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们不是一案刚结、一案又起的关系，而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甚至，在时间上，还出现了叠加。现在看来，朱元璋是为了杀功臣。胡蓝案，的确打击了功勋集团。但空印案和郭桓案呢？而同时期，洪武十九年，即公元1386年，还有“逮官吏积年为民害者”；洪武二十三年，即公元1390年，还有“罪妄言者”。这两起官场整风，连同空印案和郭桓案，统统不是打击功勋集团，而就是在打击官僚集团，甚至把老百姓拉过来一起打击。
朱元璋不是在办案，而是在放火。胡蓝案，烧了功勋集团；空印案、郭桓案，烧了官僚集团。新官上任三把火，总要凑成一个三吧，那第三把火呢？第三把火，烧的是天下百姓。而且，这把火一直在烧，即朱元璋要以猛治国。烧谁不是目的、放火也不是目的，那么，朱元璋的目的是什么？“胡元以宽而失，朕收中国，非猛不可”，这就是目的。
大明洪武朝的时代风气，就是猛。对天下百姓猛，对官僚集团更猛，对功勋集团最猛。猛只是程度，内容是严。因为元以宽亡，所以明以严惩。这就是朱元璋和大明洪武朝的时代逻辑。朱元璋是不是反应过度了？或者说，是不是我们臆测过度了？这个因为所以的逻辑关系能成立吗？纵观历代王朝更替，你会发现朱元璋不仅不是反应过度，而且是最合理、最应该的反应。
同时，也不是我们主观臆测过度。因为王朝更替统统都遵循这套逻辑。甚至，这套逻辑还在大明洪武朝被人清楚明白地点了出来。点出这套逻辑的人，与朱元璋过从甚密。只不过最后的落脚点不是严，而是站高一个维度，站到了德这个层面。对臣子来说，朱元璋这种主公堪称噩梦。但也有例外，这个例外之人，就是方孝孺。跟煊赫之人搞关系，一般有四个途径：为其做事当徒友、与其合作当盟友、情投意合当恋友、志同道合做志友，方孝孺属于第四种。
前三种，基本都被朱元璋干废了。志同道合，也就是说方孝孺与朱元璋立场一致、观点一致。立场一致，就不用说了。方孝孺被灭十族，都是为了朱元璋所立的皇长孙、建文帝。观点一致，不是与朱元璋的大肆放火一致，而是与朱元璋的以严惩宽一致。而佐证就是方孝孺的《深虑论》，为了说明问题，截取摘录如下：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而七国萌篡弑之谋。
武、宣以后，稍削析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卒移汉祚。光武之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所由亡而为之备。简言之，就是：秦孤立而亡，汉惩秦之孤立；七国诸侯乱政，武帝惩汉之诸侯；王莽篡位代汉，光武惩哀帝、平帝之政；后世继续如此，曹魏惩汉、西晋惩魏。再往后，还有唐太宗惩武氏之杀其子孙（PS：这一条太违和，与行文逻辑完全不符），宋太宗惩五代割据之乱，于是强干弱枝。
前代王朝是因为什么亡国的，后代王朝就一定会惩之什么、戒之什么，即“各惩其所由亡而为之备”。这是历代王朝标准操作。新王朝之一代风气，往往不是来自对前朝正确的继承，而是来自对前朝错误的纠正。方孝孺发现了这套逻辑，也点明了这套逻辑。但历史发展到明朝，毕竟提供了足够丰富的经验。而其中最重要的经验就是：无论你怎么纠正前朝错误，最后总归还是要亡国，而且亡国的原因根本不是你能算到和你想到的，即“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终至乱亡者”。
于是，方孝孺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超越性的天命论，即“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进而为大明指出了出路，“而惟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使天眷其德”。方孝孺的天命论，朱元璋大概率不信。因为老朱是个实干派。但是，实干派不是不关心未来，而是不能从超越性的层面来关心未来。老朱作为大明的开国皇帝，一定关心未来，但实干着关心未来将会一头雾水，最后总要在超越性上寻找答案。
所以，朱元璋属意的继承人太子朱标，行事风格与老朱截然相反，却与《深虑论》暗合。后来的皇长孙建文帝，也是如此，不是朱元璋的，而是《深虑论》的。天命论和超越性的问题，不多说了，回到朱元璋和“空印案”。元朝是怎么亡的？“以宽而失”，这是元朝的错误。那么，明朝会怎么办？以猛治国。大明洪武朝，是一个从严的时代。
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从严？传统帝国始终存在一个悖论，即：制度的原则性和实践的变通性。面对庞大国土，皇帝和朝廷要实现有效统治，就必须确立统一的制度，比如官僚制、郡县制，同时辅以刚性的监察制度，比如御史制、刺史制。这就是制度的原则性。但是，官员要因地制宜的治理地方和践行朝廷法制，就必须在制度之外进行各种变通，比如明朝的空印、清朝的火耗，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