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在不同时期，级别可以高于正一品的官员，并不相同。清朝将官员品级分为九品，每一品有正、从两个级别。魏晋南北朝时代，基本没有官员品级“正一品”这一说（北魏太和二十三年，即499年以后，北朝才有正一品称呼，南朝是没有）。清朝比正一品级别高的官员，看似很多，实际数量仍是有限。
中华历代王朝官位制度，自先秦两汉始，先是“世爵世禄”，“封君制度”，官职与爵位、封地紧密相连，如周王室之“卿士”、“司马”，诸侯国之“执政”、“中军将”、“令尹”、“司城”等，都是以官位决定地位，并伴随“世土”制度，即是王室或者诸侯大夫，又是地方封邑的主人，世袭传承，代代沿袭。周显王十三年（秦孝公六年、前356年）卫人公孙鞅受秦孝公之命，主持秦国变法，“废井田，开阡陌、重农桑、奖军功、除世爵世禄”等积极措施，打破血缘世袭制度，以功论秩，使得秦国迅速强盛壮大，最后统一六国，并吞天下。
秦变法后，为厘定官秩，改原有实封（即封邑制度）为秩石（念担）制、军功爵制并存，军功爵不在本题范畴内，略过不表，细述秩石制。秩石制，即将官员等级按照实发俸禄（主要是粟米）多寡排序，秦统一六国前，即已将此项制度推行全国，统一六国后颁行于全天下。汉高帝刘邦建立汉朝后，承秦制，将秩石制结合封爵制、食邑制，行于朝堂，以年计俸，以月颁给。
秦汉时期，以秩石制定官员品级的制度，延续了近五百年。秦汉秩石制下，相当于后世正一品官职有：三公（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万石；九卿（宗正、奉常、郎中令、少府、太仆、典客、廷尉、治粟内史、卫尉）、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尹、右扶风尹）：中二千石（中念重，满的意思。秦汉九卿有不同称谓，这里以汉制为例）；地方郡守、郡尉（东汉末各州刺史、州牧也为二千石）：二千石；丞相司直、护军都尉、司隶校尉、西域都护、奉车都尉、驸马都尉、郡都尉（西汉）、诸中郎将、光禄大夫、侍中、诸校尉（东汉）：比二千石；（另外，在二千石和中二千石中间，还有一个真二千石的级别，对应官职不明。
）二千石待遇，即秦汉时期官秩最高级别官员，大致相当于后世的“一品”（或者超品，这里仅指中二千石以上），所以列出，以做对照。秦汉秩石制，最大的特点就是“居其职而有其禄”，官秩改变而禄秩也随之变化，官员出仕没有固定的品级，这也是中华流官官制初期，最大的特色。汉延康元年（魏黄初元年，220年），魏文帝曹丕代汉建魏，在东汉“察举”、“征辟”制度的前提下，采用尚书令陈群的建议，实施“九品中正制”，于各州设立“中正”一职，负责考擦地方士人，将其按照家世、行状（个人品德及才能）、定品（确定其人品级）等三个方面，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共九个等级，予以评定（实际操作中，上上一级绝不授人，下下一级也基本不会评出，实际是七个品级）。
----“陈群为吏部尚书，制九格登用，皆由于中正。考之簿世，然后授任”《三国志》。而实际操作中，各地门阀士族把持“中正”职位，牢牢地掌握了评定权力，注重于家世、血缘，而轻视品德才干。到司马氏建晋时，终于形成了官场内“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士族完完全全垄断了入仕道路，开始了中华历史上长达四百年的门阀贵族政治时代。
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三年（499年），魏孝文帝在推行的汉化改革中，首先将原有的九品中正制改为按数计品，即将原有上、中、下合计九品改称一至九品，每品分正、从二级，正四品以下（含正四品），每一品再分上、下两阶，一共三十阶。这是后世所熟悉的官员计数品级第一次出现在世人眼前。自北魏至隋，虽然已经确立官员品级，但是决定官员秩、禄、权的还是那个早已不合时宜的九品中正制。
掌握着国家控制权的世家豪门、高品士族们，依靠这个制度把持着入仕之路，排挤庶族平民，将权力地位传至后世，这也是中华历史上制度的停滞。这一时期的北方，因为多是少数民族政权，所采取的官职大都是部族家族按血缘或者亲疏授官，更加落后。直到北周建立，标榜“周礼”，按古制设立“六官制”，才稍微得以改变。魏晋南北朝时代，基本没有官员品级“正一品”这一说（北魏太和二十三年，即499年以后，北朝才有正一品称呼，南朝还是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