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论文写作与文艺写作有什么区别？首先，一个是逻辑的，一个是形象。01什么是写作萨特在《什么是文学》的第一章里，以《什么是写作》为标题，首先论述了诗和散文的区别，并进而引出了作者的使命等问题。科技论文写作，使用的是概念、判断与推理。
什么是写作？
写！就可能成为作。百科说：写作是人运用语言文字符号，以记述的方式反映事物、表达思想感情、传递知识信息、实现交流沟通的创造性脑力劳动的过程。写作活动大致可分为“采集—构思—表述”三个阶段。只要下笔开写，就可以成为“作品”，所不同的是参差大别。作家的自由写作、职业人群的专业写作，学生在教师指导下按照特定要求用书面语言创造文本，以发展和提高自身写作能力的学习活动的语文课程意义的写作，都应该是写作。
论文跟作文有什么区别？
论文与作文是有区别的。作文是作者情感思想的文字表达，可以想象，编造，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可以表达个人的喜怒哀乐，带有明显的文学和情感色彩，而且写作手法多样。作文体裁有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应用文，散文诗歌等。作文需要大量的修辞手法，以生动形象的语言，带有强烈感情色彩。需要有真情实感。篇幅一般几百字不等。
科技论文写作与文艺写作有什么区别？
科技论文写作与文艺写作有什么区别？首先，一个是逻辑的，一个是形象。科技论文写作，使用的是概念、判断与推理。即便科技论文使用了大量的事实，但是其目的还是为了“事实胜于雄辩”。而文艺写作讲究的是形象，叙事性作品重点在于写好细节，抒情性的作品重点在于写好意象。因为文艺作品是用语言塑造艺术形象的，是用形象感染人的。
其次，科技论文表现为理性，文艺写作表现为感性。科技论文写作，应该尽量地减少感情因素的影响，个人的感情因素几乎被压缩到了趋于0的状态。它散发着理性的光芒。而文艺写作，是要表达感情的。个人的感情表达，一定要符合作品本身的需要，靠感情打动人，以情动人。正是由于上面的两个区别，科技论文写作和文艺写作在语言的使用上，就产生了巨大的区别。
在《什么是文学》一书中，萨特提出了什么样的文艺创作观点？
萨特，这位既作为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又是存在主义文学的集大成者，一生留下了50多部作品，包括戏剧、小说、论文、哲学和文学评论等巨著，这些作品的影响超出法国，遍及世界各地。其中《什么是文学》一书集中反映了萨特的文艺创作观，书中他重点讨论了关于文艺创作的3个问题：1、什么是写作；2、为什么要写作；3、为谁写作；我将从以上三个方面回答问题。
01 什么是写作萨特在《什么是文学》的第一章里，以《什么是写作》为标题，首先论述了诗和散文的区别，并进而引出了作者的使命等问题。他说道：“诗歌使用文学的方式与散文不同。”在诗词里，词语本身是由艺术行为创造出来的客体。如果将那些自身存在着、没有隐蔽的指代的事物看作不透明的，那么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诗歌是不透明的。
诗歌里的词语并未失去其作为词语的意义，并不只是些音符，因为：“只有意义才能赋予词以语言一致性。”但在诗歌的范围内，我们最关心是的作为语言的词语，而不是像在散文或日常谈话的语境中那样，关心词语关涉什么，或者它们通常指代什么，因为：“对于诗人来说，语言是外部世界的一种结构。”诗人可能在表达自己的情感，然而当他从事这一工作时，却将情感以文学的形式放到了词语之中：词语成了经过变形的感情。
因此，词语与它所表达的情感之间建立起一种双重的相互关系：彼此既神奇地相似，又是“能指”与“所指”关系。（能指”与“所指”是索绪尔提出的语言学概念，“能指”是语言的音象，即语言的表现形式。例如我们听到语音“雪”，就是“能指”。这一语音在我们头脑中唤起“雪”的诸如形状、颜色、温度的概念，这个概念就是“所指”。
）具体阐释可以参看我之前的回答：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对西方20世纪结构主义的文学研究产生了什么影响？》一般地说，用于韵文的词语其情况便是如此。它们不是标志着实在，而是在变异实在。同时，在某种意义上，实在的碎片也即以文学的形式包含在词语之中。随着这种变异的发行，就出现了一种有着奇妙的秩序的事物：尽管诗歌是由词语构成的，但它们却只是事物，而不是关涉着事物。
诗人选择了诗的态度：“即把词看作物，而不是符号”。这样，诗人也是成了改革者和创造者。相反地，在散文中，词语具有透明性，它们可以将我们推向一个超乎其外的实在领域，萨特说：“词首先不是客体，而是客体名称。”我们将这些词认作是没有自身本质的事物，并运用它们去从事物解。基于此，萨特认为诗和散文之间并不存在通常想象的那么多的共同之处，他说：“这两个写作行为的共同点仅是画出字母的运动而已。
”在文学活动中，散文和诗歌的功用也有所不同：对诗人来说，如果他“介入”（萨特提出的著名的文艺思想，即主张作家、艺术家以文艺为方式参与社会政治活动。）了，那就是以错误的方式使用了词语，因为：“散文是符号的王国，而诗歌却是站在绘画、雕塑、音乐这一边的。”人们不可能画出意义，不可以能把意义谱成音乐，因此不能要求画家和音乐家介入：“要求诗人介入委实愚不可及。
”而对散文作家来说，正是他使用词语的方式使得他除了介入以外别无他途。萨特认为“作家是与意义打交道的。”，作家是在使用词语，并凭借词语从事各种工作：“作家是一个说话者：他指定、证明、命令、拒绝、质问、请求、辱骂、说服、暗示。”在散文中，词语不是事物，而是行动：“任何东西一旦被人叫出名字，它就不再是原来的东西了，它失去了自己的无邪性质。
”因为我们在给某人的行为命名时首先是说出那个人的行为，而且因为那种命名是有其他人在场的，所以那个人就不能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被许多人看见。这样一来，那个人就不能将其行为再继续下去，他所处的状况也就由于命名而发生了变化。比如，一个小偷在大街上正在偷钱包，我们要阻止他，首先就会喊到：不准你偷东西或类似揭露他“偷东西”这一行为的话语，如此，他就会意识到人们都会知道他在“偷东西”而不得不终止这一行为。
所以萨特认为：“散文作者是选择了某种次要行动方式的人，他的行动方式可以称之为通过揭露而行动。”因为揭露就是改变，依萨特看来：“作家选择了揭露世界，特别是向其他人揭露人，以便其他人面对赤裸裸向他们呈现的客体负起他们的全部责任。”甚至，他认为沉默也可以是一种谈话、揭示和行动的方式：“沉默本身也是相对于词语确定自身的。
”，所以说“人们不是因为选择说出某些事情，而是因为选择用某种方式说出这些事情才成为作家的。”既然说话、写作是一种行为，作家通过写作揭露并因而改变某一种处境，他在这种处境中就不再是被动的，而写作则作为：“一个坚毅的意志、一种选择”、成为作家的“生存在这项总体事业。”02 为什么写作对有的人来说，其理由可能是逃避也可能是征服，但写作并不是达到这些目的的唯一方式，其却偏偏选择了写作，萨特对此解释说：“这是因为在作者的各种意图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更深的、更直接的、为大家共有的决择。
”萨特认为，我们的知觉产生了这样的意识：“人是万物借以显示自身的手段。”即由于人的实在才显出万物的存在，才有关于人是使物得以显现的手段的意识。因为：“这个风景，如果我们弃之不顾，它就失去了见证者，停滞在永恒的默默无闻状态之中。”我们的视线给予本身没有联系的山岳、湖泊、天空以统一，使之成为一个风景而存在。
世界由于人们的每一个行为经常展现出新的面貌。但是，人是“存在的侦查者”，却不是存在的生产者。如果目光离开了风景，风景就从我们面前消失，但消失的不是风景本身，因为：“将要消失的是我们自己，而大地将停留在麻痹状态直到有另一个意识来唤醒它。”根据对知觉的这种考察，萨特确立了如下的命题：“艺术创作的主要动机之一当然在于我们需要感到自己对于世界而言是主要的。
”而且，他从这个命题出发考察了艺术创作的种种问题。在这里要回顾在这一问题上的哲学思想前提。萨特提出了一个存在主义哲学的命题：“存在先于本质”。不管人们业已存在的本质为何种形式，人都不是由一般人性乃至神性而规定的存在，也就是说，人没有事先规定的本质。在不受任何规定的意义上说，人是完全自由的。人除了是自我创造出来的以外什么也不是。
他只能通过一系列的选择实现其本质。如果一个人现在的风貌与过去的风貌相一致的话，那么他就被他自己的过去所规定而失去了自由：如果把持续至今的风貌引向未来，则未来就被现在所规定，也同样失去了自由。因此，生存就是脱离过去，脱离现在，投向未来。进一步说，生存就是在完全自由的基础上在每一瞬间所作的自我选择。不受任何东西规范，也不规范任何东西，并且同过去、未来毫无共同之处。
这样，生存就是虚无；任何必然的存在都不足以说明生存，自我必须在完全的虚无中自由地不断地选择；所以，人们对自己的选择要负全部责任。这就是生存，萨特名之为“自为存在”。诚然，人们在绝对的虚无、绝对的自由、绝对的责任面前进行选择会感到不安，要避免这种不安，就只有把偶然性变为必然性，也就是现在同过去、未来相一致，过去对现在、现在对未来起着全部规定作用的存在，即人之外的物的存在。
萨特把它称为“自在存在”。但避免不安，把偶然性转变为必然性，这就意味着自为存在转向自在存在，抛弃自由把自己等同于物的存在。这同上述萨特的伦理思想是格格不入的，即：一方面要避免向自在存在的转化，另一方面又要除去纠缠着自为存在的不安，获得存在的确实性。这就涉及到艺术和文艺创作问题。萨特说：“我们不可能同时既揭示又生产。
”为什么呢？因为虽然被创作的东西对于他人来说似乎是确定的，但对于创作者本人来说则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改变这条线、这块颜色、这个词；因此它永远不能强使我们接受它。”如果遵循习俗，传统和其他标准进行创作，作品可能在我们眼里保持其客观性；但在基于自我规范、或从心灵深处所发生的创作情况下，就会在作品中发现：“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们的爱情和我们的欢乐。
”作者创作的作品对作者来说不可能完全是真正的对象。作者在作品中只能触及我自己的主观性，有时却把握不住自己创作的作品。所以萨特说：“没有为自己写作这一回事。”当作家要通过自己的作品来暴露世界时，他是为他人，而不是为自己个人乐趣而写作。因此，他也要求我们在这个被他揭露的世界面前担负起责任来，萨特认为：“精神产品这个既是具体的又是想象出来的客体只有在作者和读者的联合努力之下才能出现。
只有为了别人，才有艺术；只有通过别人，才有艺术。”由此出发，萨特进而探讨了阅读——欣赏问题：“阅读过程是一个预测和期待的过程。”作者为了引导读者而设置路标，但连接路标向前迈进的则是读者。因此他说：“阅读是引导下的创作。”作品在欣赏中依附于欣赏者的主观意图而存在。作品的存在是同欣赏者的角度、状况及其能力、水平相对应的，萨特认为：“既然创造只能在阅读中完成，既然艺术家必须委托另一个人来完成他开始做的事情，既然他只有通过读者的意识才能体会到他对于自己的作品而言是最主要的，因此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一次召唤。
”那么，究竟在召唤什么呢：“作家向读者的自由发出召唤，让它来协同产生作品。”这就涉及到了艺术欣赏以及艺术作品独立存在的特征。艺术欣赏不是被动的，必须有审美主体自发的积极性才能实现。欣赏者的想象不仅有调节功能，还有构成功能，他能越过艺术家留下的痕迹重组美的客体，审美意识的特点正在于它是通过介入、通过创作者和观赏者的相互交流而形成的信任。
作家要求于读者的不是抽象的自由，而是：“把整个身心都奉献出来，带着他的情欲，他的成见，他的同情心，他的性欲秉赋，以及他的价值体系。”，“因此，作家为诉诸读者的自由而写作，他只有得到这个自由才能使他的作品存在。”创作者通过有限的创作对象实现其完整地把握世界的目的。萨特认为：“每幅画、每本书都是对存在的整体的一种挽回，它们都把这一整体提供给观众的自由。
”由于创作者创造的东西只有在观众眼里才能取得客观的现实性，所以这种挽回是通过观赏活动得到认可的。萨特更进一步指出，作家和所有其他艺术家一样，其作品成功的标志是使他的读者产生审美愉悦。创作者因为他的创作而喜悦，这种喜悦是与欣赏者的审美意识融为一体的。审美意识首先是对一项价值的辨认。这里所说的价值不是通常所说的作为本质或概念意义上的价值，在萨特那里，价值的唯一根据在于自由，人们在自已的自由中选择价值或价值标准，除此而外没有任何东西保证价值的正当性。
价值是对人的自由的要求和召唤，并且是自由的本来目的，所以萨特宣称：“艺术品是价值，因为它是召唤。”萨特认为作者向读者的自由复出召唤，把读者的自由作为他作品存在的条件；同时，作品又不应把读者拽入某种情感，产生与读者的自由疏远的梦幻般的世界。情感最终应出自读者的自由，并“以自由为永恒的根据。”对艺术作品来说，萨特主张创作者不应诉诸自由以外的东西，比如诉诸情感。
这就产生了艺术品的“纯粹提供”的性质；从读者来看，有必要驱除疏远自身自由的东西，从中解脱出来。因此为了欣赏美，“读者应该保持一定的审美距离。”。萨特虽不主张作家诉诸情感，但并不是否定情感伴随着审美对象的创造。他认为：“人们是用感情来重新创造审美对象的。”只是情感在此是以自由为根据的。读者之所以相信书中所讲的故事是因为他在自由中承认它。
基于这种自由的承认伴随着的感情并不是被对象所支配的：“这些感情不但不吞没或掩盖我的自由，它们反而是我的自由为向自身显示而选择的各种方式。”因此，萨特主张：“阅读是一场自由的梦……任何奴役他的读者们的企图都威胁着作家的艺术本身。”他认为，作家不应把自己的思想强加于人，因为读者不是被动接受的奴隶。作家作为自由人不应为奴隶写作而应该为自由人写作。
为奴隶写作的人最终被别人的沉默封住了嘴。这就涉及到写作与社会的关系。萨特感到写作的自由包含在政治的自由之中：“散文艺术与民主制度休戚相关，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散文艺术才保有一个意义。”当民主受到威胁时，散文艺术同样也受到威胁。写作也是一种要求自由的方式。因此，作家一旦选择了写作：“不管你愿不愿意，你已经介入了。
”作家无可逃避，他就是处境中自由的人，对自由选择的行为负有道德的责任，他的言语和沉默都有一种份量。萨特认为：这就是文学的社会功能。这个问题就引出了萨特对“为谁写作”的讨论。03 为谁写作作家原则上是面向所有人的，但这只是理想状况。萨特认为，精神产品总是暗示性的，因为“语言是省略。”作者能说出的东西毕竟有限，他永远不可能说出一切。
但是，处于同一时代的读者和作者经历了同样的事件，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萨特说：“读者位于完全无知与无所不知之间，他有一定的知识，这些知识随时都在变化，足以向他显示他的历史性。”作者们同样也有历史性。所以，作家能够借助于习俗和现成的价值，作者与读者共有的整个世界，利用读者知道的事情把他还不知道的事情告诉他，向读者揭示这个世界中的异化、处境、历史、从而改变它或保存它。
因此萨特认为：“写作和阅读是同一历史事实的两个方面。”萨特主张用人的处境来解释作品，把写作看成对人类整体处境的自由超越。为了说明这一点，他在书中以美国黑人作家查理·赖特（代表作《土生子》）为例说明这一观点。这位作家的种族和出身决定了他只能描写黑人或从黑人眼里看出来的白人。他的每部书都表明了黑色人种在美国社会内部的异化。
他的读者群也不是普通的人：他不能为不识字的黑人和南方种植园主写作，而白人种族主义者因为先入之见也不会打开他写的书，他只能为北方有文化教养的黑人和心地善良的美国白人写作。而且在这个实际上的读者群内部也存在着明显的裂缝。对于赖特来说，黑人读者代表主体性，他与他们有着相同的童年，相同的困难，相同的情绪，他不必细说他们心里就明白了。
他在努力弄清自身处境的同时也使他们弄清了他们的处境，并从眼前的直接事实上升到对自我状况的反思；白人读者则不同，他们既没有那些相同的经历和心理，赖特也不完全了解他们，所以他在白纸上写下的黑字对干两类读者有着不同的意义。对于整个作家群体来说也是这样。作家在社会中的状况是只消费而不生产，在这种意义上作家是无用的。
因为：“有用的定义是在一个业已建成的社会的框架内，相对于各种制度，价值和业已规定的目标而确立的。”社会中的统治阶级已从物质烦恼中解脱出来并渴望对自身进行反思，因此需要艺术家向他们展示自身的形象，他们给艺术家颁发年金以养活艺术家。但是，揭示就是改变，艺术家的揭示活动引起对既定价值和制度的争议，他们向社会展示它的形象从而使社会承担这一形象，这就与养活他们的那些人的利益背道而弛。
作家的这种状况决定了他的真正读者与潜在读者之间的对抗。当作家的潜在的读者不存在时，作家处于特权阶级内部，文学与统治者的意识形态相一致，作家只是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内部向自由发出召唤。例如中世纪的欧洲，阅读和写作是专业人员才能掌握的技巧，它们只是保存和传递基督教思想的手段。萨特认为，一个特定时代的文学如果没有明确意识到自身的自主性而屈服于世俗权力或某一意识形态时，这个时代的文学就是被异化的。
他说：“行动中的文学只有在无产阶级的社会里才能与自身的本质完全等同。”在这种社会里，文学的形式与内容、读者与题材都是一致的，文学的观念得到“最完整最纯粹的体现。”不过这种社会在萨特看来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而且，萨特在这部论述文艺问题的著作中多次提及他的政治观点。事实上，政治生活在萨特的一生中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萨特的文学作品和他的政治态度是融为一体的。
他提出“介入”文学的观念，并以他几十年不懈的写作和持续的政治介入实践着他的这一信念。萨特认为，艺术作品不停留在单纯对现实世界的陈述上，艺术基于现实又超越现实，艺术就是在以超越现实为目的运动中去把握世界、超越世界。作者在想象中不断地否定世界，超越世界，变革世界，在此过程中同时把握世界。这就是说，世界只对那些立志变革和设计世界的艺术家才暴露出自己的秘密。
因此，作家为了写出有价值的作品必须参加变革现实的活动。作品的深度、浓度取决于作者变革这个世界的行动，同时也要求欣赏者积极参预。总而言之，在《什么是文学》中，萨特提出了不少关于文艺创作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可以说比他所提出的解决办法更为重要，它启迪着读者的思路，给文艺开辟出一片自由想象和积极创造的广阔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