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对于各地太守的用人策略是战略要地用能人，非战略要地用名人。比如蜀郡太守法正、梓潼太守霍峻、巴郡太守张裔、巴西太守张飞、犍为太守李严、宜都太守孟达，这些都是蜀汉政权里的堪当大任之才。而至于州内的广汉太守习桢、巴东太守辅匡、汶山太守陈震、江阳太守刘邕、固陵太守刘琰等，都是名气要比实力大的氏族子弟，而且这里以荆州派为主，元老派、东州派次之，带有明显的回馈色彩。
对于东州派，刘备入主益州更是不能寒了众人的心，如吴懿这种拼死抵抗的降将，刘备依然能拜为护军，参与亲卫的统领，摆出一副宽厚人主的姿态，且因吴氏一族早成蜀中豪门大户，刘备入了蜀便迎娶了吴懿之妹。再如东州派大佬级人物许靖，刘备就是一百个看不入眼，也要拜以左将军长史，后来还一步步提拔为文臣魁首。随着刘备的事业越做越大，攻下汉中后，刘备得以晋升为王，这个阶段的刘备处于事业鹏飞期，用人上更加倾向才干，在重要职位上以能人任之，出现了法正的地位超越了刘巴、关羽的地位超越了马超（马超在初入益州时的名头要高于关羽）、魏延被破格提拔等等。
而从汉中王到称帝之间时间较短，且经历了荆州地区沦丧的重大事件，这就为刘备调整用人策略提出了要求，唯才是用的方式不能得到延续，因为荆襄地区的士族门阀无法继续为刘备提供人才输送。从地缘政治来讲，荆襄士族只希望家乡平稳繁荣，君主只是他们的利益代表，东吴显然要比刘备更具实力，且吴之四姓“顾、陆、朱、张”，武力强宗阳羡周氏，吴兴沈氏，钱塘全氏，皆在政治军事上赢得东吴掌权者的鼎力支持，成功案例对于荆襄士族更具吸引力，所以刘备集团在地缘上失去荆州以后，就彻底失去了荆州的人才基础和士族支持。
其实放眼刘备集团的人才架构，荆州派与北方派是基础核心，但到了蜀汉后期出现大规模人才断层，这就是因为两大派系是跟随刘备出走益州，远离士族门阀的宗族所在地，而且这些宗族集聚地分属曹魏集团与孙吴集团，多被两大集团拉拢，那么刘备集团只能在东州派与益州本土派中攫取人才，赢得支持。这也是蜀汉政权灭亡的重要原因，刘备托孤时尚能文托诸葛，武托李严，以荆州派与东州派为顶梁柱。
夷陵一战中，刘备出征带了大批中生代，但随着冯习、张南、傅彤、马良等中青年骨干人才折损殆尽，加速了人才断层，故而益州作为根基，其本土士族越发的重要。诸葛亮在政治上选贤任能，将李严扳倒的实质是杜绝两大派系争权夺利，促进两大派系融合，并在生前大力提拔益州本土人才，力图让蜀汉政权走出派系对立的漩涡，诸葛亮的政治智慧在这一点上发挥的淋漓尽致。
诸葛亮去世后，他一手培养的益州人才逐步挑起大梁，成蜀汉政权后期的主要政治力量。这里诸如蜀郡成都人张裔、巴西阆中人马忠、巴郡南充人张嶷、巴郡宕渠人王平、巴西汉昌人句扶、巴西西充人谯周等，蜀汉中后期三大战区都督中，北王平、东邓芝、南马忠，蜀人占据两席。可见蜀人治蜀的人才格局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态势，这里不仅仅是因为人才隔绝断层，还要归功于派系之间的内斗。
诸葛亮尚在时还能平衡各派，聚集力量为国效力，但待其去世以后，内斗再起，以魏延杨仪为典型，甚至不惜损大动兵戈，这也是益州本土势力崛起的契机。“如遂极武黩征，土崩势生，不幸遇难，虽有智者将不能谋之矣。”——《仇国论》益州本土势力的利益需求与东汉末年所有士族门阀一样，保境安民才是政治导向，所以蜀汉在诸葛亮北伐时期的阻力较小，姜维北伐时期的阻力较大。
姜维甚至一度躲避黄皓陷害，逃往沓中屯田，看似宦官作乱，实际上是益州政治团体利用后主对他的宠信，将政治愿望赋予宦官，以阻碍穷兵黩武的北伐。谯周为此写过一篇《仇国论》，矛头指向姜维，而到了邓艾兵临成都，劝后主投降的皆是益州土著，谯周也因劝降之功被拜侯封爵。这里很容易理解，蜀汉政权北伐是以益州财富、丁员做基础，这与益州本土士族毫强利益相违背，历经刘焉父子、刘备父子的统治后，曹魏兵临城下，他们更愿意和平投诚，避免家长遭受战乱，因此也甘当魏军入蜀的领路人和劝降帮手。
法正的任用由上述内容回到法正的任用上，我们可以将历史时期推回到刘备入蜀之前。法正从根本上算是东州派，他本家为关中名士，建安初年逃难至益州。时益州主人刘璋并不识才，法正在益州属于怀才不遇，内心具有更换门厅的驱动，益州本土势力长期受到打压，但本土士族并没有主政意愿，所以也有迎立新主的需求。那么外来户法正与当地人张松不谋而合，打起了迎刘备入蜀的念头，张松谋划，法正执行，在二人配合之下，刘备入蜀较为顺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