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迷信改革开放后的大量炒作的所谓古文今译印刷品。要摈弃走捷径思想。许多白话文本，制作极不严肃，翻译也很不准确，关键词语，尤其典章制度方面会误导读者，如果做学问会误事。读原著下功夫，理解了，其实很有可读性的，故事性也不差，比如武则天、唐中、睿、玄宗时代的宫廷斗争，非常错综复杂，有些细节描写很生动，能引人入胜，文章整体表述也非常精彩。
2、《资治通鉴》成书后，司马光希望写作班子以外的有关人员谁能看一遍，其中只有王胜之一人通读一遍，别的人面对这部巨著，均属翻看几卷，甚至数页即止者。由此可见，《资治通鉴》篇幅太大，除专业研究人员和个别爱好者（毛泽东读17遍）之外，一般人要通读，在时间、精力上都很难胜任。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好学不好学的问题。
司马光本人也意识到这一难处，他曾想另编纂一部《资治通鉴举要》，即《资治通鉴》简本（当今有专家这样做，如由蔡美彪主编将范文澜、蔡美彪等所著的《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版﹞12册400万字压缩整理出一个40万字的《中国通史简本》﹝人民出版社2013年7月第1版﹞以方便普通读者），但《资治通鉴》的编纂已耗尽了他的生命，使之衰老至发脱齿落的地步。
况且，其时他已年届65岁（辞世前三年）实在力不从心，结果没有完成。后世想简化《资治通鉴》的，上文提到有南宋朱熹；清代还有一个吴乘权（字楚材），即编注《古文观止》两位编撰者之一的吴楚材。朱熹的《通鉴纲目》生搬硬套《春秋》模式，成了兜售封建正统保守观念的教材，且行文如上文所言失之疏阔：疏是疏漏，阔是空言大而无当。
吴乘权的《纲鉴易知录》思想观念上步朱熹后尘，治学理念及文字表述均拘泥于为《古文观止》作注套路，意在传导一种史学表述的简化方式，不但不成功反而显得死板干巴。因此，两者的“《通鉴》简编”既没有可读性，对真正学习、研究历史的人也没有太大的学术参考价值。时至今日，虽然我们不认同走捷径的做法；但除了做学问以外，一般也不提倡从头至尾按部就班的死板读法。
现代生活节律快，时间浪费不起是其一；其二对非专业人士而言，事无巨细、毫无选择并无太大必要。完全可由自己读过的书或看过的影视作品导引，来阅读《资治通鉴》有关卷目或章节。比如结合小说《三国演义》可翻阅、浏览其汉末三国时段；观赏电视剧《汉武大帝》，由此及彼研读其相应汉代篇章；甚至觉得《贞观长歌》不太理想，也可以从勘误的角度翻阅其《唐纪》的有关内容……等等。
宋神宗既然支持王安石变法，为何还要不断提拔保守派的司马光呢？
宋神宗在位十八年，司马光被闲置了十五年，并不存在一直提拔的情况。神宗皇帝即位时，司马光已将近五十岁，资历算比较深了。刚开始，宋神宗对司马光还是比较器重的，擢升他为翰林学士。当时司马光编撰了一本《通志》，起初只有八卷，神宗皇帝把书名改为《资治通鉴》，还亲自为此书作序，勉励他继续完成这部史学巨著。随着王安石变法的铺开与深入，司马光对新法越来越反对。
最初司马光与王安石主要分歧点，在于理财上。司马光强调“节用”，王安石强调“开源”。王安石认为：“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司马光反驳说：“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在王安石推出青苗法后，司马光忍无可忍了。青苗法就是政府以二分的年息贷款给农民，谷物成熟时还钱。
推出青苗法的背景是这样的：由于农作物生长周期较长，从耕作到收成期间，需较大投入。许多农民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只得向富人高利贷款，一旦还不了款，土地便被兼并。司马光猛烈抨击说：“平民举钱出息，尚能蚕食下户，况悬官督责之威乎!”认为官府放息的危害比富人放息更大，“臣之所忧，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因为长此以往，“贫者既尽，富者亦贫。
”与王安石的激进相比，司马光确实比较保守，但他对新法的攻击，并非完全感情用事，因为新法的确存在许多难以克服的弊端。在宋神宗时代，司马光的立场显然不吃香，故而在朝廷就混不下去了。他倒是有自知之明，自请离京，先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后来又求任西京留司御史台。他在洛阳呆了十五年之久，在这段时间里，他埋头著史，不问政事，完成了《资治通鉴》的编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