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张法治，认为“民一于君、断于法，是国之大道也”，“治国无其法则乱”；强调尚法必须重势，主张“势治”——“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诎贤者”，君主的权势，是行法的力量，有了权，有了法，一个平凡的君主就可以“抱法处势，无为而治天下”。著有《慎子》，四十二篇，《汉书.艺文志》录入。唐后散失三十多篇，今存五篇。
其重势之说，为韓非所吸收继承。 商鞅重“法”。 商鞅，约前395年－前338年，战国时卫国人，卫国君后裔，姬姓公孙氏，故又称卫鞅、公孙鞅。因在河西之战中立功获封商地十五邑，号为商君，故称之为商鞅。 秦孝公六年(前356年，一说三年)，任用商鞅实行变法——包括重农抑商，奖励耕织与垦荒，生产多的可免徭役；废除贵族世袭特权，制定按军功大小给予爵位等级的制度；采用李悝《法经》作为法律，推行连坐法。
十二年，秦国迁都咸阳后，进一步变法——合并乡邑为三十一县(一说四十一县)；废除井田制，准许土地买卖；创立按丁男征赋办法，规定户有两丁男者必须分居 ，否则加倍征赋；颁布法定的度量衡器，统一度量衡制。商鞅先后两次变法，奠定了秦国富强的基础。 商鞅及后学著有《商君书》，亦称《商君》或《商子》。《汉书.艺文志》录二十九篇，现存二十四篇。
书中叙述商鞅变法主张，提出信赏必罚的法治要求，主张从法律上保护土地私有权，而把统治权力集中于君主一人，以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此外,对于法的起源、本质、作用等，也有所论列。 韩非综合“法、术、势”。 韩非，约前280 -前233，战国末韩国人，出身韩国贵族，和李斯同为荀子学生。曾建议韩王变法图强，不被理睬。
著《孤愤》、《五蠹》、《说难》等十余万言。被秦王政重视，受邀使秦国。后因李斯、姚贾陷害，自杀于狱中。 韩非兼收道、儒、墨各家思想，特别是总结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学说，把“法、术、势”综合为一体，克服了这三人的偏颇，完整提出法治理论。 他认为，商映只讲“法”不讲“术”，使君主不掌握统治官吏的权术，不能防止大臣发展他们个人的势力。
他认为，法治是君主巩固统治、图致富强的手段，但是还要掌握“术”。他说:“然而无术以知好，则以其富强也资人臣而已矣”，只有“法”而无“术”，就会削弱君主的权力，增长大臣的权力。因此，法和术必须结合使用，“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法”和“术”缺一不可。他认为，申不害只讲“术”不重视“法”，结果使得宪令不一，造成违法增多。
他说:“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他认为，“法”和“术”都必须以掌握政权为前提，而且必须为政权服务。他说:“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他把法、术、势相综合，是对前期法家思想的大发展。“法”指成文法令；“术”指国君根据“法”掌控官僚的手段；“势”指权力——国君依靠权力推行法令，并用术防止奸宄发生。
韩非的思想，实际上为秦始皇所采纳实行，这对其统一六国，有不小的帮助。 关于法家学说的评判。 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但这里不妨姑妄论之—— 第一，钱穆的老师吕思勉行先生，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写了一部《先秦史》，1941年出版。他在书中，评价了先秦诸子，大意是——农家主张的，是神农以前的事情；道家称颂的，适合于黄帝之时；墨家讲的，是夏代的道理；儒家与阴阳家，则合乎西周那个时代。
只有法家的学说，最合于当时的时代，秦人兼并六国，原因很多，法家的主要作用，功不可没——因为，当时只有两件最重要的事情，一是富国强兵；二是裁抑没落无能的贵族，这两点正是法家学说的出发点和归宿。吕老先生的评价是很精辟的。 第二，据此，也可以给法家学说做一个定位。富国强兵，法家学说是一种紧密联系实际的治国理论；裁抑贵族，则可说在正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变的中国，法家学说是在当时的进步治国理论。
第三，法家理论主要强调的是这两点。吕老先生认为，“秦之速亡，亦不得谓非过用法家言之咎”——不该让法家背锅。“后此之法学，则名为法，实乃术家言耳”——后人所谓法家，离开了那个时代，只剩了权术之学。这个说法也该给一个赞。无论如何，法家学说，和扩张是无关的。中国自古至今，没有过所谓适于扩张的理论。 第四，任何学说，都有其时代性。
如果这个理论没有随着时代而进步，它也就只适用于产生的那个时代。法家学说就是如此。它在春秋战国时期，曾起过重要作用；其对后来的法治思想，亦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仅此而已。“四人帮”时期，曾经把法家抬到了天上，搞所谓“评法批儒”，实际是借此反对周恩来总理和很多老革命家。这样的倒行逆施，注定了不可能得逞。我们现在，也应该历史地考察和看待古代的一些思想和学说，客观科学地对待，别数典忘祖，也不能夸大其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