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二战结束时许多日军不愿投降，但是一听到天皇的广播却立刻放下了手中的武器，由此可见这种忠诚的无保留无条件。忠的地位是高于孝的。就好比《武士道》中说"武士道认为国家先于个人而存在，一个人在国家中出生并且是国家的一部分，因此个人必须为国家或者其执政者而生而死"。当然，因为有时代限制，这个"执政者"应该是指天皇而不是政府，因为我们可以看得日本有对政府不满表示抗议的却极少有反抗天皇的。
而对于他人，日本人总是避免"负恩"，因为负恩就意味着他们需要全心全意的报答，而且还会使他们产生一种羞耻心。至于荣誉，即第二点对自己名誉的情义，就要讲到本尼迪克特所讲的耻感文化。新渡户稻造说"耻辱感在未成年人教育中被视为最早培养的品德之一"，他将亚当夏娃偷尝禁果带来的最糟糕的惩罚解释为耻辱感的觉醒。当然，他也承认这种耻辱感不时显出病态的性质。
日本人对这种有关名誉的侮辱尤为敏感，即使是想象中的侮辱也会努力施加报复，这两本书中都讲到的有关报复的故事就是"四十七浪人"为主公复仇的故事，暂且不论这背后的政治因素，这个故事能够在广为流传就是因为它的"情义加诚"。这种耻感文化是只要罪行没有公诸于世就不会感到任何烦恼也没有忏悔，依赖于外部约束力来行善，即要求有旁观者或当事人幻想有旁观者。
所以日本有乞求好运的仪式却没有赎罪仪式。因为他们将名誉看得比生命更为重要。而"当一项事业被认为比生命更可贵，那么人们就会从容而迅速地舍弃生命"。由此可见日本关于自杀这件事的看法，以及为何剖腹在日本被视作高贵的原因。新渡户稻造解释说日本普遍信仰灵魂寓于腹部，还用解剖学的各种理论说明切腹的逻辑三段论，"我打开我的灵魂宝库，给您看看它的样子吧。
是污浊的还是清白的？请您自己来看它吧。"日本人这种对生命的态度本质应来源于佛教禅宗的轻生向死的观念。日本人喜欢樱花就是因为樱花对生命的不留恋，该凋零时就凋零。切腹是对名誉的情义的最高报答，所以也雇员做错了事会由集体负责，因为由个人承担有可能会导致自杀。而美国很少认错，他们常说"try"，中国文化的复杂性则更注重平衡，可以暂时退却但也容易导致阿Q精神。
这也从一个侧面表现了日本人的集团主义倾向。这种集团主义就好比日本的"村八分"的制度，即所有村民与破坏村内秩序者断绝一切往来，逼得他难以生存，剩下的"两分"是房屋失火时的救火以及当事人家庭有人去世时的处理尸体。因为着火不救，会殃及其它人的房子，死人不处理会发臭传染疾病。目的就是尽可能的惩罚当事人一家，如果不会贻害其它村民的话，就绝不帮助。
这种耻感文化还表现为日本人注意社会对自己行动的评价。他们相信一种安全感，是取决于别人承认他们遵守的规则的微妙意义，如果没有就会愤慨震惊或是茫然若失。就好比日本繁复的礼节不为他国人所接受，他们就"有的非常愤慨，有的则感到愕然"。所以他们致力于将日本文化推向世界以寻求一种认同感。当然，这和日本脆弱的民族自尊心和希望与欧美各国平起平坐的心理也有很大关系。
因为日本作为一个岛国有一种天生危机感，而日本文化有很大一部分都是通过学习其他国家发展起来的，就会有一种本质上的自卑心，迫切渴望得到认同。所以我们不难发现，这种耻感文化与日本战后拒不承认罪行有很大的关系。《菊与刀》作为美国人研究日本人矛盾性格的一本书，虽然由于多种条件的不足还是存在一些偏差或是错误，但有很多方面都是值得思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