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这里绝大多数群众信仰藏传佛教。首先，顺治派出驻藏大臣，携带金册金印，正式进行册封。其次，对于达赖和班禅这两大“活佛”集团，大清王朝想办法维持平衡，而且借此赋予驻藏大臣更多权威。乾隆皇帝最厉害，创造性地想出了“金瓶掣签”，这一活佛转世制度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谁转世朝廷不管，但必须取得朝廷的确认。藏区也很愿意接受，这解决了他们争吵不休的历史难题。
对大清王朝来讲，则是确立了国家长治久安、政治掌控藏区的制度安排，由此，藏族人民虽然相对独立，但也逐渐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第四，对于南面，因势利导，主要是靠思想认同主动融入儒家文化。由盛京来到北京，对满清朝廷来说，皇宫变大，难题也变大。南面以汉人为主体的中原民族，历史文化悠久，人口基数庞大，如何治理考验执政者智慧。
城中贼易剿，心中贼难灭。反思“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错误路线后，满清吸取蒙元灭亡教训，顺治朝把儒家传统作为立国根本：兴文教，崇经术，开太平！康熙大帝广开“博学鸿词”，“招安”文人士大夫，授予官位名誉，天下名士纷纷归附。乾隆皇帝数次下诏，设“经学特科”，也是招贤纳士。汉族文人士大夫感慨，这是六朝以来最大的盛举。
入关之后，所有帝王都身体力行，主动沐浴儒家文化的阳光，康熙这方面做的最多：亲赴曲阜孔庙，行三跪九叩大礼，亲书“万世师表”牌匾；天子祭孔成为朝廷大典，祀礼规格不断提高；下旨升格将朱熹地位，理学成为官方哲学；亲自撰写“圣谕16条”，成为社会教化。同时，大清王朝廷利用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的契机，把汉族读书人请进来，变为大清王朝坚定支持者、拥护者，朝廷统治者也以这些读书人为媒介，不断剔除与满清统治相悖的思想。
正如康熙所言：士心得，天下定。满清主动融入儒家文化，不仅使政权合法化，而且满汉面为一家，这是中华民族团结和谐的最大成果。《军墨史说》最后总结：大清王朝在解决复杂的民族问题时，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因族而异、因地制宜、因俗而治、因势利导，最终形成疆域空前辽阔，高度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北部、西部、西南部，边疆稳固，整个帝国民族和谐，长治久安，迎来了长达134年的康雍乾盛世！。
明朝末年没有钱，崇祯为什么不调整税收政策？
明朝末年国库空虚，其实崇祯皇帝在正常的赋税之外是采取了各种税收加派的政策来应对当时的种种危机，这是崇祯皇帝改善税收状况，筹饷最主要的手段。当然，其它的措施包括裁剪驿站冗员等。海关一块，由于郑芝龙父子垄断沿海贸易，虽然郑氏父子后来被收编，但垄断海上贸易的地位并没有改变，因此明廷无法在海关上获得巨大的增量收入。
大体而言，明朝的主要财政支出就是军费开支，军费开支又主要集中在与后金的军事，以及对内镇压农民起义。明朝为了改善政府财政，大规模的加派军饷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1630年加派辽饷153万余两，第二次是1637年加派剿饷280万两，第三次为1639年加派练饷730多万两。三次加饷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边患，围剿农民起义。
1630年加征辽饷165万余两自万历朝明廷对后金作战以来，明廷的军费开支就激增。到崇祯初年，明朝常备军已经多达50余万，其中为对抗后金，在山海关一线明军驻军达10万之众。为了养活这50万兵额的部队，明廷每年军费额定开支就高达1530万两，这还仅仅是养军费用，还不包括临时战事耗费的巨大资金。但明廷的土地收入，户口收入，盐税等，每年额定进项才1460万两。
也就是说，明朝一年的税收还不足以支付军费。因而军队多次发生欠饷哗变事件，比如辽东巡抚毕自肃因为欠饷被哗变士兵殴打，愤而自杀，他时任户部尚书的兄弟毕自严竟也一筹莫展。除此之外，明廷还要承担60万以上的皇族勋贵开销，以及给朝廷官员支付薪俸。崇祯朝的财政状况恶劣程度可以已经严重到了何种程度。面对这样的局面，朝廷无非开源节流两途。
实际上在万历朝由于辽东用兵，明廷已经三次增加税费，全国累计加征辽饷总计达520万两。到了崇祯朝，辽东未平，万历朝的辽饷加征政策还在延续，加征的辽饷尚且不足补亏空，崇祯皇帝又打起了在此基础上继续增税的主意。由于增加税费被认为是暴政，崇祯皇帝也不想得到此恶名。在兵部尚书梁廷栋的鼎力相助下，一套征税方案得以通过，也就是将辽饷每亩9厘，增加到1分2厘，这一次增饷额定数额为165万两。
尽管朝臣纷纷反对，但是依旧提不出增加国家财政的方法，在崇祯皇帝的坚持下，增饷方案被执行下去。1637年加增剿饷280余万两剿饷的由来就是针对爆发于陕西，山西的农民起义，如李自成，张自忠，高迎祥，罗汝才等等。崇祯皇帝任命杨嗣昌为兵部尚书以后。杨嗣昌向崇祯皇帝谏言，认为后金不过是肩臂之患，而流民起义才是心腹大患，因农民起义不仅耗费军饷巨大，还残破乡里，导致人心浮动，因而杨嗣昌主张对清积极媾和，对内作彻底平叛然后再图将来。
无疑，这种在全局作统筹安排的军事主张是非常正确的，比起四处扑火，可以说高明不少。对于具体作战杨嗣昌提出四争六隅，十面结网。在这种分任剿而专任防的指导思想下，全国被分别各个不同的防区，而最重要的是这个十面结网的战略达成需要动用二十万军队。自然这一切是离不开一个钱字。经过户兵两部的仔细合算，支持这个战略的军费高达280万8千两。
这就是杨嗣昌提出的加派“剿饷计划”。对于这比钱，崇祯皇帝不愿意从内库拨付，乡绅勋贵也不愿意认捐，这笔钱只得落到百姓头上。尽管崇祯皇帝发上谕谓：“暂苦我民一年，除此心腹大患。然而，这十面张网计划一直无法达成，自然这比增加的税收，就一直被执行下去，直到明朝灭亡。1639年增加练饷730万两1639年，明廷与农民起义军和清多方交战，清军已经四次从长城南下侵入内地。
身为兵部尚书的杨嗣昌提出在九边增练新军，加强守备，筹划后总计九边要塞需加练新兵73万。副总兵杨德政又提出，为了对付流动作战的农民军，地方武装也需要加强，各府、州、县应加练民兵数百到1000名。在训练百万边兵和民兵的目标下，崇祯皇帝认为少加不如多加，不如一次加够，于是乎一次增饷达到730万两。尽管崇祯皇帝打算从外戚官员下手，但最终无功而返。
最后，这笔增饷无疑又落到百姓头上。通过多次征加，崇祯朝的多派饷银竟达到接近1700万两，这比正常的税收1530万两还要多。尽管军饷增加了，但是不过是对农民起义军还是对清军的作战，明廷都是一败再败，然而民间在如此繁重的征收下，已经挣扎在死亡的边缘。民间因此有谚语曰:崇祯崇祯，年年重征。结语明廷在这种内忧外患下，年年用兵不止，加之持续十几年的大范围旱灾，官场腐败，群臣党争，崇祯皇帝多疑的性格，实在不能让明廷起死回生。
现在祖国强大公平，为什么还不取消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
中国的西藏、新疆、内蒙古等偏远地区，气候、地形等自然条件，以及文化教育基础，都是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方，汉族人太多，难以适应当地。汉族干部的必要安排很少，而熟悉情况、对当地民族友好的少数民族干部却没有。诸葛亮曾主张，最好的办法是以夷制夷。现在，虽然各民族一律平等，但由于各民族文化基础差，只有在高考中给他们加分，才能有计划地让各民族的优秀子女入读大学，才能培养出更多与当地民族友好、与汉族友好的优秀民族干部，来管理边疆力量，与巩共建边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