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坚发现井口彩光）到了东汉末年，孙坚攻入洛阳，在一口破井里找到一具宫女尸体，脖子上挂着一个小匣子，匣子内就是传国玉玺。要说士兵打仗口渴寻找水源倒还可信，而非要说井口的五彩云气引来士兵的搜索，只能说这小宫女死的冤枉啊！孙坚得到传国玉玺后几经转手，由袁术回到曹操控制的汉献帝，曹丕篡权后由曹氏获得，再到司马家族的晋朝持有。
（袁术剧照）到了西晋末年，八王之乱使北方五个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纷纷建立了割据政权，天下再次大乱。不过不用担心，自带光环的传国玉玺不会丢。它周转了许久，经手前赵政权，再到后赵政权，石勒令人于玉玺右侧刻上“天命石氏”四个大字，又多了一项辨别真伪的证据。后又经过冉魏政权到了东晋将领谢尚手里，谢尚快马加鞭送回建康，传国玉玺由此“南迁”。
公元420年之后，南方经历了宋、齐、梁、陈四朝，传国玉玺又成了“居无定所”。如梁武帝时期的侯景作乱，攻进皇宫得到玉玺，而不久战败身亡，玉玺落入其手下侯子鉴手里。这个侯子鉴倒与众不同，认为玉玺谁拿谁倒霉，于是就扔进了栖霞寺的水井里。而到了陈朝，栖霞寺的一个老和尚，淘井的时候发现了传国玉玺，于是就把传国玉玺献给了陈武帝。
公元589年，隋朝灭南陈，使这传国玉玺重新北归于隋。30年后，隋炀帝死于江都（今扬州），萧皇后啥也不要，带着传国玉玺逃往漠北东突厥处。可是这一路辗转于宇文化及、窦建德处，这俩野心家居然都没点察觉。（萧皇后剧照）所以唐朝建立之初，李渊、李世民手里都没有传国玉玺，所以李靖北伐突厥就被“赋予”重要使命，即寻回传国玉玺。
李世民善待萧皇后则也成了“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动机不纯。萧皇后得到善待后交出玉玺，使之传承到唐末，经后梁传至后唐。后唐废帝李从珂战败于契丹后登楼自焚，传国玉玺就从此消失了。后继政权没有传国玉玺怎么办呢？那就自己造呗！后晋造“受天明命，惟德允昌”玉玺一方；后周造“皇帝承天受命之宝”玉玺一方、“皇帝神宝”玉玺一方，共计两方。
到了宋朝，赵匡胤受禅时，将后周两方玉玺传承下来，另外又制作一方“大宋受命之宝”；宋太宗时又另外制作一方“承天受命之宝”；宋仁宗时更为“皇帝钦崇国祀之宝”。到了宋哲宗时期，有一农夫在地里耕田，耕出一方玉玺，随即献给朝廷。经三十多位饱读诗书、见多识广的大学士“鉴定”，此物乃始皇帝制传国玉玺。这种劣迹斑斑的表演必然是招来诸多绯议，所以到了宋徽宗时，又另制印玺十方，这就淡化了传国玉玺的重要地位了。
表明玉玺随时随地都能制作，不要再纠结哲宗一朝传国玉玺事件了，也算是为宋哲宗“遮羞”了。（伯颜帖木儿剧照）靖康之后，北宋皇室尽掳于北方，而当元灭金之后，并未发现传国玉玺，说明当年金国在汴京城里也没找到传国玉玺。忽必烈去世的当年（1294年），元大都（北京）的市面上居然有人公开叫卖传国玉玺。左丞相伯颜花了重金购得，蒙古人也不信汉人的这些神啊鬼的，人家只信长生天，生长在伊利汗国的伯颜说不准还是个萨满教或者伊斯兰教徒，所以他将蒙元收缴各国的历代印玺统统磨平，分发给王公大臣刻制私人印章。
传国玉玺很可能就在这一波被磨平了，所以徐达打进了大都并未找到传国玉玺。但元顺帝是带上家眷、财宝以及大臣退回了蒙古草原。徐达深入漠北则被扣上一条目的，即寻找元顺帝带走的传国玉玺。直到打下应昌（今内蒙赤峰市），截留了北元带走的财物，但仍未发现传国玉玺。（皇太极获得玉玺剧照）据传，这个传国玉玺是元顺帝带走，传承到了他的后代林丹汗手里，所以明朝就从未拥有过传国玉玺。
而林丹汗战败于皇太极后，玉玺就落到了后金手中，所以皇太极“顺应天命”改国号为大清，登基称帝了。传国玉玺或许就不存在秦始皇在“六方玺制”以外制作传国玉玺，说明传国玺的现实意义是树立君王权威、树立正统之象征。所以秦始皇要为之添加一些尊贵和神话的成分。从尊贵上讲，就是以和氏璧做玉玺，而这个说法有很多破绽。首先就是和氏璧的故事具有杜撰性，它最早出现在《韩非子》一书中，此书记载了诸多寓言故事，如“滥竽充数”、“守株待兔”等。
所以“卞和抱玉”的故事很可能是为怀才不遇的志士鸣不平的，由于历史上出现了献壁之类的事件，所以又被收录于《战国策》这样的史籍。其次是“卞和抱玉”的主人公，三次献玉的时间跨度太大，前后逻辑难以成立。卞和发现玉石的时候应当算是经验丰富的“玉石鉴赏家”。如今天的赌石一般，不切开就能断定它是一块美玉的一定都是道行颇深的老玩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