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同样沿用了先秦时期“七十致仕”的惯例，即使朝廷没有强制勒令退休，到了这个年纪的官员们也会主动请辞，因为这样做不但能够落个清闲自在，还能享受“无功受禄”的待遇，并且社会地位也会相应提高，他们实在难有拒绝的理由。相较于前朝，唐朝时期的致仕制度更加的完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致仕年龄灵活。到了七十岁以后官员可自由选择继续从政或者退休。
致仕手续简单。想要退休，只需向领导呈交一份声明即可。致仕仪式隆重。对于选择致仕的官员，朝廷会派遣专人举行欢送仪式，一路上敲锣打鼓将其送至老家。致仕待遇优厚。从政治上看，三品以上的官员在在致仕以后仍有资格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从经济上看，六品以下官员能够得到国家分田补助，五品以上官员则可以享受此前半禄待遇，立有大功者甚至能全禄致仕。
到了宋朝致仕制度又有了新的发展。致仕年限同样是七十岁，而武将则可以延后十年，如果愿意的话他们还能提前申请退休，不过那些身居要职又没有接替者的高官就另当别论。由于宋朝经济十分发达，所以当时官员致仕后所享受的待遇也是无比优厚：首先，在宋神宗以后官员能够带职致仕，并且参与朝政大事的决议。其次，官员致仕后皆是“官加一等”。
再者，如果官员致仕前职位够高，那么他们的儿子后代能直接“恩荫”一定的官职，这是对世袭制的一种变相传承。此外，从宋神宗开始，所有官员在致仕后都享受半禄的待遇，一些战功卓绝之人还能食全禄。最后，部分官员在名义上致仕以后又会被安排一些名誉职位，不但长期无所事事，还能够领取全职俸禄，可谓幸福至极。元朝起初并没有实行致仕制度，一直到公元1291年官员才能在七十岁时致仕。
公元1303年，元廷规定三品以下官员致仕后加授散官一等，两年后又允许那些家境贫寒的官员致仕后终身享受半禄待遇，之后又增加“致仕官员职事加升一等”这一规定，不过这种加升是在名义上实现的，并没有实际上的权力。明清时期致仕制度成为统治者维护封建统治的重要工具，因此它有了更多的改变。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便规定：“凡内外官员年七十者，听令致仕，其有特旨选用者，不拘此例。
洪武十三年，他又将规定改为：“文武官年六十以上者听致仕，给以诰敕。”弘治四年明孝宗又下诏：“自愿告退官员，不分年岁，俱令致仕。”而到了清朝，官员致仕的强制性有所增强，文官年满六十基本都会被勒令致仕，至于武官则有所不同，官职在副将以下的一到六十也会被要求致仕，那些低级武官致仕年龄就更早了，比如千总、把总在四十五岁的时候就会被“辞退”。
与之前的致仕制度相比，明清时期的致仕制度完全就是高度集权政治的产物，强制性格外突出，而且待遇并不会很好，甚至连最基本的养家糊口都难以做到，一些品级较低的官员尤为如此。这也就是明清时期贪官污吏众多的原因，如果他们在任职期间不“未雨绸缪”的话，那或许致仕以后只能喝西北风了。致仕的原因古代官员选择致仕往往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回避政治斗争。
有句古话说得好：“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历代帝王在建国前往往都是求贤若渴，可一旦建国就会打压那些从龙之臣，甚至找借口除掉他们，所以开国大臣在功成名就之后选择退隐才是最明智的做法。比如商圣范蠡在辅佐越王勾践成功复国以后就选择辞官还乡，改道从商，这种回避政治斗争的做法使他得以明哲保身，从而流芳千古，实乃明智之举。
无心官场。纵然做官是大部分古人梦寐以求的事情，但也有例外，一部分官员本就无心官场，所以他们可能会因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而选择“告老还乡”，比如向往田园生活的陶渊明，没做几年官就归隐山林了。再比如晋朝的大司马张翰，他在秋日的某一天触景生情想起了家乡的菰菜、莼羹、鲈鱼脍，顿悟出人生的真谛，于是便毅然辞官还乡，对此《世说新语》有这样一段记载：“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
”身体无法承受。生老病死是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事情，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官员们的身体会越来越虚弱，这时候即使他们想要再做事也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古代“七十致仕”或者“六十致仕”的规定是依照常人身体状况而确立，部分身体羸弱的官员甚至还能提前退休。对致仕制度的评价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致仕制度不但加快了文武百官的“新陈代谢”，提高行政效率；还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任职官员的利益，从而缓和了社会矛盾；与此同时它的实施形式灵活变通，不被唯一的标准所束缚，在实际运用中具有很强的可行性，对后世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从消极的方面来看，致仕制度又有很大的不公平性，比如一些致仕官员的子孙无论才能德行如何都能够得到“恩荫”，这不但在一定程度上拉低了官员队伍的平均能力，也使得官员队伍冗杂，朝廷的财政支出进一步增加。而且往往只有那些高级官吏才能凭借致仕养老，一些低级官员唯有依靠职权“强取豪夺”才能为致仕铺好后路，这加剧了吏治的腐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