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系统已然异化成了独立于皇帝和朝廷之外、有独立利益和运转规律的恶势力。内务府是一方,人数众多,皇帝是一方,只有一个人。数以万计的内务府人员对付皇帝一个人,千方百计地蒙蔽皇帝,为自己捞钱牟利。内务府功能异化,机构腐败堕落的根子,还得回到皇帝身上来。皇帝为了巩固皇权,需要成立一个专门负责个人和皇族事务的机构。
皇帝的事情不能让外人知道,不能置于外人的监督之下。所以,这个机构不能让朝臣们染指,不能受到政府机关和宰相公卿们的管辖,只能对自己负责。只有这样,才能保护皇权的神圣、神秘和权威,才能保护皇族的利益。这个思路在历代皇帝脑海中都有,历代也都有类似内务府的机构,比如汉代的少府、唐明的宦官机构等,清朝只是将它发展到了极致而已。
但是清朝的皇帝们忽略了,凭他们一个人的力量,怎么能管理、监督那么庞大的内务府呢?皇帝也担心内务府不忠诚,所以挑选了粗俗没有文化、地位又低的包衣家奴们。他们和朝堂上的公卿大臣们隔阂有距离,又必须仰仗皇帝,很适合一心处理皇室的私事。可从相反的角度说,包衣素质低下使他们在贪腐时没有通过科举上来的文官们那样有负罪感,内务府官员和朝野官员之间的隔阂又助长了内务府的独立性。
更严重的是,内务府随着皇权的增强而膨胀。成立之初,内务府大臣为三品官,雍正年间升为正二品,地位逐渐突出,到清朝后期,内务府大臣除了从本府郎中、宫廷侍卫中升补外,王公大臣、尚书侍郎也常常被特简为内务府大臣。内务府官员出任地方督抚和中央阁员的也很多,一些附属机构(比如江南织造)还被赋予了其他的政治使命。至此,内务府官员不仅建立了系统内的独立王朝,还通过自身升迁、外调、系统内外的联姻,势力盘根错节,异常强大,让有志于整顿内务府系统的人一时不知如何下手。
晚清军机大臣阎敬铭曾发现内务府为宫廷采购的皮箱,每个要价六十两银子。他就向慈禧太后指出,京城里皮箱单价最高不会超过六两银子,内务府采购皮箱时有克扣贪污的重大嫌疑。慈禧太后很有意思,就要阎敬铭给她买个六两银子的皮箱来看看。阎敬铭去市场上一看,惊奇地发现所有皮箱店都关门不做生意了。一问,店主们诉苦说,内务府公公发话要求北京城所有的皮箱店关门谢客,谁擅自开张就砸烂谁的铺子。
阎敬铭也犟上了,写密信给天津道台,让他从天津买个皮箱子送过来。结果半个多月过去了,天津的箱子也没运过来。因为没有真凭实据,阎敬铭对内务府的指控也就不能成立了。后来一查,原来是阎敬铭派去天津送信的亲随收了内务府一千两银子,带着密信,不知所踪了。光绪皇帝查办不了内务府的中级官员(郎中庆宽)的例子,更是暴露了同时期的内务府势力之强。
庆宽得罪光绪是因为他把捞钱的手赤裸裸地伸到了光绪的私房钱包里。光绪曾想打四个镯子给慈禧太后作生日礼物。庆宽作了四个样品给慈禧太后看,慈禧太后都很喜欢,然后又拿给光绪皇帝看。光绪问需要多少钱,庆宽说需要四万两银子。光绪大吃一惊,脱口而出:“岂不是要抄我家了?”原来,光绪辛辛苦苦攒了四万两私房银子,不放心内务府,就存在宫外的钱铺里吃利息。
庆宽一开口就要走他全部的私房钱,光绪又不得不给,自然恨上了庆宽。庆宽这个人巨贪,而且高调地贪污,大报花账,气焰逼人,尤其是在慈禧六十大寿期间主持庆典处,一个人包揽一切器物的采办,大发其财。这样,庆宽断了他人的财路,得罪了包括同僚在内的许多人。有个满族御史密奏庆宽家藏御座,举动不轨,还说他假冒太监。两条罪都是杀头的大罪。
光绪不管是真是假,随即批复严查,组织了专案组,一心要杀庆宽。可是查了许多天,专案组没有查到可以定死罪的证据(估计庆宽贪污是真,篡位是假)。光绪反复询问专案组,苦于没有真凭实据,只能降一等给庆宽办了一个“违制”的罪名。原来,庆宽在家门前立了块“下马石”,属于不是他这个级别的官员应该享受的待遇,违制罪名成立。
光绪马上将庆宽“革职抄家”。过了一段日子,“江西盐法道”出缺,吏部公选推举接替官员。大家一致推选的新任道台竟然就是被革职的庆宽。庆宽被光绪从内务府赶出来,竟然摇身一变,升了官(正四品)、掌了实权(盐法道台)。其中的权力运作和人事关系,想必光绪皇帝也没有搞清楚。内务府黑幕如此,谁还能整顿得干净呢?1911年辛亥革命后,溥仪退位,仍保有紫禁城和其他皇室财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