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皇室母系是鲜卑贵族，本身又受到鲜卑文化的影响，所以这个在儒家伦理视野中的伦常惨变，在其政治文化的潜规则中又有其内在的合理性。我们注意到，李建成和李元吉也有自己忠诚的部属。即使在听到太子和齐王的死讯之后，时为齐王府副护军薛万彻（对应尉迟恭的秦王府左二副护军可知其身份地位以及与李元吉的关系）和东宫翊卫车骑将军冯立等率东宫、齐府精兵2000人赶来，猛攻玄武门，守门兵拼死力守，薛万彻见久攻不下，便想率军攻打秦府，秦府将士闻讯十分恐惧。
此时，尉迟敬德持李建成、李元吉首级赶到示众，东宫、齐府士卒遂溃散。薛万彻只得率数十骑逃到终南山。薛万彻躲避起来后，李世民多次派人安抚，薛万彻这才出来谢罪。李世民说：“此皆忠于所事，义士也。”对其既往不咎。（薛万彻剧照）东宫翊卫车骑将军冯立的情况与薛万彻类似。李世民一方面对参与玄武门之变的亲信论功行赏，另一方面对秉承原则反对自己（甚至杀死敬君弘等李世民部将）的李建成李元吉的亲信既往不咎，固然是一代明君政治家的气度胸怀，但究其根本，也和前述草原习惯法有关——强者居之本身硬币的另一面是这个强者不能以私心反攻倒算过程中反对他的人。
要之，李建成、李元杰既死，从大义名分上其支持者无从凭借，此所以战斗力爆棚的东宫、齐王府军队一见首级就自行溃散。再加上玄武门本身就是斩首行动，尘埃落定，“新可汗”理论上已经出现（即使李渊肉身尚在），外地勤王救驾已经没有丝毫意义，也不会发生了。（李世民剧照）（长安城复原模型）李世民以其成功本身获得了合法性——从儒家传统角度还需要粉饰背书，但在鲜卑习惯法意义上已经毫无疑义。
忽必烈消灭宋朝后，为何没留下来文天祥？你怎么看？
说起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两句诗词可以说掷地有声，铮铮铁骨。著名的抗元英雄文天祥是“宋末三杰”之一，他所写的《过零丁洋》充满了爱国气节，成为后代人绕不过的名篇。我们知道，南宋首都临安虽然被蒙古铁骑攻破，而文天祥仍然不放弃抵抗，他在尚未沦陷的地区奔波周旋，最终因势孤力穷被元军俘获。
是束手就擒？还是抗敌到底？文天祥首先选择了坚决不向元朝降。他被押送到元大都。面对骨气铮铮的文天祥，忽必烈亲自前来招降。文天祥虽然没有直接同意，但他提出了“放他归乡，日后为元朝所用”的要求，“如果能满足这个愿望”，文天祥便投降。文天祥的想法明明白白，可忽必烈为什么还是下定了杀他的决心？我们先说说文天祥。
1236年（南宋理宗端平三年），文天祥出生在江西吉州庐陵，也就是今天江西省吉安市的青原区。文天祥是一个标准的美男子，他身高体长、皮肤白皙、眉清目秀、神采奕奕。（《宋史》记载——他“体貌丰伟，美皙如玉，秀眉而长目，顾盼烨然。”）幼年的文天祥便到了学宫学习，看见学宫里供奉的欧阳修、杨邦乂和胡铨像等人，就仰望得不得了，下定了“没不俎豆其间，非夫也”的宏愿。
我们知道，引领“古文运动”的北宋名臣欧阳修被追谥为“文忠”；金兵攻克建康后宁死不降，被挖出心脏的烈臣杨邦乂，被追谥为“忠襄”；多次直言痛斥奸相秦桧的胡铨谥号为“忠简”。这三忠义之人都对国家社稷大有功劳，所以被皇帝赐予带“忠”字的谥号。从小受忠君爱国思想熏陶的文天祥心向往之，并立下豪言：不想与他们并列的，便不算是大丈夫。
于是，他发奋学习，在二十岁就考中进士，被召进集英殿，皇帝当面对他进行了考试。面对在位多年，疏于政事的理宗皇帝，“天祥以法天不息为对，其言万余，不为稿，一挥而成。”被理宗皇帝亲自确定为第一名。仕途开场，文天祥看起来比别人幸运。时间没有过去几天，他却不得不因为父亲去世而回家守丧。开庆初年，元军攻打南宋。当时，很有权势的宦官董宋臣建议皇帝迁都。
迁都不就是弃城逃避吗？怎么办？文天祥心头焦急，他直接上书道：在关键时刻，宋臣的建议涣散人心，不如杀了这个吃软饭的家伙，来稳定人心。善言往往半途而废，文天祥的建议压根就到不了皇帝的手中。看见恶意当道，文天祥再次上书说明宋臣的罪行。怎奈恶人当道，文天祥的建议还是泥牛入海。两次充满烈性的上书不但被拦截下来，他还因为招惹权贵而被罢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