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美国为例，我国三二一产该指标分别低5.1、4.6、3.2个百分点。二是数字经济区域发展不均衡。2017年，广东、江苏、浙江三省数字经济总量占全国数字经济总量三分之一，人均数字经济规模均突破2万元，而云南、新疆、宁夏等十省总量数字经济仅相当于我国数字经济总量的11%，人均数字经济规模均在3700元以下，且发达地区数字经济增速普遍高于欠发达地区。
三是数字经济消费领域与生产领域发展不均衡。资本大量涌入数字经济生活服务领域，2017年在线教育融资、在线医疗融资，同比增长超过100%。但数字经济生产领域技术和资源投入仍然不足，距离创新、设计、生产制造等核心环节的实质性变革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据测算，2017年我国97个生产部门中ICT中间投资占比低于0.5%的部门高达55个。
（二）转型发展失调，局部风险逐渐显现 一是局部过热现象表现突出。近年来，数字经济发展呈现“实冷虚热”态势，第三产业，尤其是生活服务领域出现发展过热现象，并引发诸多问题。资本市场对娱乐、家政、洗衣、送餐、美甲等低技术含量的行业估值过高，数千家靠“烧钱”的O2O企业在“资本入冬”后因资本链断裂倒闭。
二是短期内收入分配分化加大。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初期，会扩大社会收入差距。2017年广东、江苏、浙江、上海等发达地区数字经济增速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规模、占比、增速方面均引领全国发展，“强者恒强”效应显著。三是传统企业转型面临巨大压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加速融合应用，市场运行模式发生巨大变化，企业面临竞争市场局面更加复杂，以前重视价格、质量等，现在还要重视渠道、方式、手段。
数字技术冲击实体经济，逐步出现实体企业退出、不良资产积累等问题。四是结构性失业问题加剧。传统企业退出、生产效率提升、人力资本专用性是导致结构性失业的三大因素。基于数字技术的新模式新业态快速发展，对传统企业的挤出作用不断显现，大量企业员工失业。深圳雷柏在引入机器人后，员工数量由3200人减至800人。五是放大实体经济风险。
数字技术实现社会主体的广泛连接与协同，使得数字经济中主体、行为、环节更加复杂，联系更加紧密，某一环节出现问题就可能波及整个经济。如互联网金融风险的隐蔽性、潜在性，导致参与者难以辨别，截至2017年8月底，P2P借贷平台共4667家，其中问题平台共2644家，占比高达56.7%，放大金融风险，提高整个系统风险系数。
（三）融合发展失序，新旧动能转换支撑不足 一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面临较高壁垒。传统产业利用数字技术动力不足，信息化投入大、投资专用性强、转换成本高，追加信息化投资周期长、见效慢，试错成本和试错风险超出企业承受能力；应用难度高，部分领域准入门槛过高，准入要求仍按传统思维设立，新兴企业进入困难，行业标准缺失或不统一，无标准或多标准现象并存，严重制约企业应用步伐；基础和支撑薄弱，企业内部信息化基础较差，应用数字技术能力不足，企业外部服务体系发展滞后，支撑能力缺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