中日关系史上的大事，在日本国内却不见任何文献记载，直到1784年，一名农民在日本福冈市志贺岛刨地时，无意中把这价值连城的“金印”刨了出来。但接着一个世纪后，即19世纪末，关于这枚“金印”，却在日本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口水战。当时的日本，经过近代的维新图强，迅速走向了强大，看待中国的态度，也从昔日的“仰视”变“俯视”，欺负中国都欺负成习惯了，怎么还肯承认这段“向中国朝贺”的历史？于是从近代开始，不停有日本各色“专家”振振有词，咬定说“汉委奴国王金印”是假印。
而这些“日本专家”最得意的依据是：你说这“金印”是真的，可从中国到日本，出土过第二枚没有？汉朝有没有这印，都还是两说，怎么可能“赐”给日本。但东汉广陵王玺金印的出土，却终于给了这类论调，一记结结实实的耳光：与“汉委奴国王金印”一样，“东汉广陵王玺金印”也是诞生于东汉光武帝在位时期，甚至诞生只差一年。两颗印无论制作还是形制，都是高度近似。
1989年日本福冈亚太博览会上，经南京博物馆同意，两颗“金印”联袂登场，在全世界面前亮了个相，实锤的事实，叫所有的反对声从此哑然——“中国赐日本金印”这事儿，别管日本人记没记，都是实打实的真事儿！以这个意义说，这确实是一枚给海外“文物兄弟”，乃至中日两千年关系，漂亮“正名”的“金印”。三、安西榆林窟《锻冶图》（北宋）北宋中叶，党项人李元昊创立的西夏强势崛起，在宋辽两大强国间扑腾拳脚，不但稳稳站住了脚跟，还叫宋仁宗年间的北宋，结结实实尝到了“陕西三大败”。
这么一个人口有限且国土贫瘠的“西夏王朝”，为什么能如此强横？固有的观念里，都认为这个政权野蛮且经济文化生产落后，就靠骁勇善战立国。但一幅特殊壁画，却揭开了另一个真相——安西榆林窟《锻冶图》安西榆林窟，是著名的“敦煌壁画”的重要组织部分，西夏时代也曾进行开凿绘画，这幅《锻冶图》正是反映西夏日常冶铁劳作的重要画卷。
画作上两个铁匠持锤捶打铁砧，一个工匠推拉着双扇木箱。生动的一幕，也带给后人另一个重要信息：画面里的双扇木箱，可以通过互相推拉，让铁炉长久保持高温，整个劳作过程也十分先进。这意味着，看上去“落后”的西夏，却掌握着中世纪最“高精尖”的冶炼技术。如此强大的冶铁工艺，也在西夏“老对手”宋朝的文献里得到了印证，常年与西夏打交道的北宋名臣田况就曾叹息：西夏军队的盔甲“坚滑光莹，非劲弩可入”。
北宋文学家晁补之的诗里也形容，西夏士兵的刀剑“青萍拔鞘堂生风”，可见何等锋利。这是一个强刀坚甲武装到牙齿的强悍对手。而同时期的北宋呢？就是在田况叹息西夏盔甲“坚滑”的庆历年间，北宋名臣贾昌朝就大骂宋军兵器“多脆状，造之不精”。另一大臣张方平更怒斥“精好堪用之器，十无一二”。也就是百分之七八十的兵器，都是残次品。
由于“冗官”“冗兵”等各种因素，号称“科技先进”的北宋，造兵器就是这么坑。以这个意义说，“北宋打不过西夏”这事儿，哪里是“先进打不过落后”？一群拿着破铜烂铁的宋军，对阵坚甲精刀的西夏军，结果？闭眼就可想。四、重庆明代炼锌遗址群（明代）中国古代的贵金属里，黄铜曾是出名昂贵的奢侈品。东汉三国时期，中国的黄铜只能从中亚西亚国家进口。
宋代时虽然摸索出了制法，但冶炼黄铜必须的材料——锌，却是十分难得。锌在中国被称为“倭铅”，由于其沸点只有907度，因此极难获得。而在明朝以前，最先掌握“蒸馏炼锌”技术的印度，才是世界上最强的“产锌大国”。但到了明朝中后期，中国的“炼锌”技术却终于完美超车。《天工开物》里记载的“开炼倭铅”工艺，技术领先同时期的欧亚各国上百年。
但这技术，究竟是停留在理论上，还是真做到了？长期以来也常有“海外专家”提出质疑。但一个全新遗址的发掘，却漂亮回击了这类质疑：重庆明代炼锌遗址群。冶锌遗址重庆明代炼锌遗址群，分布在丰都至忠县的数十公里的台地山坡上，背靠着齐曜山丰富的燃煤资源，更有发达的水路运输条件。特别是其中的“忠县临江二队”遗址，占地面积一万五千平米，拥有完备的“堆煤坑”“炼锌炉”“蓄水坑”“拌泥坑”等“全套装备”，整个的生产布局与《天工开物》完全吻合。
已发掘出的六个“冶炼厂”与十个“炼锌炉”，更见证了其空前强大的生产能力——锌，这个古代的“昂贵材料”，在这里可以规模生产。正是凭着如此强大的产业规模，明朝中后期起，中国本土的黄铜产量大量增加，价格也急剧暴跌。这个曾经的奢侈贵金属，被广泛用于兵器制造、制钱、天文仪器制造等各个方面。硬核的“中国锌”技术，支撑着中国古代史上，那一段辉煌的时代。
历史上听过让人最肃然起敬的诗句有哪些？
“欲将心事赋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岳飞所写的《小重山》里的这段诗词，让人肃然起敬。岳飞写《小重山》时的心情与写《满江红》时的完全不一样。因为岳飞此时正受到秦桧等一批权臣反对，宋高宗也不再信任他，十二道金牌被招回。岳飞写《小重山》，与他写的另一首诗词《满江红》的风格完全不一样，因为是两种心情又两种环境下写的。
《小重山》开头就有凄凉无奈的感觉，秋夜冷月虫叫，让岳飞正在梦中回味的，“白首为功名，旧山松林老。”中醒来。出门“独自绕阶行。”在月光下静静的望着帘外的月亮。岳飞此时心情低落，又感概万千苍凉悲愤，来想“白首为功名，旧山松林老”可偏偏因议和被朝庭招回，“阻归程”了。此时的岳飞把心事和希望，可用镶有美玉的琴弹出来，表达一下情怀，希望有知音。
然而岳飞把心事赋给了瑶琴，可悲愤无奈的是，把琴弦都弹断了，也没有知他心事的人，这当然是一种比喻。岳飞的悲愤是，自己有精忠报国的壮志而未酬，有收复旧山河的能力而无法实现，他的心事更不被人理解而感概万千。岳飞通过赋诗写词方式，表现自己的心愿和胸怀，他的壮志仍然是领军马踏黄河，直捣黄龙府，收拾旧河山，爱国的心事不变。
而岳飞被莫须有的罪名加害时，大理寺内，风波亭边，仍初心不改。诗言情，岳飞的《小重山》写出了他那时的心情。诗又言志，岳飞在《小重山中》又写出了自己的志向。岳飞的《满江红》中的“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读过后已经让人感动，但当你读了岳飞的《小重山》中的，“欲将心事赋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时，应该为岳飞受到陷害时，仍在想到精忠报国，收复失地的"心事”而肃然起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