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大儒朱熹，在自己的《四书章句集注》中，亦对《论语》的这段话做了注解。其曰：“寡谓民少，贫谓财乏，均谓各得其分，安谓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颛臾，患寡与贫耳。然是时，季氏据国，而鲁公无民，则不均矣。”朱熹和孔安国的解读是一致的。这个解读，应该说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孔子的愿意。再次，孔子这句话，既反映了春秋以来的局势，也集中反映了他的政治主张。
西周初年，武王封其弟周公旦于鲁，是为周公，亦称鲁侯。周公先后辅佐武王、成王，其子伯禽继为鲁公。鲁国，堪称西周的姬姓嫡国，十分重要显赫。但到东周，鲁国迅速衰落。鲁公失权，庆父作乱，到鲁宣公时，申孙、叔孙、季孙“三桓”擅政。这才有了本题目所说的，“季氏将伐颛臾”这件事。季氏，嫌自己控制的地盘和人口太少，准备把鲁国的附属国颛臾的版图和民众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孔子的学生冉有、季路在鲁国为官，就去把这件事告诉了孔子。于是，孔子说了这句话，大意是，作为享有“国”和“家”的诸侯、大夫，不应该为自己的土地大小和所辖人口多寡而患得患失，而更应该为现在“政治不均平”的局面忧虑；不应该只琢磨自己财富太少，而必须为目前的社会不安定忧愁。顺带着，孔子还把他这两个在鲁公室做官的学生数落了一顿。
总结几句。孔子对申孙、叔孙、季孙“三桓”，早有不满。这三家，在祭祖完毕时演奏天子之歌《雍》，孔子气哼哼地说，你三家的庙堂可也配！（《论语.八佾》）季孙氏在自己庭院里用天子规格的六十四人奏乐舞蹈。孔子气愤至极，说，如果这样的事情可以容忍，那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容忍呢！（《论语.八佾》）那个时候，其实不仅仅鲁国是这样，其他诸侯国里，类似的事情比比皆是。
所以，在孔子这段话之后，他接着讲了一段话。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他说：天下政治清明，制礼作乐、出兵征伐这样的大事，由天子作决定；天下政治黑暗，制礼作乐、出兵讨伐等大事，由诸候作出决定。
政令出自诸侯，传国到十代很少有不丧失的；政令出自大夫，传到五代很少有不丧失的；家臣执掌了国家的命运，传到三代很少有不丧失的。天下政治清明，政权就不能在大夫手中；天下政治清明，那普通民众就不会议论纷纷。显然，当时的局面已经天子管不了诸侯；诸侯也管不了卿大夫——全新的大一统正在酝酿之中。所以，孔子才痛心疾首感叹：“觚不觚，觚哉！觚哉！”翻译过来是——瓢不像瓢的样子，这还是瓢吗！这还是瓢吗！也所以，他才千方百计主张“克己复礼”，让诸侯大夫等等都克制自己的欲望，以恢复西周的政治秩序和礼制。
或许是孔子这句话的含义异常明确，所以，后世引用的反而不多，只有几个不很著名的人，在给皇帝的上表中借此讲述调正不同行业税负比例的重要性。很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孔子这一整段话中，最后说：“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祸起萧墙”的成语出于此。这个话，对封建王朝来说，不很吉利，大约凡重臣，大多不会以此来批真龙天子的逆鳞。
《孟子.梁惠王章句上》也讲了一段话，可以看作是孔子前面话的延续——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孟子讲的，也是封建统治者阶层的“萧墙之忧”。说这么多，最后还是回到开头说的，各个时代，有各自不同时代的语言，不一定套用某个古代说法，来判断衡量剪裁已经千变万化了的鲜活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