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赵林更进一步指出，由托马斯·莫尔生发出来的乌托邦主义，曾经在欧洲的启蒙时期大为流行，乌托邦主义者们有一种共同的社会理想，就是要建立一个没有私有产权和种种罪恶现象的平等社会，这种思潮后来逐渐演变成了穷人对富人仇恨，20世纪多场大灾难的思想根源，也大多和乌托邦主义有关。虽然休谟、柏克、阿克顿、托克维尔、孟德斯鸠、哈耶克等等思想巨人，早已论证了财产权对自由的重要，但乌托邦主义的魅力实在过于巨大，它至今还盘桓在那些自诩上帝的政客和想要"打土豪，分田地"的人心中。
如果用是否彻底尊重他人私人财产的标准，去衡量一个人是否文明，那么当今中国，有多少人能称之为合格？文明社会开放、协作程度高战国末期思想家荀子在《荀子·议兵篇》中言：“ 民齐者强。" 所谓民齐，就是指民众之间的团结协作。在生物界，动物虽然也能协作，但是协作程度远远不如发明了市场的人类。人类依仗市场交换，分工已经高度职业化。
近代以来的全球化，更是让人类的协作程度达到空前，全人类的财富总量和生活水平，都呈加速度增长。例如，在中国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侵略中原，抢劫、杀戮，甚至还吃人肉。这些残暴血腥的行为，与中原汉族相比，当然就是野蛮。后来，一些部落受中原人的影响，逐渐懂得与汉人做生意，用畜牧产品交换茶叶、铁器，这就是一种野蛮向文明的开化。
而那些坚持封闭自己的种族，最终被历史所淘汰。在一篇论及文明发展的文章中，赵林将文明之间的迁徙、融合，看作一种更高维度的分工协作，比如罗马文明与希腊文明的融合，最终缔造出了一个空前强大的罗马帝国。这几年反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有所回潮，亚非拉多个国家涌现了一批民族主义者，认为关闭国门更有利于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中，保护自身利益。
对此，赵林认为，中华文明之所以在世界几大古老文明中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就在于唐朝确立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一直到晚清时才落入“闭关锁国”的陷阱，以至于衰落。虽然当今中国改开成绩瞩目，老百姓的生活水准有质的提高，但守旧顽固的声音依然存在，甚至不乏呼吁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的声音，那些高喊“三免”的人士，便是其中极具蛊惑性的一种。
对于普通人来说，如何在各种杂音中，与中国这个古老文明、新兴大国的发展趋势保持一致，不被时代所抛弃，这是一个切身相关的问题。文明社会普遍遵守契约契约精神一词虽来自欧洲，但其精神内核，中国古代圣贤也已详细阐发过。墨子说：“诚信者，天下之结。” 意思是说，诚信，是人际关系的精神纽带。韩非子也说，小信诚，则大信立。
说明契约精神并非欧洲人独有，这是东西方都普遍认可的文明价值。人类是有记忆和预见性的生物，当他积累了足够多的博弈经验以后，迟早会明白一个道理：依靠无休止的相互残杀，永远无法走出囚徒困境，斩草除根也无法带来长治久安。唯有切实建立共同的底线、责任明确的契约，才是维护安全感的最佳方式。尤瓦尔·赫拉利说，正是这种强大的“共同想象”，使人类跳出动物的范畴、成为万物之灵。
比如货币信用，它纯粹基于想象，但正是这种共同想象保证了它的价值，使人类的市场交换变得更加便捷、高效——凡是金融市场开放发达的地方，就一定是文明程度高的地方。今天的市场经济，让那些持续保持守信的人，在多次博弈的环境中一定是获利最多的，因为这样会形成互惠互利的良性循环。但是，作为一种人类内在的价值观念，契约精神并非来自市场经济下的工具理性，而是来自超然的非理性。
赵林指出，欧洲人的契约精神其实来自上帝，信徒与上帝之间订立了神圣的契约——不可作恶只可行善，因此当人与人之间互相作出承诺后，这契约也始终受到上帝的“看护”。而对于高度世俗化的国家来说，诚信更多是作为一种世俗价值，它的践行与否，高度依赖人的道德水准和社会惩罚机制。道德始终是少数人对自己的要求，而社会惩罚机制往往来得太迟而缺少威慑力，因此保持长期诚信的人始终是少数人。
只有当一个社会中每一个人都认可诚信的价值，对自己的承诺有羞耻心，这个社会才可以说是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文明社会遵循法治，法律保护所有人的自由。在一个文明的国家，唯一的国王应该是法律。任何事物都严格遵循法治原则，任何人和组织都必须受到法律制约。由于契约的普遍建立，文明社会产生了宪法契约为核心的法治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