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开口就是“上帝说什么什么”。但从周朝开始，神权就逐渐不重要了。回到这个提问来说：为什么我国古代没有发展成一个神权国家？因为我们国家很早就缺乏神权统治的土壤。战则请从。神权在中国历史上也只在殷商时期出现过，那时候无论做什么都要占卜一下，但只是卜一些祭祀、气象、捕猎、征伐、和病痛灾害等等。
古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为一个神权国家？
记得小时候，太姥姥在家里拜神。因为那几尊神像，看起来阴森森的。尤其是到了晚上，越看越瘆人。所以我和表弟、表妹就总觉得家里能看见鬼。后来，我们说的话被太姥姥听到了，她就很严肃的说：“世界上没有鬼，别乱说！”我们仨的脑回路，当时就宕机了。愣是搞不懂这是啥操作。既然不相信有鬼，那干嘛要拜神呢？神和鬼不是同一个体系内的玩意吗？直到多年后，我们才明白，自古以来，咱们中国人都是“敬神”而不“信神”。
遇事不决，去庙里求签。抽到好签——感叹菩萨真灵，菩萨保佑。抽到凶签——什么破庙？下次再不来了。人在路上走，眼皮子跳。左眼皮跳——左眼跳财，这是好征兆呀！右眼皮跳——什么右眼跳灾？都是迷信！大多数人都是如此。习惯于“功能性拜神”。没需求的时候，绝对不去拜神。有需求了，一定要去庙堂拜拜。进去之后，不管什么神，先拜了再说。
信不信不重要，关键是神要保佑自己。不能保佑自己的神，那是假神仙，下次不拜了。一言以概括之，大家虽然拜神，但拜神的前提是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对自己有利的才相信。不利的，不信。不是神说啥就是啥。这就是咱们中国人普遍信仰的神明观。回到这个提问来说：为什么我国古代没有发展成一个神权国家？因为我们国家很早就缺乏神权统治的土壤。
现在的中国人，汽车后视镜上绑红绳，档把上挂佛珠，反光镜上挂毛爷爷像，副驾驶收纳箱里还放着几本佛经。然后开口就是“上帝说什么什么”。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什么都信。很虔诚。然而其实，这种人骨子里是什么都不信。古人也一样，感觉庙太大了，只供一尊神太浪费地儿了，就多供几尊。把儒释道的大神全搁在一起供。拜一次就全拜了。
明朝时，朱棣曾下旨“禁祀孔子于释老宫”。严禁将孔子、佛氏、老氏并祀于一堂。但老百姓不理会朝廷禁令，一切如故。像这种“敬神”，却从不“信神”的社会。神权又怎么可能凌驾于皇权之上，继而发展成神权国家呢？说到这里，又有个新疑问：难道华夏文明从诞生之时起，就是如此吗？实际上，也不是。夏朝尚神，商朝尚鬼。夏商时代，祭祀非常活跃。
几乎就是“遇事不决就拜神”。当时的中国与埃及、两河、印度、欧洲、美洲原住民文明一样，掌握祭祀的人，享有很高的话语权。可以说，神权和王权并立，甚至可以说，神权有时候还大于王权。只不过，由于从周代开始，华夏文明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世俗化理论体系，所以才导致我们对神明的态度变成了“功能性拜神”。这个转变的过程，大致如下：商代以前——神最大，一切靠老天保佑！王也不例外。
西周时期——德行要好，老天才会保佑！王只是天子。春秋时期——天子算个屁，德行好就行，没老天啥事。战国时期——只有德还不够，还得有刑。没老天啥事。秦朝以后——用刑管制，用德教化。天子掌管祭祀权。这方面的变化，看典籍就知道了。比如《尚书》。天不可信，我道惟文王德延——《尚书》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尚书》创作于西周。
从以上摘取的内容就不难看出，西周时期的人就意识到了，神明不可信。不是说你祭天，你就是天子，天就一定会保你政权的延续。你除了祭神，还必须要有德行，要对老百姓施仁政，你才配得上天子之名。如果你对老百姓不好，老百姓想推翻你，天也会听从老百姓的呼声灭亡你。还比如《左传》。（曹刿）问：“何以战？”（鲁庄）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
”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齐国打鲁国，曹刿问鲁庄公，你凭什么与强大的齐国作对？鲁庄公说，自己平时对鬼神祖先很敬重，自己有神灵保佑。曹刿直接表示神灵是不会保佑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