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你都有哪些难忘的事情？
一1970年3月，我从部队转业来到荆门时，荆门还是一个小山城，战区内路不通、水不通、电不通。几万人住在一片荒无人烟的山岗上，搭建芦席棚栖身，席棚里铺铺相连，拥挤不堪，还有不少人露宿荒野。老天也和我们作对，阴雨绵绵，满地泥泞，寒风刺骨。在这种环境下，参加会战的各级干部，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同工人甘苦与共，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不搞特殊化。
我到荆门报到以后，被分配到八分部九团，当时没有住房，在竹皮河的山坡上露宿了两晚上，有一名领导发现以后，把我叫到一个席棚里，将铺位让给了我。他说，你们单位还在襄樊，暂时来不了荆门，你先住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工作。过了几天，我发现与我们同住在一个席棚里的还有一个六十开外的瘦老头，身穿破棉袄，白天同我们一起搭席棚，搬运席子和竹杆，干活总是一声不响，平时也很少说话，大家都称他老师傅。
吃饭的时候，大家都争抢着去装饭，而他总是站在一旁，等大家装完饭以后，才慢条斯里地去装，待他装完饭，菜盆里的菜已被一抢而光。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心里想，这老师傅可能天天都是饿着肚皮。后来我才发现，团长韩德成同志经常晚上来看他，有时请他到团部深夜才回来。以后我才知道，他就是国家建委主任谷牧同志。1970年4月，我被调到土方机械连担任副指导员，连队主要担负着土方施工任务。
当时，为了加快施工进度确保炼油厂“十一”出油，八分部在分子筛车间的山坡上设立了前线指挥所。为了掌握施工进度，指挥员们蹲在现场，与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几乎24小时在前线，哪里有工人，哪里就有领导；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领导；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领导。副指挥长叶忠贵、施宗林、副参谋长李春甫等把床铺搬进现场。
有时深夜回到席棚里，没有水喝，就忍着，没有水洗潄，就穿着一身脏衣服在床上打个盹，第二天清晨又直奔施工现场。有一次，我到前线指挥所参加施工调度会，副指挥长叶忠贵带我们去催化工地学习六局三公司的土方施工经验，大家刚进入铂重整工地的山坡上，催化工地的炮声响了，刹那间，工地的上空乱石四处飞，六局三公司一名连长被飞石击中头部，当即倒地。
在这紧急时刻，我们四处躲避，而叶副指挥长不顾个人安危，奋不顾身地扑向连长，双手紧紧按住其伤口，并大声疾呼：“你们快躲、快躲！”这一幕，是我在荆门石化终身难忘的情景。这就是会战时期的领导干部。会战初期，无论工人，还是干部，都翻山越岭步行到工地。当时八分部机关只有两台吉普车和一台破烂不堪的华沙车。客观上公路不通，主观上领导为了与工人同甘共苦，有车也不坐。
指挥长姬永兴，大家都称他“夜猫子”，当时他住八分部机关，每天都深入施工现场，远至轻油罐区和原油罐区，近至常减压、催化、焦化工地，天天翻山越岭，从不坐车。就是每天晚饭以后，他也要到工地巡视。有一天晚上，我和杨洪来等在原油泵房工地推土方，深夜零点以后，姬永兴同志也拄个木棍翻越三座山来到施工现场，从破棉袄里掏出烟，给了我们每人一支，我们十分感动。
七十年代中期，炼厂初步建成，条件大大改善，不少厂领导仍然不乘车，坚持骑自行车或步行进沟。二1972年，我从基层调到机关。在厂政治部工作期间，与领导接触更多，联系也更加频繁，我亲眼目睹了厂领导严于律己、率先垂范的好作风。给我印象最深的有这么几件事：一个是带头干。在装置收尾和系统配套工程中，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大干，不管前线和后线，不管什么任务，只要是收尾工程需要的，只要是上级安排的，都愉快接受，坚决完成，从不讨价还价。
他们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坚持早上班，晚下班，日日夜夜和工人战斗在一起，凡是要求群众干的，自己干在前，凡是艰苦的地方，干部首先顶上去。不少领导干部和机关干部把行李搬进车间，吃在现场，住在现场，有家不归，极大地激发了广大职工的劳动热情。为了进一步加快施工进度，李春甫、孙玉宝、万德录等领导坚持昼夜在现场指挥，厂部在现场设立了前线政工组，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到现场，宣传鼓动到现场;供应部门坚持送料到现场;后勤部门坚持送饭、送医送药到现场，保证了收尾工程的顺利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