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大城的攻城战第一阶段，只是野战的延续，攻方士兵并没有觉得有特别的危险。大型登城梯，突出部位不低于城墙高度。如果攻方已隔绝孤城外界联系、攻城锤开始撞击城门、搭起云梯等重型设备爬墙头的时候，那是攻方占绝对优势，守方到了绝境（守方无野战力量），城破只是时间问题。古代战争不会轻易攻击大城市，攻击方清楚，一旦攻击大城市，有可能将已方优势消耗在攻城战中，只有关乎战争命运的战略要地才会不惜代价攻打。
如都城、长安、潼关、洛阳、襄阳、徐州、合肥等，刘秀守昆阳、哥叔翰守潼关、吕文焕守襄阳、王坚守钓鱼城、 袁崇焕守北京、太平军守安庆，都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守城大战。 对于惨烈的攻城战，第一批士兵为何明知必死，还要前赴后继的往前冲呢？这是因为古代有严厉的战场制度和异常丰厚的奖赏。一是战前动员，主帅会晓喻各军，攻破此城的重要性，颁布退缩不前的制裁措施，第一个登上城楼的奖赏。
还有一些特殊政策，如破城后允许洗劫三天等等，更先好酒好肉犒劳三军一顿。二是古代军中有严厉的军中连坐法：主官如带头冲锋，士兵必须奋勇向前；主官战死而士兵逃回者，一律处斩。另外攻城时设立督战队，主帅未下令收兵，官兵退缩者杀无赦。三是首先登上城楼者，奖赏异常丰厚，诸如封侯、连升三级，可谓升官发财，官兵无不踊跃。
战时主帅除指挥作战外，还要细致观察是谁第一个登上城楼，攻城官兵士气大振。四是攻城与野战的危险性并没有多大区别，在阵地战、野战中的生存几率和攻城战并无多大不同。乱世士兵就是冲着吃饱饭来当兵的，现在多了升官发财的机会，会更加卖命。五、古代很多攻打要塞、大城的战斗，攻方第一批不用已方士兵，而是驱逐战俘和守方平民去冲锋。
古代的攻防战中，攻城部队得是守城部队的多少倍才能攻下？
你好，我是凉夜寒塘，历史爱好者，很荣幸能回答你的问题。在古代，攻城战通常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要进行，因为往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孙子兵法·谋攻篇》中写道“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意思就是，“用兵的基本法则在于，如果有十倍于敌人的兵力就包围敌人，如果有五倍于敌人的兵力就进攻敌人，如果兵力是敌人的两倍就要设法分散敌人，如果兵力与敌人相等就要设法击败敌人，兵力比敌人少就要撤退，如若实力不如敌人就一定要避免战斗”。
这段话里的十倍、五倍都是一个约数，不是精确数。因为实际战争中不单单要考虑兵力这一因素，天时地利人和都会影响一场战争的走向。但如果就兵力这一点来讨论，在双方战斗力相当的情况下，攻城部队起码是守城部队的五倍才能顺利攻下城池，但牺牲兵力估计也是巨大的。拥有五倍于敌人的兵力就意味着掌握了一场战争的主动权，敌人自不会主动迎战，而是会选择守城防御。
在拥有五倍于敌的兵力时也不可轻举妄动。《孙子兵法》中曹操注：以五敌一，则三术为正，二术为奇。五倍于敌只是刚好达到一个攻城的及格线，这个时候是不宜采用正面强攻的方法的。曹操认为，此时应该分五股兵力，三股兵力正面攻城，两股兵力出奇袭方略，这样做也是为了既战胜敌军又降低损耗。其实在古人的战斗中，攻城战是极少使用的。
如果在兵力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优先的选择一定是围城，把敌军的粮食供应与外界联系全部切断，这样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大胜。攻城战进攻的一方绝对会损失惨重，如果没有各方面绝对的优势，很可能会把一手好牌打烂，古代带兵打仗的人不会不明白这一点。以上就是我的回答，希望可以解答题主的疑惑欢迎留言，更多精彩，关注@凉夜寒塘以上图片皆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本人删除。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这样的行为在指挥权上是否存在矛盾？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究竟是怎么回事，看看李典、马谡、志愿军的做法与不同结局，应该不难发现这种行为在指挥权上是否存在矛盾。李典的“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在官渡之战中，曹操大胜袁绍后，又准备攻打袁谭、袁尚驻守的黎阳，因此命令屯军安民城的裨将军李典和谋士程昱负责用船筏输送军粮。
当时，袁尚派魏郡太守高蕃领军驻扎河流上游，已阻断水道运输线路。曹操得知后，便下令李典、程昱：“若船不得过，下从陆道。”意思是说，如果水路被阻，就从陆路运粮。但是，李典又发现高蕃的部队不但装备较差，而且因为身处上游军心懈怠。他同将士们商量后认为：“如果突然袭击高蕃的部队，会有出其不意的效果，一定可以击败敌军。
而且军队打败不应受到朝廷制约，只要有利于国家，也可以灵活决定。”对此，程昱也是较为认可。因此，李典迅速出兵，攻打高蕃的部队，并一举将其击溃，完全打通了水上的便捷运粮通道。其实，这也就是典型的“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行为，只是事后曹操不但未对李典处罚，反而还给予了嘉奖。但是，如果李典攻打高蕃失败，“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为行是否又会变成抗命不遵的处罚理由。
马谡的“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建兴六年（公元228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曹魏时，突袭魏军据守的祁山，陇右的南安、天水和安定三郡相继反魏附蜀，关中震动。为此，魏明帝曹睿派大将张郃总督各路军马出兵街亭(今甘肃秦安东北)，以解祁山之危。当时，诸葛亮力排众议，重用马谡为街亭主将、王平为副将，要求他们于街亭险要处当道扎寨，阻截张郃，为蜀军开辟祁山根据地争取时间。
可是，马谡到了街亮后，不听王平再三相劝，放弃街亭险要当道于不用，反而将部队驻扎于南山之上。结果，马谡部队被张郃大军团团围困，断绝水源，进而造成军心溃散，大败而回。这时，马谡的“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行为，自然也就成了不遵军令，成为大败的祸首，因此被诸葛亮挥泪斩首，以明军纪。假如，马谡的“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行为大败了张郃，是否会成为用兵如神的经典，诸葛亮还会斩杀他吗？志愿军180师的“将在外，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结束后，志愿军命令各部安全撤收。
但是，60军却将“运走伤员之后再行撤收”的命令，误解为“60军需要掩护全兵团伤员运走后再撤收”，并命令180师负责阻击敌军，掩护兵团伤员全部转运。不久，180师便陷入了孤军奋战的危局，但是全体指战员依旧死战不撤。其实，师长郑其贵也曾数次向军部上报伤亡战况，得到的答复却是等待突围命令。结果，等到突围命令下达时，180师全体指战员几乎全部战死，伤亡人数高达到了7644人，成为志愿军入朝作战以来的最大损失。
表面看，师长郑其贵“执行命令过于死板”，但是他却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作风发挥的淋漓尽致。假如，每逢战争，各军将领都有“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想法，又谈何团队精神，岂不成了一团散沙。所以，“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行为，说他在指挥权上是否存在矛盾，是不能用是或否来简单界定，因为这句话也是个“政治用语”，无论从那方面来说都有道理。
胜了，说你用兵灵活；败了，说你不遵军令；有猜忌了，又以此来进行约束。但是，若单纯以战场而论，这句话适合于在外独立领军的主将，而不适合于配合团队作战的其他将领，也不适宜于后方不明战争实情的指手画脚，更不可成为相互攻讦的“政治借口”。反之，将成为了相互牵制的“绊马索”，损伤了自己，便宜了敌人。图片来源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