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者多为向报纸投稿，消息和通讯类倒有可能投中；后者多为向期刊投稿，散文尚有余地，其他难上加难。江丰木刻：《自画像》李又然：《慢性的死刑》* * *“只写了些诗和短文。一部分被朋友带走在什么地方发表了，他自己都不知道。但‘别人’岂能不知道，亲爱的小姐，于是他被捕。截至大前天，他已被看守了半年。你说很长了吗？他还得被虐待十一个半年，⋯⋯”（因为知道，至少相信这知道，这世界——黑暗到了什么地步了，与凡是有沸腾的和纯洁的血的青年们，都会不约而同地抱着哪一种信仰要使它光明起来，与这黑暗的维持者们在以怎样的手段对付这些青年们，对于我的×的被捕的原因，我没有问他，而且始终不去问他，就像完全知道了。
）我的法文的浅陋使我只写了上面这几句话，当我替他写信给他的爱友之一，一个波兰姑娘，告诉她以他在牢里请她再寄一张照片给他的时候。“要她再寄一张照片给他”，是的，因为他被捕时，他的画、诗稿和朋友们的照片一起被捕。（后来他信中说起：“有一幅画，展览时鲁迅想要去。我舍不得，终于留给自己。现在，竟被他们践踏了！⋯⋯”（这里，我绝对没有以“我的朋友鲁迅”这样的聪明来提起鲁迅。
我只想以懂画的鲁迅先生来使你不怀疑我的至友是个天才的青年画家，而现在，这天才的青年画家，在“十二个半年”之前就将被害戕死了！（我更想使你相信：这样的天才的青年，不知已被残害死了多少，正在被戕害着将死未死的又不知有多少，将被戕害死的又不知有多少！）后来波兰姑娘来信带哭带问：“你究竟做了些什么不幸的？真地只因为写了些诗和散文而被捕的吗？在中国岂连上诉机关都没有吗？只以你的病势的危重不就已够保释你的证据了吗？至少你还有读书的自由吧，在牢中⋯⋯” * * *现在我在这里回答她几句——承认好了：他的被捕是有超出写诗和短文以外的原因。
但在中国，就是只写了些诗和短文——当真不是“国家的事管他娘”，“我们可以等候五年”这类东西——也足够被捕，被判处六年的徒刑的了。（在中国，被捕后报上就再也没有消息，这是说：至少已被看守着。（在中国，“到年底也不过17岁”——照欧洲习惯说，“到年底也不过”16岁半甚至16岁而已——的孩子，也很多被判处了“二年以上”的刑罚。
）上诉机关也是有的，在中国。但我们若有钱有势能上诉时，我们就不必上诉，这是说：被捕后“当晚”就可以被保出。“病势的危重”？牢里有医院。他已移入去过。两星期就被医好了，就是说：两星期后又被押入牢。又押入牢，是让他再去生病。再危重时可以将他再送入医院的。实际上人们还不是将他判处了一个死刑——慢性的死刑，比立刻推出一枪瞄准更残忍的死刑？前天我送些水果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