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算千古奇谈。于是东汉皇都洛阳成为修罗场，所有宦官全部一个不留被杀的干干净净，洛阳大乱，只留下小皇帝刘辩还有何皇后在后宫瑟瑟发抖。一场又一场宫变动乱屠杀，让东汉王朝二大支柱势力，外戚宦官全部灰飞烟灭，只留孤儿寡母热血无脑青年将领独守空城。于此同时，奉命来京的凉州大军阀董卓已率军到洛阳近郊，闻听此大变喜不自已，加速进京强兵夺权。
因怕自己兵力不足，还使出各种计策，如白天进军入城，夜里让士兵溜出城去等小手段，连续十几天，营造十多万人马大阵势，一群东汉大臣全部在董卓大军面前徐若寒蝉。群龙无首的东汉皇宫成为董卓后花园。董卓的胡作非为开始，他借武力废杀少帝刘辩何太后，立陈留王刘协为帝。又在打败同样奉召入京丁原后，独霸京师，开始自己各种倒行逆施之举，废立皇帝后，东汉朝廷威信江河日下，三国乱世开始。
为什么割据蜀地的政权都未能统一天下？
历史上割据蜀地的政权都发生于分裂时期，因四川具有较强的封闭性，确实是割据一方的理想之选。如两汉之际公孙述建立的成家政权；东汉末年刘焉、刘璋割据一方、以及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西晋末年李雄建立的成汉政权；东晋末年焦纵割据一方；五代王建建立的前蜀政权、孟知祥建立的后蜀政权；元未明玉珍建立的夏政权。这些政权在政治上缺乏进取心，又属于“外来户”，受制于蜀地本土势力，另外蜀地的封闭性，即是其割据的保障，也是限制其对外扩张的瓶颈。
缺乏政治进取心——乐于偏安一隅“四川非坐守之地也。以四川而争衡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恃其险而坐守之，则必至于亡。”——《四川方舆纪要序》历代据蜀者大多在政治上安于偏安割据，不思进取，这一点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四川盆地易守难攻客观情况造就的，我们可以称为“盆地心态”。自古在政治与地理因素之间的关系上，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叫“在德不在险”。
德就是代表积极进取的政治态度，险就是该政权可以凭恃的地理条件，“在德不在险”表明政治上的进取心远比占据的地理条件重要。四川又不光是地势险峻，它还号称“天府之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鱼盐铜铁之利，浮水转漕之便”足以让蜀地政权丧失进取心，乐于偏安一隅。（千里沃野）“天下雌雄未定，公孙不吐哺走迎国士，与图成败，反修饰边幅，如偶人形。
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马援公孙述据蜀属于天下未定的时期，他不是想着进取天下，而是大摇大摆的当个土皇帝，乐于排面和享受。当时公孙述的同乡马援奉陇西魄嚣之命出使益州，意图是探查情况后，再决定归汉还是归蜀，公孙述的表现就是大摆各种礼仪。马援也是通过此事看出公孙述难成气候，于是归报魄嚣“子阳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
不如专意东方”，建议魄嚣归附刘秀。公孙述初起事之初，还是“远方士庶归之者甚众”，但当他的格局仅限于蜀地一隅后，也就失去了内外的支持，终被刘秀所灭。（公孙述称帝）东汉刘焉父子在史书中也被定义为胸无大志，但刘备在印象中好像是匡扶汉室的雄主，但他初定益州，夺取汉中后，便自立为王，臣下相谏，不惜寻隙杀之，割据之心，隐然可见。
诸葛亮主政期间，蜀汉才以北伐明志，后由姜维继承遗志。而后主刘禅胸无大志，以致黄皓乱政，逼得姜维屯田沓中以避祸，这又怎能使得蜀汉竭尽全力图谋天下？公孙述和刘备还算是有作为的，他俩志望尚且如此，更别说其他人了。瞿塘虽险，岑彭、刘光义、汤和也曾入其门户；剑阁虽雄，钟会、邓艾、尉迟迥、傅友德也曾突其险要。像是李势、焦纵这种割据，东不过垫江，更无上述之险要可守，再无进取之心，那么桓温等人攻蜀时如入无人之境就不足为奇了。
（剑门关之险）蜀地本土势力对于外来户的制衡但凡是外来户身份进行割据的政权，都会遇到与割据地地方势力的矛盾，就好像三国东吴政权与吴郡豪族的关系，像是定都武昌（湖北鄂州）这种事都当不了家。蜀地更是如此，因为蜀地本土很难成长起强大的政治力量，这可能与古代蜀地民风有关。如《汉书地理志》说蜀地“民食稻鱼，无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淫佚，柔弱褊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