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抑郁症杀人会判死刑吗？严重的抑郁症杀人的情况会是扩大自杀，所以往往杀人都是自杀的负担事件，大部分杀人的抑郁症患者可能都已经自杀身亡了，也就不存在因杀人被判死刑的问题。现在日本强贼正在大批杀我同胞，我们不把杀人的贼杀掉，怎么普度众生？这是善举，杀贼就是为了爱国，也是为佛门清静。
和尚能杀坏人吗？
抗日期间中国佛教，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卢沟桥事变后，1700多名五台山僧人组成僧侣自卫队抗日。1938～1939年间就有100多名僧人参加八路军到前线作战，被称为僧人连。1943年，罗汉寺51名僧人全部参加远征军，他们宣誓，中华胜利之日便是弟子归寺之时。但这51名僧侣战士一个也没能回来。关于“和尚能否杀坏人”这个问题，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就专门有巧妙的解释。
1939年春，周恩来到南岳衡山为游击干部训练班作报告。当时南岳寺观里的和尚道士以丘赞、演文法师为首，组织了一个救亡团体———“南岳佛教救国协会”，决心为抗日事业尽一份力量。但是他们的意见很不一致，演文主张成立一支僧军，奔赴抗日战场，直接同日本鬼子拼杀，而丘赞不同意，认为杀生是犯了佛门戒律，彼此争执不休，便请周恩来“裁决”。
第二天，周恩来来到上封寺。他高度评价了僧人们的爱国热情，又提出不必成立僧军的主张。谈话将要结束时，丘赞请周恩来题词。周恩来没有推辞，接过笔默想片刻，在宣纸上写了八个大字“上马杀贼，下马学佛。”丘赞望着题词，沉吟了一会道：“弟子斗胆请教，先生题词‘杀贼’与‘学佛’联系在一起，于教义是否相符？”周恩来笑着解释说：“阿罗汉的第一个汉译是‘杀贼’。
不杀除烦恼之贼，就成不了阿罗汉。我写的是‘杀贼’。不是‘杀人’，这个‘贼’当然是指佛教中不能容忍的歹徒。现在日本强贼正在大批杀我同胞，我们不把杀人的贼杀掉，怎么普度众生？这是善举，杀贼就是为了爱国，也是为佛门清静。你们出家人只出家没有出国，所以同样要保国爱国。抗战就是杀贼，杀贼就是抗战爱国。”周恩来把“杀贼”与“学佛”紧紧联系起来，使得丘赞不得不从心理上承认杀贼的合理性，接着又把“杀人”与“杀贼”这两个关系一一区别分清，将“杀贼”提高到“普度众生”、“善举”这样的佛家最高教义上来认识，最后说到抗战救国的大目标上来。
真是步步为营，循循善诱。丘赞听后激动地说：“周先生真是博学，精于教义，通晓佛理。我明白了，只有上马杀贼，才能下马学佛。我们出家人也要投身抗日，手持戒刀，上马杀贼。”1932年3月18日，太虚法师又撰写了《因辽沪事件为中日策安危》，表示要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大无畏精神，逼迫日本当局“撤兵回国”，使中日两国人民免遭涂炭，共享和平。
1932年，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尼玛大师在给中央政府的电报中说：“班禅目击时艰，忧愤无已，虽身属空门，而于救国图存之道，何敢后人！”五台山僧侣中流传这样一句话：“虽然出家，但没有出国，所以我们至死不当亡国奴。”弘一法师也时常向僧俗大众宣传爱国思想，激励其投入抗战救国大业。他书写了很多条幅，广赠佛门信徒：“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
”一些青年爱国僧人更是满怀杀敌护国的热诚。他们指出，国家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已不允许爱国青年徘徊不前，青年僧人必须暂时告别“清修”生涯而去从军。太虚法师解释道，：当侵略者破坏国家，杀害人民之时，任何人都有抵抗的义务，为正义，为了民族和国家的引起的杀戮，虽甚遗憾，然实不得已之事”。从1937年开始，位于南京的栖霞寺寂然法师在日本侵略期间，保护和营救了两万四千多难民。
淞沪战役结束后，阵亡的中国军人及罹难平民尸横遍野，惨不忍睹。1938年春，上海各寺僧侣组织了掩埋队，在范成和慧开法师的带领下，从2月至5月，在上海、苏州等地共掩埋了1万多具遗体。（一）镇江焦山寺，掩护该山炮台官兵未及撤退者数十名，一律改僧装，混住寺僧中，住寺半年有奇，终于脱离险境。（二）南京栖霞山寺掩护官兵数以万计，挟在难民中，予以救济，廖耀湘将军，即其中之一。
（三）当阳玉泉山，在宜昌沦陷后，该山全寺僧侣激于义勇，自动动员给济游击队，打击敌人，后被日寇发觉，派大批武力围攻，将该寺老少僧侣三十七人捕捉，用机枪射死，并将庙宇焚烧。（四）江西省一群比丘，在保卫大武汉之时，因抱义愤，脱去袈裟，奔上火线，为抗战将士服务。（五）长沙初次会战时，有僧名理妙者，因参加地下工作，深入敌后，刺探日寇情报，遭日寇逮捕，剜去两眼，割去两耳和舌根，后剖开肚皮，活活戮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