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钱没粮，怎么发饷，怎么救灾，怎么对抗满清，只有向老百姓征收“辽饷”、“剿饷”、“练饷”等苛捐杂税，老百姓本就朝不保夕，官逼民反，如此就陷入恶性循环。三、辅助类英雄，排除巫医天怒这类高爆发辅助。李自成入宫后，急切询问崇祯下落，又在宫中大索，但怎么都找不到人。
明末时的清军是怎么来的？
诚邀，谢谢。这个问题换个说法可以是：明末清军是如何入关的？进一步就是：满清是如何入主中原的？我认为，明末清军本不该来（谁都没邀请），原本也不可能入关（谢绝参观），满清也不可能入主中原（引狼入室、鸠占鹊巢），那样，也就不会有“野蛮民族”的“跑马圈地”之举，更不会有“杨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屠城”等比日本鬼子的“南京大屠杀”杀人还多的惨案了，当时以汉民族为首的中华大地人口也不会因战乱减少三分之二了。
但这一切不该发生的事却真真切切发生了，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分析原因，我认为要从当时的客观形势和以明崇祯帝为首的明王朝统治阶级、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女真（满清）统治阶级、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起义军等各自的做为说起。1627年，十七岁的大明朝信王朱由检，接过他哥哥“木匠皇帝”明熹宗朱由校的皇位，即位为明思宗崇祯帝。
不象大多数皇位继承人，祖上给留下丰厚遗产可以享福，他是受罪来了，因为他接的是一个烂摊子。曾经雄视世界、接受八方来朝的大明帝国，经过他爷爷神宗朱栩钧、父亲光宗朱常洛、大哥熹宗朱由校的“神”操作，这时国库空虚、财政困难，就象一艘百孔千疮的破船，但船迟又遇打头风。他生活的年代，正赶上中国气候学上的“小冰河期”，旱灾、水灾、蝗灾、瘟疫就象鬼上身一样，伴随他在位始终：自崇祯元年（1628年）起，中国北方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汉南续郡志》记，“崇祯元年，全陕天赤如血。
五年大饥，六年大水，七年秋蝗、大饥，八年九月西乡旱，略阳水涝，民舍全没。九年旱蝗，十年秋禾全无，十一年夏飞蝗蔽天……十三年大旱……十四年旱”。河南于崇祯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皆有蝗旱，“人相食，草木俱尽，土寇并起”，其饥民变成大规模流民，多从“闯王”李自成。崇祯十三、十四年，“南北俱大荒……死人弃孩，盈河塞路。
” 崇祯十四年（1641年），疫情进一步发展。在大名府，“春无雨，蝗蝻食麦尽，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崇祯十六年（1643年）夏秋间发生的腺鼠疫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天转化为肺鼠疫。北京城中的人口死亡率大约为40%甚至更多，十室九空。在通州，“崇祯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名曰疙疽病，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
昌平州的记载中称为“疙疽病”，而且“见则死，至有灭门者”。……听到或者看到以上这些，并且是几乎每年、每月、每天都听到这些，耳朵不起茧才怪，任谁头都大，何况是一国之主？换一个普通人甚至他哥“木匠皇帝”，时间久了就可能不闻不问，但崇祯可是一个勤政勤俭的“劳动模范”，是一个“好当家”。据史书记载，他二十多岁头发已白，眼长鱼尾纹，可以说是宵衣旰食，夕惕朝乾。
史志称其“鸡鸣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劳成疾，宫中从无宴乐之事”。崇祯下旨停江南织造，自己用的器物都是木头铁器。他把全部的内帑都用来充当军饷，他宠爱的田妃墓葬里的金银器都是铜铁，万年灯只有上面两寸是油。但他再节俭，还是捉襟见肘。没钱没粮，怎么发饷，怎么救灾，怎么对抗满清，只有向老百姓征收“辽饷”、“剿饷”、“练饷”等苛捐杂税，老百姓本就朝不保夕，官逼民反，如此就陷入恶性循环。
他不仅要应对这灾那灾，更头疼的是既要攘外，还要安内。关外，满清如狼似虎，步步蚕食，瞅准机会还入关搞个武装大游行，杀人放火，顺手再劫人劫财，“贼不走空”。关内，狼烟四起，“流寇”飘忽不定，按下葫芦浮起瓢，时不时农民起义军还和他玩玩“游戏”，打不过就弄个假投降，使他认为招抚有功，高兴劲还没过去，反手就给他一耳光，又树反旗了。
真是内忧外患，两线作战，既使崇祯是铁人，是饿虎，但也难抵群“狼”，连我给他在这分析都感到累。但好歹他开始还不象后来那样成为孤家寡人，他当上“三军总司令”时，手下可有一大批牛人、狠人，而且大都是文人转岗做将军，并且转型很成功，文武全才，象袁崇焕、孙传庭、卢象升、洪承畴、杨嗣昌、杨鹤、曹文诏、陈奇瑜等等，哪一个不曾把起义军打得满地找牙、四处逃串，用好一个他起码多活几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