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海银行要黄了，辽宁营口沿海银行是什么性质的银行该行难道不需要银监部门批准吗

全文共960字 | 阅读需3分钟

1949年前，上海是全国的金融中心，也是远东的金融中心之一。黄浦区则是金融机构密集区，素有“金融区”之称。至1949年上海解放时，全市除一家银行和一家保险公司不在区境外，其他银行、信托公司、保险公司及钱庄均设在境内，全市唯一的证券交易所亦设在这里。

上海钱庄与典当业历史悠久。早期钱庄均开办在老南市区域。1843年后，列强在境内强行建立租界，钱庄重心逐步北移。保险业和银行分别于清道光二十六、二十七年（1846年、1847年）由英商首先在境内开办，接着，其他外资金融单位也相继在外滩一带建立。外资银行通过对清政府提供贷款、垄断国际汇兑、控制我国关税，并凭其特权发行纸币等，长期操纵上海金融市场。

清光绪元年（1875年），华资保险公司开始创办。光绪二十三年，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外滩开业。20世纪初，其他华资银行陆续开办。光绪三十一年九月，清朝户部银行上海分行在汉口路开业，这是在沪设分支机构的首家国家银行。光绪三十四年，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在天津路开设。

1928年，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总行在外滩15号成立，中国、交通两行的总管理处也迁来外滩。尔后，中国农民银行总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总局及中央合作金库上海分库相继成立，形成“四行两局一库”的体系。

在此期内，许多在全国有影响的私营银行，如浙江实业（后改为浙江第一商业银行）、盐业、金城、大陆等银行的总行亦陆续迁入境内。据1937年6月底统计，上海私营银行总行达48家，占全国同类银行总数的32%，其中属上海银行公会会员的41家银行的实收资本占全国同类银行资本总和的45%，资产总额占全国的44.5%，存款总额占全国的76%左右。至抗日战争前夕，黄浦区境内中外银行和钱庄达167家（不包括其分支机构）。许多金融机构在江西中路、南京东路、北京东路、九江路、外滩等地段建造高楼大厦。长期为全国最高层建筑的国际饭店，就由盐业、金城、大陆、中南4家银行投资兴建。

金融机构汇集境内，与区境地理位置和环境优越，内外贸易发达，大店名店及洋行集中，资金融通需要量巨大相关。抗日战争时期，日军进入租界后，伪政权滥发钞票，市场游资横溢，投机之风益盛。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通货膨胀愈演愈烈。1948年8月19日，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替代崩溃的法币。同年11月，中央银行在境内办理黄金存兑，存兑价与黑市价差距极大，乃出现狂热的抢兑风，发生因挤兑而死伤50余人的惨剧。

来源：《黄浦区志》

如果有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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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580-老乡骗老乡

作者：奥古斯汀

配图：孙绿 / 校稿：猫斯图 / 编辑：棉花

标会是流行于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一种民间融资方式，有时候也被称为民间互助会，顾名思义就是乡里乡亲，街坊邻里的互相帮助。

充满闯荡精神的东南沿海居民还在漫长的向外移民过程中，把“标会”带到了海外的闽粤籍华人社区。从本质上来看，这是一种基于血缘关系以及人际关系开展的一种借贷方式。当地居民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没钱了，标个会吧”。

今天的文章，我们就来看看标会为什么在东南沿海如此受欢迎。

入会了

一种奇特的融资方式

早在唐朝，中国民间的标会就已经出现，有的学者甚至将其追溯到了东汉年间，可以说历史非常悠久了。在学术上，国内外的学者将其称之为“轮转储蓄与信贷协会”（Rotating savings and credit association），最具标志性的特点就是交易双方无任何的抵押物，单凭借条与个人的信用就可以完成融资。

可遇而不可求啊

标会的基本运作模式非常简单，由急需要钱的一方（或是长期从事召集做会的人）召集若干人开始做会。发起人一般称为会头或会首，参加者称为会脚。进入会子的所有人需要支出一定的资金，并且规定在一个周期内定时集会。

通常第一次聚集的资金由会首所得，之后的每期依据先后次序而缴纳金额不等的会金，先者较之后者，需要缴纳的会金更多，多出来的即为积累的标金。这个融资活动的本质就是发起者整借零还，缓燃眉之急，参与者零存整取，本利双收。

当然，标会是一个有期限的“集团”，当最后一个会脚获得会钱时，整个会即告结束，与会者得会金的顺序以每次集会投标标金高者为先。

标会的现实案例与应用

为了更加形象地说明其来龙去脉，我们可以设置一个案例。

假定甲乙丙丁戊五人形成做会的意愿，每次会金为1000元，大家同时约定一周一会（实际为标会日期）。会首甲以五分息（即5%）得标金的首期会钱，等于借了4000元的资金。但他之后每周需要支付50元利息，也就是支付利息总额为200元，分四周尝还。也就是说，他此后每周参会需要支付1050元。

第二个星期则是乙以五分利息中标。那么乙就得到了丙丁戊的1000元与甲的1050元，他就获得了4050元。

事实上乙在这一过程完成了 ：第一笔为第一周借出的1000元，等到第二周标回的1050元时就盈余50元。还有一笔是第二周除掉甲给他的本金与标金，他借来了3000元。接下来也同甲的偿还方式相同，分三周时间，最终乙要支付利息150元。所以综合两笔交易，乙较早获得了资金，但此后在会中共需支付利息100元。

最为特殊的是丙，他可以借得2000元，但是他所需支付的利息已经由甲和乙补足，所事实上不需要支付利息。以此类推，当戊在第五个星期获得会金时，他就直接获得甲乙丙丁的各1050元和自己的1000元，共计5200元。

所以综合所述，排序越到后面，利润越高。这是有五人参与在玩儿一个借钱给别人和跟别人借钱的游戏，游戏时间五个星期。

这种民间融资方式让急需筹措资金的人可以快速获取资金，时间成本大为下降；而同时，流转在民间的闲散资金也被快速的集中起来“有处可去”，获得高于银行利率的利息。双方一拍即合，互利共赢。

一种典型的草根创业模式

本世纪初期，中国东南沿海民营经济腾飞的基础就与标会有着很大的关联。早期私营企业主因为各个方面不完善，往往很难快速从国家正规的金融部门获得贷款。这逼迫着他们只能从民间获取资金来扩大生产和经营的规模，进而实现企业的崛起。

时至今日，由标会而起的一些企业已经成为了当地的经济支柱。

例如在2003年左右，因经济快速成长导致的电力短缺使得福建省闽东地区的电机电器产业看到了机会。但由于资质不全、市场前景不明、法人偿还能力无法考察等原因，商业银行都不愿意贷款。正是通过亲戚朋友组织的标会，才集中了大量民间资本，以投资在电机电器行业。如今，闽东地区的福安市是中国中小电机之都，为当地产值超五百亿的第一个产业。

从善到恶的标会

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成熟，标会的本质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甚至成为了一些人违法犯罪的工具。

由于其运作的基础在个人的信用，流程随意操作性大，行业内成文的规矩屈指可数，而且缺少国家法律与公安机关的监管。部分黑心会头开始投机钻营，开始发生诸如以会养会，大会套小会，一人多会一人多脚等，并从中谋取巨额利益，直接暴富。

感觉这是两个不同的阶级

这大大刺激了那些“没有上岸”，但心存侥幸也要效法的人们。

标会的信用基础原本是单纯的熟人关系，到了这种非法集资的阶段就扩展成了随意拉人就入会。标会的经济秩序越来越混乱以失去控制，常常发生会员卷走会款潜逃，会款无法正常回流，用标回的高额资金转入利息更高的地下高利贷等等。

良心就是不会痛

更有部分会头居于多个标会的核心位置，自身关系错综复杂，一旦因无法承受失序混乱带来的经济压力而身陷囹圄，就必然发生倒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波及面巨大以使许许多多的普通家庭多年积蓄血本无归，损失惨重。

越来越凶了

例如刚才提到的福安市就曾经发生过杨佳投案自首为标志的倒会大案，直接涉及金额高达9亿多元，最后保守预计的总案值达25亿以上，福安城关80%的家庭受到冲击。而当年福安市的年财政收入也不过2.3亿元。

于民间，每到年关或到了结账日期，因还不上债务而跳楼，喝药自尽不在少数。当事人妻离子散，兄弟成仇，亲友反目更为“家常便饭”。于政府，标会成为了洗钱和恶势力盘踞的中心，严重冲击地方的金融市场秩序，成为社会治理的重大隐患。

标会被不法分子利用，和中国当前的法律对于标会地位认定模糊有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规定，熟人亲友间或单位内部特定的对象发生的标会并不违法，所以民间非法集资所引发的经济纠纷，只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般不属于法院的受案范围。

这种操作如果配合上互联网思维

简直是杀手级的

这就导致部分人的权益无法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只能在私底下使用非正常手段。追讨会款、催逼还债，打砸抢事件频频发生，背后还有黑恶实力兴风作浪，严重影响当地的社会稳定。

由于无法可依，地方政府便无法行使强有力的行政权力治理，而且部分地方官员以及知名人士或许也在其中，利益链条交错复杂，可想而知治理难度。

一只落马的大老虎

从需求层面来看，该方式操作门槛低，延续历史时间长，已经为人们所接受。再加上中国沿海地区庞大的民间资本的确有大量投资的需要，标会确实也不能完全一刀切地禁止。

比如一个福建省，根据数据统计民间资本包括居民的银行存储款和海内外各类资金叠加就约有3万亿人民币（2017年福建省GDP核算为3.2万亿左右），粤闽浙三省相加至少10万亿以上，如此海量的民间资金必须通过某种方式集中起来。

相当强劲的几个省份

最后，当正规的国家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无法满足于人们的需求，市场上又有了新的选择时，人们铤而走险牟利的心理就被激发出来了。

标会邪风，由此屡禁不止。

斩断这一“古老习俗”，政府的强力治理与自身的约束都是必要的，祝愿现在还在会中的人们不再沉迷于这种“暴富”的迷梦中，坚持踏实奋斗，把正当融来的钱真正用来解自己的燃眉之急，投资能产生价值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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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冬之阵

来源：地球知识局（ID：diqiuzhishiju）

编辑：

知言

社长说

潮汕人会做生意，靠人；

浙江人会赚钱，靠老天爷。

● ● ●

浙江人为什么特别会赚钱？

浙江人会致富天下皆知。比之福建人的到外面讨生活的生意经，浙江人的经营模式更加多样，从稳定的农耕，到漂泊的海商，从个体经营的工艺品，到与官方合作的大军火，历史上的浙江商人涉猎范围之广，令人啧啧称奇。

浙江这种多元商业氛围的形成，在早期也受到了浙江复杂地形的影响，算是一种运气。此后的历史上，这种好运带来的商业传统，被其他历史条件进一步强化，让浙江人的赚钱细胞越来越发达。

今天的文章，就一起来看看浙江的商业传奇是怎么造就的。

多元环境下的交换

浙江商业氛围的形成，离不开山水对人的塑造。

浙江最精华的地区，是浙北的平原地带。受到富春江灌溉的浙北平原，河道稳定，土壤肥沃，在古代有着很高的农业潜力。远古时期在南方自主进化出文明的良渚人，在来到富春江附近后就对这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社会。

良渚文化遗址在吴越之地的分布

但富春江沿海有两个严重的问题，造成了这里的农业文明进步比太湖附近要慢一些。

第一个问题，是富春江沿线的平地不够多，中上游基本是被密集的江南丘陵所包围。古代真正握在越人手里的大片平原，也只有今天的杭州附近。再往北边去，在今天的湖州嘉兴一线，就是越人和吴人相接的地区，经常爆发争端，农业积累无从谈起。

相比狭窄的宁绍平原

地跨苏锡常与杭嘉湖的吴显然发展空间大得多

第二个问题，是富春江下游，也就是著名的钱塘江，受到海洋的影响，河道经常摆动，让两岸的农民不堪其扰。这个问题一直到唐宋两代才通过石质的堤岸勉强解决，解救了萧山和海宁的一方群众。

钱塘江大潮

现在是很好的旅游资源

在古代就是一个祸害

而从富春江入海口向东去的宁绍平原，虽然今天看来是一大片可用的平原，但在古代受到的海侵比钱塘沿岸更甚，也不是适合农耕生产的地区。

受苦的不止浙江人

可堪一用的平原地区，向上游去就是复杂的山地，向下游去则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古代浙江人想要繁衍生息难免要往这两个本不适于人类生存的地区去拓展。事实上，越文明最早就是发源于浙江复杂的山地中，并在与涨落不断的大潮的搏斗中掌握了海洋的知识。他们对农耕的认识，反而是在和坐拥太湖平原的吴人接触之后才形成的。

地处浙江省温州市乐清东北部的雁荡山

在浙江这类大山并不少见

平原、山地、海洋，三种不同的文明形态在浙江神奇地共存了。

当然，早年浙人的聚居地还有另四个：其一是瓯江流域的温州，其二是衢江流域的衢州，其三是椒江下游的台州，其四是夹在温州和浙北之间的舟山。但只要仔细观察，会发现温州和台州其实是缩小版的浙北；衢州金华强调了山地文明的部分；舟山象山则强调了海洋的部分。综合来看整个浙江，就是由这三种地形交汇而成的。

宁波、台州、温州这样的地形

遍布整个东南沿海

但浙北平原和钱塘江河谷的土地

则要比福建省宽阔平坦得多

不同的地形，带来的也就是不同的物产。农田种有果腹作物、山区里有野生动植物和矿产、海里有海鲜，一旦有一方发现自己的产品为别处的居民所需要，小区域内的商业贸易也就开始了。

事实上，根据王心喜等的研究，早在良渚时期，浙江就开始出现专业的商业贸易了。拥有富春江下游肥沃农田的良渚人经过多年耕耘，有了大量余粮，就可以和山中产玉区的山民交换玉石。这些从良渚遗址中被发现的玉石器具数量巨大。而良渚文明核心区本身是没有玉矿的，这说明当时已经有了专门的商人负责玉石进口的工作。

良渚遗址中的玉器

以古人的标准来说

已经相当精美圆润了

复杂而多元的地形与物产，催生了浙江最早期的商业氛围。

第一个历史契机

但仅仅是小范围的内部交易还无法成为浙江后来成为商业骄子的理由。由于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中心都在黄河流域，最早成为巨商的是位于黄河下游，而且和浙江一样拥有多元地形的山东，也就是以商业繁华闻名的齐国。

齐国虽坐拥盐海之利，经济繁荣

却无心于天下，只得坐以待毙

让浙江的商业气氛越来越浓厚的，是后世的一些历史机缘。

从东晋到南朝，北方战乱不断，大量北方汉人南逃。进入闽越群山中的只是一部分，更多的人还是选择在长江下游定居。这大大加快了长江下游的开发速度，过去被密林和沼泽统治的南方，很快就被清理成了连片的农田。

吴国开启的六朝时代

是长江流域开发的关键时期

但由于政治惯性，中央王朝还是倾向于定都北方。一方面，北方的基础设施更完善，有利于帝国政令的实施；另一方面，北方也是面对少数民族的前线，只要把自身做强，北方王朝就能在前线维持双方的战略均势。

看这张图就能了解

为什么南北大运河的修建是必然

但政经中心分开的局面并不是长久之计，从越来越富饶的南方通过漕运向北方供应生存资源是必须的。于是大运河就出现了。最早的京杭大运河是从杭州修到的洛阳，而且通过广通渠还能勉强进入关中，为两都提供物资。

京杭大运河苏州段的景像

这是浙江商人的第一个历史契机。

同样作为税赋重镇的江浙两地，在南方向北方输血的过程中其实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苏南拥有太湖平原，水资源及其丰沛，而且平地面积大，事实上是作为中央的粮食中心，一如今天和平时期的河南在中国扮演的角色一样。

而耕地面积小一些的浙江，尤其是浙北，背靠丘陵，更适合种植一些经济作物。浙江的不好种稻谷，却能生长茶树、桑蚕和药材，这让茶叶、丝绸和草药成为了浙江主要的贸易货物。在供应京城使用之外，剩余的经济产品就进入了更广阔的贸易市场。

例如龙井

由于不是能就地消费的产品，浙江当地必须拥有足够的专业商人负责远距离运输和交易。浙江的商人阶级从社会生产当中分化出来，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而在北方急需南方物资税赋的情况下，这些商人还不会受到中央政府的打压，甚至在南宋迁都之后和中央政府玩到一块去了。

海洋时代的浙江人

中国历史上的大商帮有很多，陕商、晋商、徽商、扬州盐商都在其列。但这些商业巨子往往是在某一个历史时期因为一些特殊的货物需求而崛起的。比如晋商和扬州盐商，都是因为中国古代盐受严格管制，且交通不便而崛起的。等盐的战略性下降，交通方式改变以后，这些商人的盈利空间被压缩，很快就衰败了。

但浙江的原始产业结构并不那么单一。由丘陵地带贡献的茶叶、丝织物、药材等名产，都是中国人优质生活的刚需。虽说南边的福建也有不少类似的产品，但福建的交通实在太过封闭，还是绕不开在地理位置上占便宜的浙江商人。

台州市出土的对襟双蝶串枝菊花纹绫衫

类似这样的产品

是浙江对外输出的主力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代中国，浙江人还仅仅只用上了自己的山地开发经验和内陆运河，他们对海洋的知识还完全没有出场呢。一直是近代的浙江，才迎来了第二个重要的历史契机。

近代中国被强制开埠，上海成为了重要的的对外港口，浙江人对海洋的知识终于找到了用武之地。这一时期涌入上海的宁波商帮，和他们带着的绍兴参谋，有了大展拳脚的空间。

大上海 大风潮 大机会

这一时期和宁波人在上海滩共同开发商业的，是苏州商人。但两者其实更像是在互补，而不是竞争。苏州商人对内陆市场有更丰富的知识，掌握了政治资源和原始财富；而宁波商帮更倾向于外贸，尤其是西方列强重视的海洋贸易。最好的例子是宁波人虞洽卿创办的三北轮埠公司，至三十年代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民营航业集团，一家公司就拥有全国16%的货轮。

三北轮埠公司一时盛极

一直把员工宿舍盖到了武汉

实体产业方面，以在上海开埠后的“进口货物第一大宗”洋布业为例，全市的投资额中有超过60%是浙籍商人提供的。其他重要的出口行业，如丝绸、茶叶，也都是由浙江商人所把持，来自湖州的丝商掌握了上海80%的生丝出口量。在工业方面，浙江商人则“完全把持了上海的五金行业”。

上海滩的洋行遍地走

在和拥有原始资源的苏州商帮的竞争中，浙商集团还略微占了上风。比如被称为“中国第一商会”的上海总商会，由在沪经营的所有商人共同组织，但这个商会的创办人就是浙江人严信厚，最后商会对外发声的实权，也掌握在了浙商的手里。浙江人此时成了上海滩商业界的风流人物。

上海总商会的巅峰样貌

今天在北苏州路470号大院还能看到

由于在实体商业上做得风声水起，浙商集团在金融方面的进展也很顺利。在1911年上海的7家大银行中，除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外，其余的中国通商银行、大清银行上海分行、浙江银行上海分行、四明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分行、信诚银行，或是由浙江人创办，或是由浙商任经理，把控着当时中国最大的热钱走向。

这一时期的浙商，终于把上天赐予的平原、丘陵、海洋资源合而为一，用到了极致，也成就了浙江商业在近代的神话。

未完待续的浙商传奇

其实浙商的传奇到这里还没有完。

在经历了战乱和几十年严格的商业管制之后，浙江商人在改革开放之后又一次苏醒了过来。温州人在经历了长期的贫困之后，穷则思变，将小打小闹的商业变成了遍布全国的商业帝国。只是他们的成功模式，更像是隔壁的福建商人。

网红城市·杭州

而在浙江传统的富裕熟地浙北平原，则在过往的工商业基础上诞生了改开后的轻工业王国，乃至当上互联网信息化浪潮的弄潮儿。

不过，这是另一个故事了。

参考文献：

王心喜. 根据考古材料试论浙江省商业的起源——浙江原始社会研究之四[J]. 史前研究, 1986.

周明宝. 浙江商帮的创富群像与文化镜像[J]. 浙江青年专修学院学报, 2014, 29(2): 16-21.

马再杰. 唐末五代浙江地区经济开发研究[D]. 辽宁大学, 2014.

陶水木. 浙江商人与上海经济近代化[J]. 浙江社会科学, 2001 (4): 6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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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价永远涨」的转折点到来之前，当年所有的泡沫悲剧似乎都遥不可及。

文｜刘喜

对于房地产从业者和背负房贷的千万业主而言，刚刚过去的长假显然并不让人舒心。

所有房企都在收缩战线。恒大发起全国8.9折优惠，碧桂园个别项目打到7折；厦门万科的107幢别墅五折甩卖，一期业主因后续售价大跳水而围攻售楼部的新闻不绝于耳。

大甩卖的背后，是房企对中国房地产市场未来的悲观预期。今年1-8月，全国300座城市的土地市场流拍高达890宗，而就算是上一轮房地产低谷期的2014年，整年流拍总数也仅有345宗。

一切似乎都表明，被全国人民口诛笔伐十余年而屹立不倒的房产泡沫，终于到了临界点。

然而，当这一刻真的到来，社会却很难说有多少正面情绪。毕竟，近年来中国家庭债务不断攀升，其中大头就是房贷，更不用提房地产已与整个经济和金融体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事实上，30年前，类似的危机已经发生过一次。浪潮退去后留下的深远后果，至今仍影响着那块曾经狂热的土地。

没有实业的新特区

1988年，正值改革开放十周年之际。

深圳、珠海、厦门和汕头等四个经济特区发展正好，但沿海经验能否适用于广大农村还是未解之谜。中央迫切需要一张「白纸」，来做深化开放的试验田。

这一次，大陆最南端的海南摸中了大奖。

那时的海南还没有从广东省分离，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原生态」农村岛，人均GDP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0%。加上独立于大陆地区的独特地理条件，让这个岛屿成为了一张理想的「白纸」。

1988年，海南省人民政府正式挂牌。中央的想法，是在海南省建全国最大的新特区。

● 1988年，海南建省办特区挂牌

光「特区」两个字就有足够的吸引力。广东、浙江等地在改革开放中迅速崛起的传奇故事，吸引着所有爱拼敢闯的人。海南建省当年，希翼着「自由市场环境」的年轻人们便蜂拥而至。

企业家、教师、大学生……一齐聚集在海南，渴望在历史变革中抓住一丝改变人生的机会。

● 1988年，乘船来到海南的闯海人

● 椰子树是当时招聘广告发布平台

今日的地产大亨冯仑、潘石屹等人，都是「闯海人」中的一员。冯仑当时是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办公室成员，为了调研来到海南；潘石屹则是「偷渡」深圳的下海者，后来留在了海南。

然而，这个环境原始、生活贫困的海南岛消费严重不足，更没有办法给乌泱泱的人口大潮提供足够的工作机会。

辞了「铁饭碗」、又找不到合适工作的大学生，只好卖起了「人才饭」「人才饺子」，甚至擦皮鞋，卖报纸，到建筑工地干苦力。

● 1993年，海口市街头还有人在放猪

由于基础过于薄弱、缺乏开发本金，海南省政府决定用广阔而不值钱的土地换取开发投资。初步确定，在洋浦半岛划出30平方公里的土地作为开发区租出，区内基建及招商全部由承包商负责。

海南项目一度引起李嘉诚的兴趣。据说，他曾向主管领导提出将整个海南划作自由港，实行类似于香港的「一国两制」，但这个异想天开的提法最终未果。

最后，日本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以每亩2000元的价格租下了这片土地，租期为70年。熊谷组支付了2500万元定金。

● 熊谷组承诺用15年左右，将洋浦开发区建设成一个「公用设施完善，以外向型工业和出口加工业为主的综合性对外开放经济区」

「自由港」的设定，对海南来说不失为一个好选择。仅凭出让管理权，就换来熊谷组带来的大量资金、资源和广阔市场，能迅速完成原始积累。这种思路一度得到中央支持。

然而，中央的态度迅速「变天」。1989年全国政协会议上，五位委员抛出一份「洋浦调查报告」，指责海南与外商签订的协议，认为海南「引狼入室，开门揖盗」，洋浦即将成为「新租界」。

到底是在「改革」还是「卖国」？

争论一个多月后，邓小平批示：「我最后了解情况后，认为海南省委的决策是正确的。」但洋浦和熊谷组的合作就此搁置，一放就是三年。

● 曾经的洋浦港

在潘石屹的回忆里，经商之后最困难的年份就是1990年。海南岛刮起了台风，人们纷纷离开。相较于1988年的人声鼎沸，两年后的春节，海南岛的招待所里只剩他一个人。

而在北方的上海，由于一位长者的提携，抢跑的浦东新区到春节已初具规模。

「要发财，炒楼花」

洋浦风波后，冯仑一度离开海南，易小迪和潘石屹则留在岛上研究佛学。

直到1991年9月，「万通六君子」才第一次聚齐。他们在海口成立了「海南农业高技术联合开发投资总公司」，挂着农业公司的招牌，向房地产进军。

● 万通的诞生

房地产与其说是万通的个人奋斗，倒不如说是海南岛的历史行程。洋浦事件后，熊谷组对海南失去了兴趣。他们承诺的以重工业开发为中心，计划引入的大型炼油厂、乙烯厂、尿素厂，直到1998年都没有实现。

归根结底，日本资方由于担心政治风险，不想再介入洋浦项目。失去日资支持的香港熊谷组，并没有发展实业的能力。他们在无奈中，也和海南省政府一样，想到了利用洋浦的土地。

就在开发商缺乏资金、政府急需用钱的背景下，政策也终于放开了。1991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推进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了房地产业的发展方向，1992年，海南的房地产市场开始急速膨胀。

● 1989年，海口市龙昆路上最后的一片田地，旁边是待建的房子

万通发家的故事广为流传。他们借了500万元，用这些钱向银行贷款1300万元，然后通过炒连体别墅赚了几倍。

潘石屹在那时候挣到了人生中第一个100万：「一开始都不敢相信，不敢签。在1楼签了房产买卖合同，到6楼加价就卖了。现在想想都害怕。」

同样的还有本地富豪冼笃信，在海南岛四处拿地，一跃成为海南首富。他一度当选全国政协委员。

● 冼笃信出席第八届二次全国政协会议

海南省1989年房地产投资仅为3.2亿元，而到了1992年，全省房地产投资达87亿元，占固定资产总投资的一半，全省财政收入的40％。

房价也一路飙升。1991年，海南省房地产平均价格为1400元/平方米，仅仅一年，每平方米的价格就猛增至5000元。要知道，当时全国商品房均价只有995元/平，北上广深的商品房均价直到1998年都还在5000元以内。

这个人口只有六百余万的小岛，出现了两万多家房地产公司。他们大多不是正经的开发商，而专注于炒地皮、炒楼。

炒房者以国有企业和有政府关系的私企为主，因为只有他们能弄到「政府批文」这一珍稀资源：有批文，拿地价格就低，倒到市场上，就可以狠赚一笔。

当时的拿地十分随意。跟政府大致协商好要哪块地，交些定金，政府签了协议，画个「红线图」或「蓝线图」就行。只要拿到图，就能去找下一个买家。「一块地倒手五六家」，每个中间商都能都能赚到钱。

● 1994年，海口街头

为了买下更多的「图纸」，或者使「图纸」收益成为现金，所有人都在大量贷款。以四大商业银行为首，银行资金、国企、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资本通过各种渠道源源不断涌入海南，总数不下千亿。

几乎所有的开发商都成了银行的债务人。而最后的风险，被压在了银行身上。

危机爆发

所有人都知道，这种击鼓传花的炒楼游戏终究会崩盘。但没人相信倒霉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而是想着在崩盘前多捞一笔，再多捞一笔。

万通大佬们属于急风骤雨到来之前有幸抽身而退的少数人。潘石屹「五斤桔子」的都市传说广为流传：据说他用五斤桔子，从规划局的工作人员那里换来一些项目材料，得知海口市的人均报建面积达到50多平方米。而当时北京，人均报建面积才不过7平方米。

更靠谱的说法，是冯仑从体制内的朋友那里得到了消息：国家即将出台宏观调控文件。虽然没有预料到调控后果，他还是坚定了离开海南的想法。1993年初，万通离开北京，冯、潘们移师西安和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寻找新的机遇。

● 年轻时的冯仑、易小迪、王功权、潘石屹

地产大亨冼笃信却不信这个邪。1993年，时任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行长的马蔚华找到他，告诉他中央很有可能会紧缩银根，要提前准备。

冼笃信不以为然。

1993年6月23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发表讲话，宣布终止房地产公司上市、全面控制银行资金进入房地产业。

一天后，国务院发布《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意见》，提出16条强力调控措施，包括严格控制信贷总规模、提高存贷利率和国债利率、限期收回违章拆借资金、削减基建投资、清理所有在建项目等。

● 全国金融会议上的***

调控效果显著。

冼笃信的人生开始了不断下坠的下半场，一同下坠的还有海南房地产本身。失去资金来源之后，海南表面火热的房地产事业瞬间垮塌，全省「烂尾楼」高达600多栋、1600多万平方米，一度拥有全国10％的积压商品房。

之所以大量烂尾和积压，核心原因是购买力不足，需要买房的人又买不起。

购买力不足的元凶是房价的虚高。到1993年上半年，海南房价已飙涨到7500元每平，而当时全国职工平均月薪才280元，最高的上海市也才471元。这个比例在2017年，相当于每平16万。

但海南房地产的主要投资者是国企和事业单位，他们宁肯空置也不愿降价，因为降价会出现账面损失。保留较高的资产数字，能够避免负责人承担法律或行政责任。

但纸面资产挡不住资金链的断裂。开发商或跑或倒，巨大的压力降到了银行身上。

不少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一度高达60％以上，仅建行一家，先后处置的不良房地产项目就达267个，现房面积一度占海南房地产存量的20％，现金回收比例则不足20％。

炒楼客们留下了一地鸡毛。银行手中的房地产项目往往质量低劣，除了根本没起建的图纸楼盘，还有不少在建楼盘拖欠大量工程款，很多楼层都先后被抵押多次，债权纠纷盘根错节，几乎每栋烂尾楼都能牵扯出七八个官司和十几位债权人。

● 地产泡沫破灭后留下的烂尾楼随处可见

为了解决信托公司们因大量投资房地产而出现的资金困难，1995年8月18日，海南省政府牵头成立海南发展银行。

这家「救火」银行起步艰难。这家银行在五家信用社的基础之上建立，但实际上其中四家都无法正常营业。这个注册资本16.77亿元人民币的年轻银行在诞生之初，就承接了44亿元的沉重债务。

不过，各方依然对海发行寄予厚望。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行长表示，处于大规模开发期的海南仍然需要大量建设资金。他希望这家本地银行能在协调好历史问题的同时，为本地企业提供更好的融资服务。

海发行不负众望。1996年底，海发行资产总量为86.3亿元，增长率达到94.3%，偿还了59%的债务，形势看似一片大好。

● 海南发展银行所在的大楼——富南大厦

海发行实现高速发展的方法，主要是超常规的高息揽存和同业拆借。

据当事人回忆，1995年底在海发行存款的利率是15%，1996年的五年期存款利息甚至一度高达22%。在省政府背书和高额利率的刺激下，机关和个人都踊跃往海发行存钱。当时大额存款要托关系才能办成，整栋富南大厦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然而，高增长的背后是隐忧。成本如此之高的资本金，无论投到什么项目上，回报都无法覆盖成本。

可是焦头烂额的政府，并没有精力来帮海发行「戒毒」。事实上，高息揽储是海南信用机构的发展常态：当地众多的小信用社，存款利率比海发行还要高，有的高达25%。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里，这些信用社应声倒下。到年底，资不抵债、无法兑付到期存款的信用社已经有几十家。

怎么处置这些濒临破产的小信用社？各方意见不一，但最终达成共识：

「让海发行背起来！」

● 停缓建的「半拉子」工程在岛上比比皆是

繁华破灭

1997年12月，28家本地信用社并入海发行。

这些信用社使得海发行账面实力增强——股本金增长为106亿元，存款余额为40亿元，债务为50亿元。但是，它们带来的都是被套牢的土地和房屋这样的「空壳」资产。

兼并之后，海发行根本无力负担高额利息，只能宣布保证给付原信用社储户的本金及「合法利息」，单位存款则被视为债务，在债权债务清算后清偿。

满心指望着「钱生钱」的投资者一片哗然。1998年春节过后，不少储户开始将本金及利息取出，转存其他银行，并表示因为利息降低，不再信任海发行。

海发行营业网点再次人满为患。不过，这次的人们不再为了存钱，而是急着要把存款取出来。等候取款的人排成长队，从室内延伸至马路上。

● 「挤兑」在银行业并不罕见，香港国际商业信贷银行、江苏射阳农村商业银行，都遭遇过挤兑事件

海发行选择了限制取款，先是设立最高取款限额，后来又开始发放取款预约号，有号才能取钱。结果却只是催生了「海发行不行了」的传言，未到期的储户也加入挤兑行列。

银行自身的问题随之暴露。海发行于1995年8月18日正式开业，但在5月至9月间，就已发放贷款10.60亿元，其中股东贷款9.20亿元，大部分没有任何合法担保。也就是说，初始的16.77亿股本里，有一大部分在开业一个月内以贷款名义「返还」给了股东。

「返还股本」的海发行，在挤兑大潮中很快耗尽了准备金。为了保护海发行，人民银行总行陆续给其提供了40亿元的再贷款；海发行也一度尝试在岛外设立分行来缓解压力。但这些对于其巨大的资金缺口来说都是杯水车薪。

● 同样在岛外的还有1996年成立的广州分行

人总行终于决定给海发行「断奶」。丧失了清偿能力的海发行在再一次挤兑危机下，不得不关张大吉。

1998年6月21日，国务院和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关闭海南发展银行，指定中国工商银行托管海南发展银行的债权债务，保证支付境内居民储蓄存款本金及「合法利息」。

● 海南发展银行旧影

海南省政府唯一的商业银行夭折。而在其先后设立的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等地区性银行都做得风生水起，今天已成为跨区域的全国性股份银行。

海南省处置积压房地产的工作在2006年才基本结束，而海发行的清算承诺，15年后都没有完全兑现。中国长期以来缺乏金融机构清算的具体规定，清算工作至今滞缓。

● 1999年的海口，没人居住的烂尾楼下看守者在洗澡

整个海南在危机的阴影里沉沦了十几年。海发行关闭后，海南在随后的二十年里都没有自己的地区性银行。直到2005年，海南岛依然没有外资银行、城市商行和信托公司。

海南曾经的目标是建设深圳那样的经济特区，但房产泡沫引发的金融危机彻底摧毁了产业升级的融资渠道和时间窗口。今天的海南虽然打出「国际旅游岛」的招牌，除此外却再无像样的产业可言，且是东部地区唯一全国GDP倒数的省份。

海南的悲剧也曾一度让中国人对房产泡沫心生畏惧。

20年前的1998年，国务院发布通知，要求建立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根据这个房改制度，中国70%的中低收入家庭应该购买经济适用住房，10%的最低收入家庭由政府或单位提供廉租房，20%的高收入家庭购买、租赁市场价的商品房。

然而，轨道却在五年后彻底扭转。

2003年8月12日，国务院下发18号文件，称房地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应调整住房供应结构，逐步实现多数家庭购买或承租普通商品住房。房地产在经济格局中的地位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与此同时，国土部出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政府成为住宅用地供应的唯一主体，土地市场供给锐减，地价和房价大涨，土地财政拉开大幕。

每个中国人都熟悉的房地产神话由此开场，并随着政府调控一轮又一轮的「失败」而深入人心。

据南开大学国家经济研究院数据，到2018年3月，与房价、地价相关的贷款已占中国全部银行贷款的70%。

数十年间，当年的海南故事只剩一个模糊遥远的背影，直至下一个转折点的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