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被查出船只搭载的人员、货物与发放船引不符，就有可能被判处“通番”罪。尽管明朝只在最低程度上开放了民间贸易，却引发了史无前例的中国出海热潮，许多中国人搭船离开故土，前往西班牙控制的吕宋、葡萄牙控制下的巴达维亚和马六甲讨生活。在1680年，7000人口的巴达维亚城里华人的数量就超过3000人。根据泰国王室收取的针对华人的“系手税”金额推断，在18世纪初泰国有超过10万华人居住，差不多同时期，西班牙控制的马尼拉也有超过10000名华人居住。
华人通过勤劳和精明在明朝开关以后的一百年时间里在东南亚扎下了根，并成为当地社会不可或缺的经济力量。当德雷克的后代们在17世纪扣开东南亚的大门，加入到东方贸易中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一个不断进取、充满活力的东南亚华人社会。和王直这样在帝国体制边缘讨生活的天朝子民不同，德雷克从第一次出海就被官方赋予了合法身份。
给予他合法掠夺西班牙宝船权力的，是一种古代中国人很陌生的叫做“战争私掠权”的东西。古代欧洲国家和拥有绝对资源优势的中国不同，没有能够建立一支强大常备舰队的资金，想要打击对方的海上航运和军事运输，就只能依靠个人武装起来的私掠船。从近代国家尚未成型的中世纪开始，私掠船就被当成唯一可靠的海上武装被各国加以运用。
中国历史上很难看到国家给个人发放战争私掠权的例子，反倒是出现过将一些个人武装收编成为国家常备军的例子。而在欧洲，个人或是团体的武装船队代替国家进行私掠是重要的战争手段。而水手众多、民风彪悍的英国尤为擅长此道。 ◎ 由私掠船组成的英国舰队正在攻击西班牙无敌舰队 作为英国众多私掠团队中的一支，德雷克主要的活动场地在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
正如前文所说，除了劫夺西班牙货运船和运宝船之外，德雷克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搜集情报。16世纪的英国对新大陆的了解极为有限。关于北美东海岸的知识是探险家们一次次的远洋冒险经历积累而来的。◎ 1591年的弗朗西斯·德雷克1572年，德雷克在自己的首次美洲远征过程中穿越巴拿马地峡就是这样的地理探险。通过德雷克一样的私掠船主和探险家，英国人才可能获知新大陆的风向、洋流、气候和物产等相关信息。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大规模的美洲殖民活动。◎ 德雷克的座舰“金鹿”号毋庸置疑，德雷克当海盗的水平的也是出类拔萃的，在1587年奇袭西班牙军港加的斯的战斗中，德雷克率领的英国舰队至少摧毁了25艘在建的西班牙战舰，焚毁了大批造船用的木材，使得筹备中的无敌舰队实力大受损失。如果没有德雷克的这次大胆突袭，在一年之后的无敌舰队北伐之战中，英国舰队还会遭受更严重的打击。
如果明朝政府能够网开一面，王直能够成为中国的德雷克吗？至少在后来的历史中，我们看到明朝政府有过一个身世经历和德雷克极为相似的人物。这就是靠经营中日走私生意壮大、后来又投靠明朝成为水师将领的郑芝龙。但郑芝龙的处境仍然和德雷克有所区别。在担任明朝海防负责人的同时，郑芝龙还在暗中从事明朝所禁止的中日、中荷走私贸易，官军的身份不过为其走私贸易提供一层掩护。
这种半官半匪的立场，也注定郑芝龙在紧要关头难以保持对明朝的忠诚。他并没有成为中国的德雷克，而是在明清易代之时做了政治的投机客。其实，无论是王直还是郑芝龙，都注定不可能为明朝起到德雷克那样的作用。这并非是由于王直等人天性凶暴、不可信任，而是东西方海洋战略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 ◎ 在东亚国家看来，海上贸易带来的好处微不足道 对于许多西方国家来说，封建政治的约束让中央政府不能高度汲取地方资源，政府的财源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国际间的贸易。
私人的海盗行为可以打击敌国海上贸易，私人进行的探险活动能为国家开辟新的殖民地和贸易市场，个人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在探险和海盗这个方面达成了高度统一。“利用海洋获取最大程度的经济利益”是大航海时代西方国家海洋战略的核心。如果说对西方国家来说海洋是经济性的，那么对于东方的儒教国家来说，海洋则是政治性的。海洋对士大夫/儒家化的武士/两班来说有两重作用：一是宣威，使者们远渡重洋，展示人君独一无二的天下共主地位；二是隔离，利用波涛汹涌阻隔华夷往来，维护“中华”道德礼教的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