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人物，在经济上还多不是赤贫到无以为炊的市民，甚至像祁老人、牛老者还是他们中较为殷实的人家。因此，他们安于现状、自私守旧的心理就更为突出。而对市民中另一层次的人物，老舍的态度则有显著不同，如《月牙儿》中的母女，《我这一辈子》中的“我"——“臭脚巡”，《骆驼祥子》中的祥子等车夫，《四世同堂》中的小崔、孙七、小文夫妇、刘棚匠、程长顺，《鼓书艺人》中的方宝庆等艺人形象，他们是城市社会中被压榨、贱视的赤贫者。
老舍在写这些人物时，并未忽略他们在市民社会环境中沾染上的不同程度的市民意识。但很明显，作家透过对这个层次人物的生活命运的描写，向他们倾注的是巨大同情，昭示给读者的是劳动者的命运出路问题：等待社会的安排，只能被榨干血汗、揉挫而死，如那些洋车夫、妓女、艺人、低等巡警及各种出卖劳力的个体劳者等；个人奋斗，也绝无出路，结果不是死亡，便是向社会屈服，变为行尸走肉，如祥子等。
又或者出路是有的，那就是要么像《黑白李》中白李教给车夫王五的那样，集体起来“揍”，砸开“地狱”的门；要么像祁瑞全、刘棚匠那样，跳出小市民的生活世界去寻找生存和求解放的道路；要么与方宝庆一家那样，按照革命者孟良的指引去生活、前进。除了上述两组人物外，在市民阶层中还有一帮被极端个人欲火烧迷了心窍的市井无赖、流氓、汉奸之流，老舍在创作中对这类社会渣滓，恶人的痛恨和鞭笞是辛辣而有力的。
老舍对市民人物的刻画，不仅在大的形象系列上层次是鲜明的，即在同一组合中的人物，由于他们的出身、教养的不同，也把他们描写得十分清晰。如同为市民知识分子，书香之家出身的钱默吟(《四世同堂》)完全是个旧式的有操守的知识分子；《骆驼样子》中的曹先生则是个较有正义感的大学教授，乐于支持进步学生；《离婚》里的老李虽受过大学教育，但仍不能摆脱旧思想意识影响，因此思想苦恼、行为矛盾可笑。
《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宣生活在民族解放战争的环境中，尽管他也接受过像老李所受过的那样的熏染，甚至旧教育与新教育的作用在他身上开始还是参半地存在着，思想行动也充满矛盾。但他在时代推动下，终于前进，甩掉因循的包袱，参加了抗战斗争。《恋》中的收藏家庄亦雅太贪恋字画，以至忘却了对国家民族的责任，而被敌人所利用，《一封家信》中的老范，虽然至死心思总绕在小家庭上，但他在行动上终究逃出沦陷区，去做抗战工作，仍然值得称赞。
《鼓书艺人》中的孟良是一位作家，又是一位革命文化战士，是他引导了艺人方宝庆一家的正确道路，老舍给了他最高的赞美。所有这些人物的塑造，都表明了作家观察力的明敏性和现实主义的严格创作态度。塑造庞大的中国现代市民的形象系列，又把这个形象体系组合的人物层次描写得十分完整而鲜明突出。04 纵横结合的市民生活画卷的丰富内容作为中国社会整体人群中一个组成部分的市民群众究竟从事着多少行业？他们的生活、思想、行为、性格各有什么特点？成功地表现了这些内容的老舍的作品，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作是一部中国市民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不必将其全部作品综合起来计算，单就《四世同堂》一部作品来看，它所展示的旧北京市民社会的五光十色的生动画面就够使人眼花缭乱的了。就人物所从事的职业看，小说提供给读者的可谓五行八作，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其中有教书的(包括大、中、小学)，拉洋车的，开汽车的，搭棚架的，打鼓儿的，窝脖儿的，说相声的，唱戏的，摆台的，剃头的，行医的，当兵的，看坟的，“马路行走”——巡警，律师，妓女，交际花，流氓打手，汉奸特务，青年学生，外国侨民，作科长、处长、局长的“官”，赋闲诗人，天真无邪的稚儿幼女，无任何职业的老少市民妇女、家庭及街坊长者，从事抗日活动的爱国分子等等。
从这些人物之间的关系来往，从他们的行动、思想和他们对日本侵略者的不同态度，我们不仅认识了各层次市民人物的生活哲学、性格特点，而且几乎看到了整个正在受难中的北京社会和那个充满灾难、死亡和刀光血影的不平常年代。比如，随着各类人物的活动，我们从狭窄的小羊圈，就可以走到北京的街头、广场、戏院、古庙、学校、商店、旅馆、公园、刑场、妓院、家庭、监狱、大使馆、特务基地及日伪机关，以至乡村、城郊、遥远的抗战后方……老舍对市民社会生活的描绘不仅极为广阔丰富，从横向上展现了这个社会阶层的各个方面，而且他的这种描绘是带连续性的，从纵向上记录下这个阶层人们生活思想的发展变化。
从他的第一部作品《老张的哲学》，到他最后一部未完成的杰作《正红旗下》(其间把这两部作品连起来的是一系列长篇小说、话剧及一些中、短篇小说佳作)，我们看到的是一部半个多世纪的北京市民社会发展变化的不朽长卷。《正红旗下》、《我这一辈子》等反映了清末民初北京社会的动荡不安和处在不同层次中的市民们的生活态度及命运。
《老张的哲学》、《赵子曰》等反映了五四运动前后北京社会生活的一些侧面及学生生活。《离婚》、《骆驼祥子》、《大悲寺外》、《我这一辈子》、《柳家大院》等，再现的是二十至三十年代北京市民社会的现象、中下层市民的生活命运及性格，。《四世同堂》、《鼓书艺人》、《一封家信》等，描绘的是抗战时期及胜利后北京市民的生活遭遇、思想变化和社会的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