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公孙述遣李育与吕鲔出陈仓，欲图关中；遣任满与田戎出江关，欲取荆州，但正如上文分析的，两路真是都打不过啊！（古蜀栈道）“急以此时发国内精兵，令田戎据江陵，临江南之会，倚巫山之固，筑垒坚守，传檄吴、楚，长沙以南必随风而靡；令延岑出汉中，定三辅，天水、陇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内震摇，冀有大利。”——荆邯此时的东汉却已初步略定关中、荆州。
东汉建武七年（31年），刘秀大致平定东方，目光转向陇、蜀。谋士荆邯眼见刘秀平定东方，便向公孙述提出对策，大体还是要赶在刘秀前抢夺关陇、荆襄。但这个计划被蜀地本土势力所阻扰而流产，次年，陇西隗嚣败亡，蜀中大为震恐，蜀地本土豪族这才同意按照荆邯的建议行动。公孙述遂遣隗嚣旧将引兵上陇，拒守河池（甘肃徽县西北），遣田戎、任满引兵下江关，田戎拔夷陵，进据荆门。
但此时汉军已经控制了关陇、荆州等地，荆邯的规划并没能达成，以至于后来蜀地被汉军拔下。按照李熊的规划，公孙述是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割据战略，但要论扩张，需“见利”出兵。不妨做个假设，如果公孙述尽早与隗嚣连合，东面再结好秦丰，那么先于刘秀经略关中、荆襄的可能是有的。但历史没有如果，公孙述对外扩张之际，关中已被东汉冯异等略定，荆州已被岑彭等略定，秦岭、巫山之险已成为双方共据的边界，所以冯异挡住了蜀地北出的路，岑彭挡住了蜀地东出的路，公孙述就再无第三条出路。
成家政权就是蜀地政权的典型案例，历代据蜀者大抵能利用四川的地理环境完成割据，但要摆脱割据而谋求更大的发展，反而受制于蜀地的地理环境。所以蜀地易产生割据政权，但很难完成统一大业。综上所述，很多观点说蜀地毕竟不是经济发达地区，很难支撑全国统一战线，其实这种理解有些片面，毕竟历史上的统一战线都不是以一个根据地作为经济支撑的，都存在以战养战的模式。
在蜀地政权难堪统一大业的原因上，更多的是在于此地过于安逸，割据政权又都是流亡者建立，因此很容易产生政治上安于现状的思想，缺乏进取精神。而且外来势力终究是受到本土势力的节制，难以形成自上而下的统一目标，甚至会因扩张导致内部消耗和分化，以至于蜀地被攻打时出现很多“带路党”。最后就是地理环境的因素，割据是成于地理，扩张则是受限于地理。
东陵大盗孙殿英盗掘了清东陵，最后其下场如何？
1928年7月4日至11日，国民革命军第12军军长孙殿英以军事演习为名，将清东陵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陵墓打开，劫掠一空。听了东陵被盗的消息，逊帝溥仪差点晕了过去，遗老遗少也纷纷赶到溥仪居住的天津张园，痛哭嚎啕。园内摆上了乾隆、慈禧的灵位举行祭奠。溥仪后来回忆说：“我心里燃起了无比的仇恨怒火，走到阴森森的灵堂前，当着满脸鼻涕眼泪的宗室人等，向着空中发了誓言：‘不报此仇，便不是爱新觉罗的子孙!’”为了发泄心中的怒火，溥仪将护陵大臣毓彭黜出宗室，后来伪满州国修订《爱新觉罗宗谱》时，毓彭的内容被全部删除，可见溥仪对毓彭的憎恨之深。
与此同时，清室派人前往东陵查看安置被抛洒的棺椁和骸骨，并分别向南京政府蒋介石、平津卫戍司令阎锡山以及各大报馆发出通电，要求当局严惩盗墓贼孙殿英。孙殿英开始一直装作没事人一样，后来他急于销赃，派手下师长谭温江去北平，委托古玩商黄百川代销珍宝，不料却被卫戍司令部逮了个正着。8月4日，山东青岛警察局缉获孙部逃兵张岐厚，查获其携带的宝珠数十颗；8月14日，天津警备司令部查获东陵文物35箱，主人据说也是孙部重要人物。
随着大量珍宝外流，“东陵盗宝案”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各界人士纷纷电请政府，要求从速秉公处理此案。最后阎锡山同意组织军事法庭审理此案，并委派卫戍司令部参谋长朱绶光组织特别军事法庭。经过一番筹划，朱绶光等拟定晋系名将、河北省主席商震为审判长，审判官定为邱山宁、赵经世、周学海、李竟容，法官定为周仲曾、张柱等。
孙殿英见事情闹大了，急忙派人四处打点。孙的顶头上司、第六军团总指挥徐源泉，京津卫戍司令阎锡山等都得到了好处，他们自然睁一眼闭一眼，具体经办人也采取了捕小鱼放大鱼的瞒天过海之术，只是将谭温江等缉拿在案，元凶孙殿英一直逍遥法外。 军事法庭的预审从1929年4月20日开始，6月15日下午，军法会审处召开军法会议，决定将全案卷宗送到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