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最初的庙号制度就事先预设了太庙单独立庙帝王的数量，以便于后世祭祀。上的困难。庙号最初于商代创立时，只有四种：创基立业曰“太”（太祖汤、太宗太甲）、功高者曰“高”（高祖王亥、高宗武丁）、世代祭祀曰“世”（世祖盘庚、世宗祖甲）、中兴者曰“中”（中宗太戊，一说祖乙）。整个商代十七代三十位商王，包括追尊的，也只有七人获得庙号，商太庙内规制严整、肃穆有序，实为后世王朝庙号制度楷模。
周武王灭商后，没有延用商的庙号制度，而是以“谥号”代替。所以周天子只有有谥号而无庙号。始皇帝灭六国一统华夏，建立秦朝。在帝王死后称谓上，始皇帝因庙号、谥号都有“子议父、臣议君”之嫌，所以一同废止，所以自周到秦，庙号制度废止近千年。汉高帝刘邦于秦末乱世崛起，最终击败霸王，建立大汉。在建立汉朝制度时，重新设立“庙号”、“谥号”制度，因本篇不涉及“谥号”的探讨，所以从略。
主要论述“庙号”。刘邦死后，嗣皇帝刘盈及群臣根据“祖有功、宗有德”的评定制度，给刘邦上庙号“太祖”（后世所传，刘邦的“汉高祖”称谓，其实是司马迁史记一家之言。不过因为史记影响太大，所以后世刘邦的庙号几乎被“高祖”代替。实际上，刘邦的庙号是太祖）。刘邦作为大汉的创立者，“太祖”庙号实至名归。之后，惠帝刘盈因母族原因，且身后继嗣者都被清除，所以只有“孝惠”的谥号，而没有庙号。
继立的孝文帝刘恒，被上庙号“太宗”，根据他生前的功业，和恢复汉室稳定、社会发展的贡献，太宗庙号，也是恰如起份的。之后，孝武帝刘彻的“世宗”、孝宣帝刘询的“中宗”、乃至孝元帝刘奭的“高宗”、孝成帝刘鹜的“统宗”、孝平帝刘衎的“元宗”，都是依据的“祖宗功德”制度来授予的。当然，有无功德，后世自有公论，所以，刘奭、刘鹜、刘衎的庙号，在光武帝刘秀中兴汉室后，均被废除。
整个西汉，有庙号的皇帝只有太祖刘邦、太宗刘恒、世宗刘彻、中宗刘询四人。东汉，光武帝刘秀授庙号“世祖”、孝明帝刘庄“显宗”、孝章帝刘炟“肃宗”，另外，孝安帝刘祜的“恭宗”、孝顺帝刘保的“敬宗”、孝桓帝刘志的“威宗”，统统在董卓当权时被废除。之后曹操掌控汉室后，也没有恢复，想必也觉得董卓废除得对。两汉四百年，正式非正式皇帝二十九人，最终获得庙号的也只有区区七人。
汉朝庙号制度严格遵循商朝，严肃规整、礼仪有度，确实是后世王朝榜样。但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庙号制度开始泛滥，“降及曹氏，祖名多滥”。除了亡国皇帝、或者政变中下台、被杀的皇帝，几乎人人都有庙号，而且被授予“祖”庙。实在是太不严谨。除了魏晋，其余十六国政权，也有样学样，大量“批发”庙号，其国君主不仅统统有庙号，而且“几无不称祖者”，这就不是严不严谨的事，而是贻笑大方了。
由于这一时期，王朝更迭很快，诸国享国不长，皇帝数量也少，所以太庙里面几乎可以忽略单独立庙过多问题。一般不过四五代人，王朝就灭亡了，太庙也被抄了家，先帝神牌摆放问题也不是问题，或者没有人再考虑这个问题，庙号制度问题没有显现太大难题。至隋唐，尤其是唐之后，因为另一评定称谓“谥号”，变得越来越长，没法在平常使用，所以简洁的庙号就成为之后朝野称呼过世皇帝的主要方法了。
唐二十一帝，除了武则天及唐隆帝李重茂外，其余个个都有庙号，唐太庙内诸先帝神主简直要打架的地步，人满为患。而这也影响到了后世王朝，此后诸王朝，只要不是废黜皇帝，几乎都有庙号，数岁的幼儿都有（宋端宗、元宁宗），甚至末代皇帝也有（元惠宗、明思宗（怀宗）。庙号制度终于发展到了一个泯然众人、甚至有点庸俗的地步。
一般来说，庙号的字选不同于“谥号”，有着很强烈的“盖棺论定”色彩，但也含有褒贬之意：太祖、高祖，肯定是建立国家，肇基之人；太宗，守成有为、发扬光大；世祖、圣祖、成祖，中兴王朝，甚至改弦易辙，相当于重夺天下；世宗，守成明主、功业昭昭、同时也有帝系传承偏移的意思；仁宗、孝宗、睿宗，仁爱孝顺、宽和雍容；圣宗，中兴、有德之主；哲宗、兴宗、成宗、显宗，守成之君、兼有稳定国家；肃宗，有中兴之意，未竟全功；宪宗、宣宗、景宗，承上启下、有功有过；宁宗，少主见、懦弱胆小；德宗，遇乱、无力、勉力维持；英宗，多内讧、朝政紊乱，国家不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