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就当时白莲教与明教所处的地位看，明教没有造反的需求，毕竟作为宗教，朝廷承认合法地位就已经不需要苟且偷生了。且在乱世之中拥有固定的传教场所，自给自足，独立于税收徭役之外，没有造反的理由。白莲教也并不需要拉上一个合法宗教共事儿，二者之间能够融合到一起是在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废除了明教的合法地位，将重见光明的明教再次打入地下，称其为“左道邪术”。
这才是白莲教与明教走到一起的原因，由此也能看出朱元璋应该也不是明教徒。（小明王）而当韩山童去世后，刘福通扶持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为“小明王”。这个是按照“明王出世”的宣传标语树立起的“天下共主”，实际上也是刘福通为了建立割据政权而拥戴的傀儡皇帝，所以当大宋政权建立后，天下起义军就有了归属感和凝聚力，也有了共主。
淮西一带起义军领袖郭子兴，也是白莲教徒，所以要奉大宋政权为正统，朱元璋又是出自郭子兴部，以小明王为正统也在情理之中。当朱元璋独自发展打下南京后，被小明王任命为行中书省平章，朱元璋于应天中书庭内设御座，每逢节日必俯首遥拜。而后来刘福通决策失误，四路伐元失败，随着内部分裂斗争，大宋政权很快丢失汴梁城，刘福通战死，韩林儿桃往安丰。
公元1364年，张士诚进攻安丰时，朱元璋也是不听刘伯温劝阻，亲率大军解救，以致陈友谅袭其后方，围困洪都整整85天，后经鄱阳湖死战，才化解了这次危机。事过之后，朱元璋才觉后怕道“我不当有安丰之行，使友谅趁虚直捣应天，大事去矣！”这件事说明了两个问题，首先，在朱元璋看来，在未推翻元朝前，必须保证小明王的正统地位，这是为天下义军树立的精神标杆；其次，真当威胁自身利益时，该不顾小明王就不要再顾了，关键时候那就是个拖油瓶。
至于后来小明王沉船身亡是不是朱元璋的安排就不得而知了。讲述这个事情，主要是为了说明朱元璋虽然不是明教教徒，但“明王出世”这个宣传，以及小明王的正统地位，他是认可的，至少是暂时性的认可。因为他是要收拢义军人心，进行全国统一战争的。到了朱元璋建立明朝，将大吴改为大明，这就出现了人们的第二个瞎想，即朱元璋是取明教的明字为国号。
国号与明教是否有关“惟明太祖以至正二十七年称吴元年，次年即帝位，始定国号曰大明，纪元洪武。吴非国号，亦非年号。至大明则非初起之地名，亦非所封之爵邑，亦非如后唐后汉之追溯其所始。”——《明教与大明帝国》吴晗先生为了证明明教与大明有关系，称“吴”并非朱元璋政权的起始国号，“明”既不是朱元璋起兵的地名，也不是延续以前汉族政权的国号，更不是古代食邑的封号。
这个字就是出自于明教经典《大小明王出世经》，这又回到了明王出世的争论。（徐达北伐）其实上文已经分析了，朱元璋并非明教教徒，元末农民起义也与明教没什么关系。所以关于大明的国号，吴晗先生的说法并不具备足够的说服力。早在韩山童标榜自己是宋徽宗的八世孙时，就已经提出“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这是借着大宋名号，煽动汉人起来反抗蒙古人的统治。
其中的“日月”二字合并在一起就是明。若从继承性上讲，朱元璋在割据时期一直奉小明王为正统，在力图北伐时就更需要利用这种正统思想树立标杆，毕竟北方还有大批的汉族人口。取日月重开的意思，以明王的字眼为国号，是符合时局需求的。“本家朱氏，出自金陵之句容，地名朱家巷，在通德乡。”——《明太祖实录》如果放眼古代神话，黄帝的曾孙火神祝融的故墟是在南京，与朱元璋本家一致，朱元璋自比祝融的后代。
祝融本来就叫“朱明”，即赤热光明之意，“明”作为国号乃追根溯源。刘伯温也从五行上做过解释，“明”字里面的日月是朝廷的正祀。朱元璋起于南方，元朝位于北方，从方位上讲，南方为火，属阳；北方为水，属阴。以火制水，以阳消阴，以明克暗，符合阴阳五行的运行。其理论依据就是《易经.乾卦》、《诗经.大雅》，这两个儒家经典中都有“大明”的字眼。
前者以“大明”代表着光明周而复始，成就天地四方；后者以“大明”歌颂周文王千秋伟业。后来的后金将国号改为大清，也是以五行之法，取清克明之意，表明了入主中原的野心。所以，非要将大明的国号与明教扯上关系并无意义。朱元璋称帝后下诏严禁白莲教、明教，并写进了《大明律》，这很好的佐证了朱元璋并非明教教徒，明朝的建立与明教也没有什么关系，更不会依靠明教立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