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十年（1671）的经筵亦遣官告祭先师孔子。康熙二十四年（1685），传心殿建成，成为专门的经筵祭祀场所。此后，除特殊情况外，经筵开始前的祭告礼仪从未间断，正如乾隆帝在其御制诗中所言：“予即位后于乾隆六年御经筵日亲祀传心殿一次，以后依中祀之例每岁遣大学士致祭， 偻指已五十五年矣。”——（《清高宗御制诗》）繁琐的礼仪与频繁的祭祀使原本承担帝王教育功能的经筵成了彰显皇帝虚心向学的“开学典礼”。
清朝以后，经筵的仪式作用大于教育作用，从“制度化”走向了“仪式化”。（二）经筵的开设次数骤减，其教育功能被其他教学形式所取代除仪式的繁琐外，其他帝王教学形式的兴起也是削弱经筵教育功能的重要因素。宋代的经筵开设十分频繁，《宋史·职官志》中记载为：“岁春二月至端午日，秋八月至长至日，遇隻日， 入侍迩英阁，轮官讲读。
”一年之中，为了避开严寒酷暑，经筵分为两个时间段开，分别是从春二月至五月初五端午节，秋八月至冬至日。在固定开设经筵之余，也有皇帝出于好学，常常增开经筵，如宋神宗在位期间，始终隔一日开经筵，风雨不易。至明朝时，经筵的开设次数开始骤减，明代规定每月逢二开经筵，每月只讲三次，寒暑还要免讲。而清朝的经筵次数比明朝更少，清朝规定每年春二月和秋八月各举经筵一次，这就将经筵次数降到了一年两次，而这一年两次的经筵也时长会因皇帝狩猎、南巡等原因停办，如乾隆所写的《春仲经筵》一诗中就夹有“去岁以巡狩未举是典”的注释。
尽管经筵的开办次数大为减少，但帝王的教育自古至今都是重中之重。因此经筵以外的其他教学形式逐渐兴起，取代了经筵的帝王教育功能。大致有日讲、午讲和进呈讲义三种：日讲，就是每日讲读。相比于经筵，日讲在帝王教育上有更大优势，首先是仪式上十分简化，只有上课时间与地点的相关规定，大大增加了讲读本身的有效时间；其次是内容丰富，经筵中以讲授四书、五经为主，日讲除了四书、五 经这些儒家经典著作之外，还有《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四方杂学。
更重要的是在日讲间歇中，日讲官可以在政务上给皇帝提出参考意见。因此，日讲不仅是给皇帝解读典籍章句、传授儒家义理，更是培养皇帝治国理念、锻炼皇帝独立处理政务的课堂。午讲，是对日讲的一种补充。当日讲结束以后，皇帝会进入暖阁休息，而讲课的大臣则要退避等候，等皇帝传召问答，如果皇帝还想听课，就会从暖阁出来，让大臣再开一讲：“若不进暖阁，阁臣等即率讲官再进午讲。
讲官务将前代兴亡事实直解明白。”进呈讲义则是一种最简单的教学形式。康熙二十五年闰四月，康熙帝突然命令停止日讲， 将翰林院尚未讲完的《诗经》与《通鉴》的讲章交于张英并呈进内廷。这是清代进呈讲义最早的记录。进呈讲义在清代存在的时间较长，在乾隆、嘉庆、咸丰三朝都有实行，这主要是因为日讲并未制度化，皇帝可以随心所欲的选择自己的受教育形式。
清朝经筵的仪式繁琐促使皇帝更热衷于经筵以外的其他教学形式，而仪式化的经筵也由此成为皇帝一年两次的“开学典礼”，并无实质性的教育作用，只是一种彰显皇帝勤学上进的形象工程。形式化的转变使经筵的教育功能削弱，而无法承担帝王的教育职责则是经筵从大臣教皇帝转向皇帝教大臣的前奏。二、清朝实行高压的文化专制政策，使经筵中的君臣关系发生变化在经筵中，大臣可以给皇帝讲课是因为排除封建的君臣之别后，经筵大臣是皇帝的老师，在经筵中，大臣所扮演的是“师儒”的角色。
起初的经筵制度赋予了经筵大臣的较大的权力，他们不仅需要向皇帝传授儒家经典、历代政治得失，还在诸多国家事务 上出谋献策，正如范祖禹所言：“人君读书学尧舜之道，务知其大旨，必可举而措之天下之民，此之谓学也。 非若人臣析章句、考异同、专记诵、备应对而已。”——（《帝学》，卷3）宋代经筵官的职责是把皇帝培养成为尧舜之君，在“君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背景下，宋代的经筵官师道派头十足，理学大家程颐甚至有“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在经筵” 的言论，充分体现了经筵大臣的帝师地位。
而到清朝时，政治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清王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 对于当时被儒家正统 学说尤其是“华夷之辨”浸染已久的中原人来说无疑是十分抗拒的。清初，反对异族统治的斗争风起云涌, 对于民族精神引领者的文人则更要谨慎对待。因此，清朝统治者从消弭汉人的文化反抗出发, 自始至终都在实现软硬兼施的文化专制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