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自小就熟读了欧阳修的诗词文章，对殴欧阳修很是仰慕。及到北宋嘉佑二年（1057年），京城会考，主考官恰好是欧阳修，苏轼以他出众的才华，引起了欧阳修的重视，当时，本该提名为此科一等第一，因忌于是自己弟子曾巩所作，落人口实，故录为第二名。及至开榜，知其文乃苏轼所作后，欧阳修曾一度不胜唏嘘。事后，欧阳修概言：“读苏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
成语“出人头地”就源自于这一久远的佳话。好在苏轼并不计较于此，以门生自称，心中早已视欧阳修为师，始终以师礼视之。欧阳修为人正直坦荡，博才多艺，才华学识更是一等一的，为北宋文坛领袖级的人物。他一反自唐之后六百年间的太学体和西昆体文风，倡导古文运动。及至发现苏轼之后，他大为赞赏，视苏轼为千里马。苏轼果然不负欧阳修之所望，不愧为欧阳修的左臂右膀，得力干将。
他不但协助欧阳修取得了古文运动的成功，而且开创了北宋文学创作多元化的新局面。苏轼和欧阳修的关系，是北宋两代文宗的结集和接替，是伯乐和千里马的关系：欧阳修荐贤让贤给了苏轼广阔的天地，苏轼施展才华把北宋文学推到了巅峰。二，苏轼和王安石从政治上的对立到惺惺相惜。苏轼和王安相差十多岁，是为同僚，都曾位列三公，诗词文章当时莫有能超此二公者。
他二人因为政见的不同，针锋相对，互不相让。王安石变法的开始，就是苏轼被罢下野的开始。但苏轼和王安石的气度和修为皆不失君子之风，在对方危难的时候，从未落井下石。苏轼虽然因王安石而遭贬，但他知道王安石重用了吕惠卿等一班人品低劣，行为不端的小人后，他至信王安石陈言此等之小人不可重用。此后果期然，王安石果然反受其害。
当苏轼卷入“乌台诗案”之中，被判择期问斩时，当时同样被贬的王安石知道此情后，快马回京，上书力保苏轼，才为后世保住了这位旷世绝伦的诗词奇才。苏轼在他的《次荆公韵四绝》中概叹：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自古以来，文人相轻之陋习，政敌死磕之弊端，屡见不鲜。但他二人却演绎了一出，“文人相重”，“政敌相亲”的千古佳话。
清代八旗制度是如何划分的？旗主的权利有多大？为何官员升官后最怕见旗主？
八旗的旗主太威风，权势到底有多大，为何官员升官后最怕见旗主？看过《雍正王朝》的应该记得，雍正推行改革，八王爷胤禩联合关外八名旗主进京，以恢复“八王议政”制度为由，差点把雍正逼下台。《铁齿铜牙纪晓岚》中正红旗权臣和珅官至极品，碰到了正红旗旗主金大烟袋，金大烟袋对和珅说“我就是有一天在街上讨饭，和珅见到我也的跪下磕头”，和珅听了，表情尴尬，只能磕头说是。
八旗旗主的权力如此大，你觉得这是导演在夸张吗？绝对不是，现实比这个还要残酷。范文程是范仲淹十七世孙，是最早投靠清朝的那一批人，可谓是清朝开国功臣，清朝很多规章制度都是出自他手，被视为文臣之首，侍奉了四代帝王，就是这样一位身居高位的功臣，他的美丽老婆被豫亲王多铎看中，强行从范家抢走带回府中享用几天，多铎是他的旗主，作为包衣奴才的范文程毫无办法，龚自珍曾描述过包衣和旗主的关系“包衣之人，见王，如家奴见家长之礼；包衣之女，许亲王等拣选为媵妾。
”，也就是说，包衣的一切都是旗主的，旗主相中你老婆是给你面子，最终，范文程将这件事迂回告诉了皇太极，皇太极把多铎训斥一顿，让多铎送回范文程老婆、赔款、道歉了事儿。（《清实录》记载：“豫郡王多铎谋夺大学士范文程妻，事发，下诸王、贝勒、大臣鞠讯，得状。多铎罚银一千两，并夺十五牛录。肃亲王豪格坐知不发，罚银三千两。
“）这就是八旗制度的特殊之处，旗人的规矩也是最多的我们知道，八旗制度是努尔哈赤创立的，先有黄、白、红、蓝四旗，后来又增加了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到了1615年，八旗制度正式确立。说白了，八旗最初就是八支队伍，每个旗都有自己的一套作战系统，八旗最初由努尔哈赤一人控制，后来年纪大了，就把八旗的指挥权交给自己的四个儿子，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四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第一任旗主就是四大贝勒，后来皇太极夺取继承权，把正黄旗、镶黄旗、正蓝旗划归皇帝直属，控制在自己手里，称为上三旗，其他五旗为下五旗，由诸王爷贝勒担任旗主。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八旗旗主在清朝的舞台上举足轻重，皇权和旗主权力不可避免发生冲突，清初的几位皇帝一直都在想办法削弱旗主的权力，逐渐的，官职和爵位都要靠科举和军功来获得，这样一来，旗主家的儿子也就没什么优势了，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各位旗主的权力基本上被削减的就剩一个空架子，乾隆时期，旗主的身份也就是个象征性的荣誉称号，根本没有什么实际权力，清朝后期，有的旗主经营不善，家道败落，生活潦倒，这能干粗活，而本旗的旗奴则高官厚禄、高头大马，威风凛凛的旗奴遇到自己的旗主，依旧得下马请安，如果旗主是个泼皮，命令旗奴代自己干活，旗奴也不敢违抗，只能不断请安，送钱送物，以求不要丢人现眼。
这就是八旗的规矩，旗奴是世代沿袭的，如果是因公犯罪，只废黜本人的旗籍，子孙依然在旗谱上，如果因私犯罪，就会连子孙一起从旗籍上除掉，旗奴不管日后如何显贵，依然是旗主名义下的奴仆，对旗主必须恭恭敬敬，不得有半分的悖逆，所以，旗人之中的富贵者，见到自己的旗主都是躲得远远的，避免尴尬。道光年间，三朝元老、军机大臣松筠颇受皇帝器重，很多大事都要找他商议，突然有几天，松筠连续多日不到军机处当班，道光帝屡次派人去召见，都说无法上朝，原来正蓝旗旗主家里办丧事，作为正蓝旗旗奴的松筠被旗主召去，年近七十的松筠身穿一身孝服，手拿敲鼓在旗主家门口迎接来往客人，堂堂朝廷重臣被旗主拉去当门童使唤，朝廷脸面荡然无存，道光帝勃然大怒，但是却不能处罚正蓝旗旗主，因为这就是旗人的规矩，没办法，道光帝只好提高松筠的身份，抬入“上三旗”，这样，松筠就再也不用被正蓝旗旗主使唤了。
《清代野记》中记载，道光年间，扬州知府的妻子和两淮转运使的妻子十分要好，某天，她打算邀请转运使的妻子来家中做客，知道她是旗人，而自己不懂旗人的规矩，就查遍扬州官员女眷户籍，发现中军守备的妻子是旗人，便请她作陪，守备妻子满口答应。请客当日，守备妻子一到便坐到主位上，而转运使的妻子看到守备妻子，立即双膝跪下请安，守备妻子说“今天主人赏你饭，不必拘礼，坐下吧！”转运使妻子再次跪下拜谢，像个奴仆一样侍立一旁，为守备妻子斟酒送菜，守备妻子又说“不要拂了主人盛情，坐一块吃吧，不用伺候了！”，转运使妻子这才坐下，却一直不敢动筷子吃东西，倒是守备夫人大模大样大吃大喝，知府夫人莫名其妙，后来知府说了，她才知道，守备妻子是旗主，转运使妻子是旗奴，旗奴不敢在旗主面前放肆，至此，转运使妻子对知府的妻子一直不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