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惟庸在次相、丞相岗位上干了十年，他大权在握，他的故旧门僚难免结成了一个庞大的力量。朱元璋和胡惟庸都喜欢揽权，好独裁，这让赤手空拳打下天下的朱元璋心中好不舒服。在胡惟庸之前，上一任丞相李善长胆心怕事，徐达则是长年统兵在外，他们和朱元璋的冲突还不太大。到胡惟庸这里，冲突就比较多了。朱元璋为了铲除精干而专横的胡惟庸，给他制造了个擅权枉法的罪名，后来又把罪名进一步扩大，加上私通倭寇、私通蒙古等罪名，再后来又发展为串通李善长谋逆。
这样像瓜蔓一样地蔓延开来，株连一片，被杀的都以家族为单位，一杀就是一个家族，共杀掉一公二十一侯，更别说其他人了。洪武二十六年的蓝玉案，也是谋逆案，此案与胡惟庸案相连，他杀掉了大将凉国公蓝玉以及其他有公、侯爵位的近二十家，总共近两万人。李善长死时已经77岁了，他作为开国首相为主子办了39年事，儿子做了驸马，本身被封为国公，到头来却落得个全家被屠戮。
通过这两个案子，开国的文臣武将基本上被杀光了。▲胡惟庸在明朝以前，士大夫是和皇家共享治权的。在汉朝，大臣和皇帝都是坐着说话的。到唐朝初年，那些大学士在皇帝面前还有坐的地方。到了宋朝，大臣见皇帝就只有站着的份儿了。而到了明朝，大臣见皇帝就只能跪着说话了。从坐到站再到跪，说明了士大夫地位的下降。 在明朝，皇帝甚至可以当庭杖责大臣，打得他们血肉横飞，毫无尊严。
清朝已经没有宰相官职了，为何《康熙王朝》中索额图、明珠、陈廷敬等人依然被称为“相”？
这个问题就牵扯到宰相制度的变迁。这个制度的变迁其实就是皇帝集权的一个过程。最早在秦秋战国时期，就有公卿治理，这里的卿就相当于宰相，甚至比宰相权力还要大，比如当时卿就有私兵的。一个国的兵力是分散到这些卿的手上。这样的结果，自然是国君位置不保，三家分晋，田齐代姜讲的就是总经理逆袭董事会，干翻董事长，自己当老大的故事。
那么，可以把皇帝看成董事长，拥有所有权，宰相是总经理，拥有管理权。在现代企业里，是比较合乎管理机制的。一个人拥有公司的所有权，然后把治理国家的事情交给专业人士，毕竟宰相是可以挑选的。你不行了，我可以炒你鱿鱼，换一个有能力的上来。但皇帝不行了，不能炒皇帝的鱿鱼，要炒皇帝的鱿鱼，那就叫革命了。历史上，有皇帝不行，但宰相行，所以国家不乱，反而繁荣的事情，比如霍光辅政。
但是，这种机制就造成了宰相有逆袭的机会。董事长跟总经理之所以配合良好，是因为现代社会有法律保护产权。以前是没有的，皇帝的产权只有自己保护，所以他一方面需要专业人士为他干活，另一方面又要防着宰相权力过大。于是，皇帝分宰相的权，就成了一个皇权集中的过程。我们可以发现，汉朝的时候，宰相的权力是很大的，是与皇帝同治天下的角色，这也造成了汉朝造反者基本都是宰相出身，比如曹操，司马家族。
那到了唐朝，开始分宰相的权力了，搞了三省六部，中书省尚书省门下省三省的长官都可以说是宰相。但是因为有了六部，具体的事情就从宰相手上剥离了。于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从唐朝开始，像王莽、曹操这样大臣起家逆袭的事情几乎没有了。唐朝著名的牛李党争也好，明朝的东林党争也好，都争不到皇帝头上去，是下面臣子之间的争夺。
到了宋朝，赵匡胤又把宰相的椅子搬了，当然，宰相还是宰相，赵普还把自己当人物，要半部论语治天下。在皇帝眼里，这其实是不对的，赵宰相只有帮助皇帝治天下，哪轮得着你来治呢？到了明朝，朱元璋趁着胡惟庸案，把宰相制度给废了。 那么，按理，胡惟庸是中国历史最后一个宰相。为什么后面还有人称相呢？比如明相，索相呢？这是因为后面又出现了新的机会。
虽然宰相没了，但皇帝又不是三头六臂，而且智商也没有保障，说不定就出来一个傻子不会治国了，那怎么办，还是要靠大臣。明朝就搞了内阁，里面的人称大学士，其实等同于宰相，但最大的区别是没有开府权，宰相是可以开府的，自己手上是有编制去招人的。大学士没有，那所有的人事任命其实都在皇帝手上。大学士就基本相当于皇帝的大秘，但是，为了让这些大秘心里好受点，或者这些文臣自我安慰，他们也把入阁当成文官的顶点，也就是宰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