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阵的嬗变：却月阵无独有偶，东晋刘裕北伐时，在黄河北岸大显神威的却月阵，实质上也是八阵的一种变形，而却月阵的出现也体现出了八阵一个明显缺陷，即在实际应用上，无论对地形、兵种、以及将领的指挥水平都有很高要求。当然，要细说这一切，还要从刘裕与长孙嵩在黄河北岸的交战说起。东晋义熙十三年（417）正月，刘裕在留子刘义隆镇守彭城之后，亲自率水陆大军北伐，当年三月，水军自淮、泗入清河，准备逆黄河西上进攻关中，于是派人向北魏请求借路。
北魏因此前滑台失守的缘故，明元帝拓跋嗣恐刘裕此次以借道为名北上攻魏，因而拒绝了崔浩提出的“假之水道，纵裕西入，然后兴兵塞其东归之路”的策略。令长孙嵩为督山东诸军事，同时派出振威将军娥清等，率步骑大军屯驻黄河北岸，监视晋军的动向以防刘裕北击。刘裕借路虽然没有成功，但仍按计划行军渡河。刘裕在派遣白直队主丁旿率七百人及战车百乘，抢渡北岸之后，在距水百余步处布下弧形的阵，两头抱河，因形似新月，故称“却月阵”，每辆战车设置七名持仗士卒。
布置好后，丁旿在阵中坚起一根白毦(令旗)，以通知黄河行军的晋军。而魏军见数百名晋军登上战车，不解其意，没敢冒然采取行动。此时的刘裕早已派朱超石准备出战，这时，魏军的迟疑给了刘裕机会，刘裕命朱超石率两千兵马携带大弩百张，上岸接应丁旿，每辆战车又增设二十名士卒，并在车辕上张设盾牌，保护战车。魏军见晋军立营完毕，向晋军展开围攻。
而此时，刘裕是用战车与盾牌构筑弧形工事，步兵躲在战车后，再以大弩策应远距离狙击骑兵，用铁槊，大锤等阻遏魏军的冲锋，多兵种配合保护阵型的完整。晋军的却月阵背靠黄河，当时以重骑兵为主的魏军没有实行以往冲阵战术的空间有利条件，只能半包围晋军并以多数兵力冲击晋军防御的弧面。魏军骑兵的冲击力得不到应有的发挥，而北岸的晋军还能依托黄河行进的水军获得补给，魏军的失败也就在所难免了。
此战，晋军击退长孙嵩，阵斩阿薄干，固然是却月阵发挥了作用，但刘裕的指挥才能也功不可没。事实上，却月阵作为八阵演变而来的阵型，同样强调大阵型多兵种配合以及其防御为主的阵型作用。却月阵对地形的要求很大，在旷野施展有被包抄歼灭的危险，同时也要保护好负责运输及作战的水军。而当时的北魏骑兵，则轻敌贸进，又无水军，因此，长孙嵩才会一败涂地。
从春秋战国到南北朝对峙，八阵、却月阵等军阵在战争史上不断大放异彩，但它们的局限性也同时存在，无论是八阵还是却月阵，因为其防御性质浓烈，在历史上鲜有以这类阵型打出歼灭战的例引。神化军阵的时代背景明代的车营与鸳鸯阵艺术源于生活，在演义小说层出不穷的明代，当时明军的军阵也给演义评书作者提供参考。在明朝，随着火器及其相关战术的不断发展，黯淡已久的战车重回历史舞台，明军将火器和战车结合了起来，形成了攻守兼备的车营战术。
有明一代，明军的主要敌人是北方蒙古人和南方倭寇。与许多人想象的穿着皮草不着盔甲的蒙古军士形象不同，在察哈尔、河套等与农耕区毗邻的漠南地区，蒙古人保持了大规模的具甲列装。具装的蒙古骑兵有着很强的防御力和冲击力，在实际作战中，如果蒙军面对由火铳、枪兵组成的明军阵列，只要投入兵力击溃了前军，那么之后的战事对于蒙古骑士来说则轻而易举。
在这种状况下，明军也推出了车营战术。明军的战车并不大，高约2米4，重约100千克，以薄板置于车前，火铳、火炮等置于车薄板之后，并在战车前方列装长矛拒马。戚继光、俞大猷等人对车营不断进行改革，战术逐步得到统一。明代中后期，明军车营也是每辆战车配备20名军士，分别装备鸟铳、长刀、弓箭等，敌远则铳炮齐射，敌近则刀砍马腿，以多辆战车结成大阵，骑兵居于车营战阵之中，在防御的同时也考虑到反击敌军的机动性，给追击歼灭留下可能性。
虽然形式和战法随着时代不断推陈出新，但万变不离其宗，直到车营战术大行其道的明代，在整体规模的列阵上仍然有三国到两晋时期八阵等古代知名战阵的影子。同时，车营军阵比之古代军政而言，更关注短兵相接时的作战以及进攻防守的灵活性，这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提到倭寇，就不得不说名将戚继光和他发明的鸳鸯阵，鸳鸯阵的作战环境不比一马平川的北方，南方的地形更为复杂，因此，也更注重小队伍作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