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朝贡无论疏数，厚往薄来可也。’”明成祖完全继承了这一方针，并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郑和七下西洋对外贸易中，执行“厚往薄来”方针，没有实行互惠互利的贸易准则，而只是部分地平等互利。在贸易活动中，常常所出者数十万，所取不及一二。这种严重违背商品经济等价交换原则的行为，以牺牲本国利益换取别国信任，当然不符合现代国家理念，但在当时确实起到了睦邻友好的作用。
郑和的“海上丝绸之路”，是对汉代“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尤其是经济贸易的迅速发展，远超前者。有学者认为，郑和“海上丝绸之路”促进了以苏州为中心的官营丝绸业的发展，改善了海外人民的穿衣问题，也促进了东南亚国家丝织品工业的发展。郑和下西洋使中国与亚非各国之间的“海上丝绸之路”得以畅通，把中国和亚非各国之间的国际贸易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2016年，我曾到过以“日出万匹，衣被天下”而闻名的苏州盛泽镇。盛泽是目前中国最大的绸都，丝绸价格的波动影响全球的丝绸价格波动。当地人告诉我们，盛泽丝绸业的兴盛也得益于郑和的“海上丝绸之路”。郑和七下西洋从苏州太仓起锚，带到海外的主要商品就是盛泽的丝绸。从明代开始，盛泽的丝绸贸易日趋繁阜，形成了“水乡成一市，罗绮走中原”的盛况。
明末著名文学家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中描绘当时的盛泽是：“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伫足之隙。乃出产锦绣之乡，积聚绫罗之地。”可以说，没有郑和的“海上丝绸之路”，也没有盛泽丝绸业的繁荣。 郑和下西洋，还特别关心各国民生和百姓福祉。
郑和每到一国，都要开掘许多井，汲取井水，以供当地人民饮用。并分送耕具给当地人民，教他们灌溉和耕耘。在占城（越南），郑和教导农民栽种三季水稻，从此占城以产米著称，成为一个富庶之国。此外，郑和又将带去的中国药物种子，教他们从事栽植。占城是沿海国家，一旦水涨，民居常被淹没。郑和教他们造屋的方法，屋下用硬木做成四个脚，距离地面约一丈，即使水涨，也不会被淹没。
这种方法后来被东南亚沿海国家纷纷效仿，从此再无水淹之患，又无潮湿之弊。他还教会占城人如何铸钱、制造豆腐，教会暹罗（泰国）伐木、制作陶器、海水晒盐、开井、开梯田、织绸…… 郑和的船队中还带有若干名医士和两名稳婆（接生婆），除了保障船队人员的医疗保健外，每到一处，都要设帐施诊给药，为当地土人治病、接生。
郑和的船队贮藏中药及成药极多，他到处搭棚为当地人民治病，不但不收诊金，反赠以对症的药物。南洋华人积习成风，至今还有许多施诊所，以及纯粹中医的医院。 郑和七下西洋，实际上是和平之旅、亲善之旅、贸易之旅、科技之旅、文化之旅。他与亚非各国友好往来，给所在国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海内外人民景仰他七下西洋的壮举，怀念他为中外交流所做出的杰出贡献，纷纷为他塑像、建庙、立碑。
在国内多地和东南亚各国，都有以郑和或三宝（三保）命名的建筑和地名。 五 七下西洋是郑和海洋思想的集中体现和重要实践。 在中国古代，很少有人像朱棣与郑和这样，具有清醒的海洋意识和先进的海权思想。朱棣与郑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海洋与国家主权、安全和富强联系在一起的海权战略思想家。朱棣一再强调黑龙江入海口是“锁钥之地”，并派郑和七下西洋。
郑和公开主张捍卫国家海洋主权。 在明成祖死后，当朝中大臣们向明仁宗进谏，要求废船队、绝海洋的时候，郑和慷慨激昂地向仁宗陈述：“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于海，危险亦来自于海。……一旦他国之君夺得南洋，华夏危矣。我国船队战无不胜，可用之扩大经商，制伏异域，使其不敢觊觎南洋也。”郑和这段话，体现出先进的海权思想，即使放在今天也不过时。
他看到了海洋对国家安全所构成的潜在威胁，强调了控制海洋对国家的重要性，大声疾呼要求保留船队。 六 自明成祖死后，大规模下西洋活动就停止了。直到宣德五年（1430），郑和与王景弘再度领命，以60岁的高龄，率队出使西洋十七国。这是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他的生命也结束在苍茫的大海上。 耐人寻味的是，在这次下西洋之前，郑和不但整修沿途的天妃庙宇，而且特地制作了两块石碑，分别放置在太仓刘家港和福建长乐南山港。
在这两块石碑上，郑和完整记录了前六次出航的经过和主要事迹。这个不同寻常的举动似乎在暗示着什么。 郑和这次出使西洋十七国的使命，是要向各国宣布明宣宗继统皇位的消息，并宣布宣宗将继续实行永乐年间的外交政策，同时要协调解决暹罗和满剌加两国之间的纠纷。宣德八年（1433）三月十一日,船队到达古里。返航途中，郑和积劳成疾，病逝在风雨飘摇的海上，终年62岁。
如同英国诗人济慈所说，他“把名字写在水上”。这位老航海家，最终与他挚爱的大海融为一体，永远地长眠在他开辟的和平道路上。 七 郑和逝世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对郑和下西洋的意义并没有客观、公正、科学的认识。尤其在明代，朝廷大臣们更多地看到的是七下西洋给帝国财政造成的巨大负担，以及其他负面影响。
所以，如此大规模航海行动的资料却鲜见于各种典籍。就连《明史》中的《郑和传》，也只有区区数百字。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郑和航海壮举日益显示其耀眼的光辉。1904年，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发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第一次郑重为郑和立传，为郑和正名。“刑余界中，前有司马迁，后有郑和，皆国史之光也！”并发出“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的感叹。
我认为，对如此长时间、大规模、高密度的航海行动，其功过得失进行具体分析和科学评价，是完全应当的。但是，在郑和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大无畏的科学探索精神，清醒而先进的海权思想，特别是“四海一家”“共享太平”的和平外交思想，却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继承的。西安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