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面，法官不是没用，更不是被架空，而是无法居高临下，无法以权谋私，最终的法律解释与裁决开具，法官还是说一不二。美国建国200多年，政坛丑闻层出不穷，可法官腐败之类却绝少发生，就是因为机制相对完善。记得2003年，美国 布鲁克林惊曝法官涉嫌腐败丑闻，一名法官被指控受贿了几千美元，已经是“让美国法律界深感蒙羞”了，其实也只是在一项和解协议书上签了字，换来的是3到9年的有期徒刑。
具体的审判，法官并无权力插手左右。这里面的奥秘，大的方面上讲，其实就是让普通人民“当家做主”，不需要什么地位就能参与公众事务；核心目的，就是遏制司法腐败，引出司法公正，因为任何法官在任何案件中几乎都无特权可言，压根无法黑箱操作，也让他们不用担心得到报复或受到异议人士的谴责，从而放心独立办案。最直接效用，就是可以让案件不受人情世故左右、无惧社会舆论的压力，更不用顾虑“公家”人士的施压，最终得以依据常识、理性、良心给出判断。
错案当然在所难免，但是再专业再公正的法官同样无法确保案案公正，这是人类理想中永远无法实现的。一个人，到底是否有罪，一旦陈述清楚，其实也无需多少“专业”就能判断出来的。影响案件的最关键要害，其实是人情、关系网。美国的陪审员机制，就是要堵死这一块漏洞。分工精细的专业人士、脱离社会的“学术呆子”，乃至自命不凡、好为人师、夸夸其谈的精英，其道德品质、价值理念、常识认定、事实理清能力，就一定强过普通百姓吗？一个案件，假如证据没有问题、程序没有问题、法官没有左右，舆论无法干涉、公权力不能施压，你说它错判的几率有多大？即以辛普森杀妻案而论，当时证人出庭126人，呈庭证据1115件，审理记录足足50000多页，选陪审团选了4个多月（诸如律师、医生、议员这些群体，可能会因职业背景形成偏见，是不能充当陪审员的），最后留下24个人都是控辩双方都认可的——12个人是正式陪审团团员，另12个人是候补陪审团团员，这些人被与世隔绝9个多月，连电视报纸都不能看，程序几乎无懈可击。
最终陪审团判决辛普森无罪，理由只是“证据不足”。要说“漏洞”，其实是美国司法体系的漏洞：宁可放过恶人，不能错判一个好人。有些朋友要说，那我们事先贿赂陪审员不就行了？其实，人家美国佬早就想到了这招。人家完全随机挑选，参与过程匿名，出了法院大门就消失于茫茫人海，你找谁贿赂去啊？当然，说了这些多，而且多数还是溢美之词，但我也绝对无意吹捧人家的“陪审团”机制多么完美。
这个世界上，尽善尽美无隙可乘的机制，是不存在的，这理当是常识。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其一，人家西方世界自罗马时期以来，就专注在“司法建设”，几千年下来自然有其长处，值得咱们取经，一味地抨击是不合常理更不符合事实。美国人自己，也对这一套东西有褒有贬爱恨交加。而我们，也在不断借鉴他们的陪审团制度，从来都不是一概否定的态度。
去年，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瓦诺，面临着指控——男女行为不轨其二，任何机制的确立与废除，都是很经验主义的，都是不断地与时俱进、与本土适应的，一切都得语境化理解。这句话再简化地说，就是陪审团也好，法官独断也行，都是国情化下的产物，适应美国的不一定适应其他地方。我们需要的，还是“拿来主义”而已，师夷长技、取长补短，才是我们最需要理解的一大“国情”。
如果昆山龙哥案适用陪审团制度，你是陪审团成员你会怎么宣判？电动车小哥有罪吗？
先介绍两点关于美国陪审团制度的知识：1. 陪审员的定位是“事实的认定者”(fact finder)。控辩双方可以各自举出有利于己方的证据，由陪审团最终决定哪些证据更具有说服力，并结合证据对事件的性质作出判断。2. 陪审团定罪的标准是“超越合理怀疑”（beyond reasoanble doubt）。如果有哪怕是一丝怀疑，认为存在免罪的依据，那么也应当作出无罪判决。
结合以上两点，我认为如果适用陪审团制度，电动车小哥会得以无罪释放。首先，对于事件的性质，陪审团很有可能认为电动车小哥在刺出致命一刀的时候，不法侵害还没有结束。电动车小哥声称，“龙哥”在用刀背将其面部砸伤以后，威胁要从车里拿枪打死他。如果陪审团认可这一说法，或者有任何证据表明电动车小哥受到了生命威胁，那么陪审团可以认定龙哥造成的不法侵害仍在进行，可以进行防卫。
其次，哪怕没有关于威胁拿枪的情形，陪审团也很有可能认为电动车小哥仍然对其构成生命威胁。对决双方，一方是满身刺青凶神恶煞的“社会人”，一方是老实巴交的普通人，陪审员代入当时的处境，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可能即使龙哥掉了刀，也足以让任何一名当时情况下的理性人感受到生命受威胁的恐惧，从而认定正当防卫成立。最后，如果辩护方律师举证详尽，可能会让陪审团产生其他关于防卫合法性的合理推论，从而认为达不到定罪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