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初夏在上海见到王匡同志，他绘影绘声地描述了他在延安《解放日报》工作收到我的《何快慢之差乃尔！》一稿时，报馆内一些同志谬予赞许的情形。1978年秋，我调回北京，去看王子野同志，他忽然说“你不是写过一篇《从“孟德新书”失传说起》吗，我建议你再写一篇曹操故事，作用不会小于你那篇。”今年八九月之交，我在北京遇见人民日报社秦川同志，他命我作文，同时说，“我一调到北京来，就看见你那篇《论“数蚊子”》，印象很深。
”这些老同志的话，确使我感激莫名，是他们的无形鼓励，才使我有勇气拿出这本小册子的。本小册的整理原则是：一，凡语法欠妥，达意不明，噜苏重复一类技术上的事情，酌予删改。解放后的作品，看过的人较多，我无权大改了，只作了个别文字上技术性的修改。二，凡经过别人批评、责骂过的文字，则除了坚持不增删修改内容之外，技术性的文字上的修饰也尽量减少。
三，文中被我批评错了的人，不管指名与否，均仍其旧，如果我偷偷删改了，那就不是光明磊落的态度。凡遇此种情形，均另加注释说明、道歉。个别人的名字就不提了，因为他的近情我也不知，难于注释。且情随事迁，再提名就无助于团结了。四，凡发表过的批评或责骂我的文章，只要我知道的，都作为附录收入本册了，我都没有回答过，是非由读者评断。
五，集中有一些涉及时事及当时中外事件、人物的，因时间相隔已很久，有些读者已不一定清楚了，因此酌加简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那一批文章，时间相隔已久，有些细微之处，报刊也很难查得。发稿时我又在病中，不得已请熟识当时国内外情况的戴文葆同志代为注释，他是牛刀一用，很快就注出来了，我在此对他表示衷心的感谢。这集子中有几篇东西，实非杂感随笔，是当时署名的评论文章，因为它们保存了不少值得重温的资料，我宁愿删去一些杂感随笔文字而把它们保存下来，让青年同志们看看是有好处的。
又，解放初期，我在《南方日报》还有若干篇署名或不署名的文章，其中可选的也可能有几篇，例如我在1950年就根据当地农村基层好干部与区委发现他们的新闻，写过一篇《伯乐与千里马》，今因一时得不到该报，概从简略。近年来我收到过几封信，一种是把报刊上另一个与我这“严秀”笔名相同而谐音的作者当作是我；另一种是把报刊上同我真姓名中的名相同的作者认为是我。
我在此说明一句，粉碎“四人帮”后，我没有用上述两种名字发表过任何文字，看来是分别不同的几个人。1983年4月上旬[全文载《严秀杂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4月北京第一版），作者在“本小册的整理原则”即“四”中，说出附录李又然《文字的光辉》等文章的理由：“凡发表过的批评或责骂我的文章，只要我知道的，都作为附录收入本册了，我都没有回答过，是非由读者评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