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他虽然做了皇帝，却不忘本，依然保持着乡下小地主的作风。皇帝号称天下之主，富有四海，但在灵帝眼里，这些都太虚了，觉得这钱要攥在自己手里才行。于是外邦、各郡、各封国每次进贡，未纳入国库前，他就先行抽成据为私有，直接送进皇宫，还美其名曰“导行费”。这种行径，就连他身边的宦官吕强都看不过去了。写奏章委婉地劝他作为天子，当以天下为重，不要为贪几个小钱惹得百姓不安。
灵帝还没看完就大怒不已，把奏章扔在地上，对他的“爹”张让大骂吕强可恨。“爹”自然顺着他，也把吕强大骂了一顿。从此之后，汉灵帝继续我行我素，“导行费”照收不误。汉灵帝大收“导行费”，给自己积攒了一笔丰厚的钱财，便在西园设置了一个小金库把这些钱存了起来。他有了丰厚的本金，财大气粗，就开始开创自己的商业事业，在后宫建造了一条“商业街”。
仿造外边的街市，也设有各种各样的商店和摊贩，让宫女嫔妃一部分扮成各种商人在叫卖，另一部分扮成买东西的客人，还有的扮成卖唱的、耍猴的。所卖的东西种类也很丰富，从胭脂、发簪、玉佩到女人的内衣，从书、画、琴、棋到各种色情服务，五花八门，热闹非凡。皇帝自己就穿上商人的衣服，装成是卖货物的商人，在集市上走来走去，或在酒店中饮酒作乐，或与店主、顾客相互吵嘴、打架、厮斗，玩得不亦乐乎。
皇帝这么有经济头脑，那些“群众演员”也不含糊。这条“商业街”里不少货物都是搜刮来的珍奇异宝，宫女嫔妃们就陆陆续续地偷窃而去，甚至为了偷的你多我少而暗地里争斗不休，灵帝却一点也不知道。不过他知道了也不要紧，从全国各处搜刮来的钱财，自会源源不断地进入他的小金库。本钱如此充足，这些些损失，也就不会放在他大老板眼里了。
不过汉灵帝虽然很有商业头脑，但到底还是没有改变他小地主的本色：手里有钱当然好，但还是要有房有地才算踏实。于是，他搜刮来的大量钱财，除了开办“商业街”，还拿回河间老家去买田宅、起第观，进行地产投资。他还蛮有忧患意识，觉得有了这些家产，万一当不成皇帝时，还能回去作个土财主。不过他搜刮来的钱财实在太多，买田置地之外，还有不少剩余。
聪明的汉灵帝当然深知不要把所有的钱都投在一个地方的道理，就把这些钱财寄放在深受他宠幸的宦官家中，为了保险，还没有只放一家，而是每家都存上个几千万。皇帝的买卖越做越大，光靠区区“导行费”就不够了。于是汉灵帝开动他的经济头脑，想出各种各样搜刮的办法。他贴心的“爹妈”张让、赵忠也给他献计献策，叫他以修宫殿、铸铜人为名，加收田税，每亩多出十钱，如此自然聚敛到一批财富。
但灵帝还不满足，又下令各州郡输送材木、文石到京城洛阳。让宦官掌握验收大权，检验时百般挑剔，判定不合格的，强迫各州郡以原价的十分之一贱卖，宦官随后又卖回给各州郡，赚取差价。州郡买了这些不合格的材木，运送到洛阳，宦官依然说不行。就这样反复操弄，运来的木材堆积如山，到后来都烂掉了。宫殿过了几年还没修成，灵帝却从其中大赚了一笔。
至于各州郡吃了这场大亏，不免要把损失都转嫁到老百姓身上，他却不管了。不过，汉灵帝也渐渐发现，劳心费力地想这些敛钱之方，虽然有效，但也还是太过麻烦。自己既然做了皇帝，就要发挥一下皇帝这个资源的优势。终于，他发现了皇帝手中掌握着一种独一无二的热销产品，那就是官位。这个绝招还是他的母亲董太后给他提供的，董太后出身小家，本来就是一个嗜财如命的人物，忽然一夜之间飞黄腾达做了太后，这份贪欲就更是涨到了极点。
灵帝的四处搜刮，买田置地就曾经得到过她的大力支持。现在看到宝贝儿子又一次为弄钱而发愁，与他同心同德的董太后自然也十分焦心。但是，田赋已经提高得差不多了，供奉之物又早就进了汉灵帝的私囊，再找生财之路可不那么容易了。这时，董太后得知前代有过卖官的事情，顿时感到这是一股巨大的潜在财源，立刻喜上眉梢，报告给了儿子。
具有商业头脑的汉灵帝也一拍即合，马上下诏，在上林苑设置了卖官的机构，公开卖官。东汉的卖官起于邓太后，但那时只是偶尔为之，以比较温和的方式征富人之钱来“佐国之急用”而已，并没有将之作为生财的工具。但汉灵帝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他可是把这个当作天字第一号买卖来做的，自然不满足于前代的那种小打小闹，而要“正规经营”，于是就对各项官职明码标价，列出一张价目表来。
当时初步定下的价格是：年俸600石的官职600万钱，2 000石的官职2 000万钱，依此类推，按官定价。除了皇帝的位子不卖之外，上至三公，下到县令，统统可以拿钱买到。即使是国家选拔的特殊人才，也要交一半或三分之一的费用。如果是肥缺或者重要职位，就得另外加钱。当然啦，这么直接地说拿钱买官毕竟有点不太好听，于是对卖官所得的钱，就起了一个专门的名字叫“礼钱”——只是赤胆忠心的官员给朝廷送礼嘛，于是买方卖方，就都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了。
汉灵帝的这场卖官大买卖从光和元年（178年）一直做到中平元年（184年）。买卖做久了，价格也就要随行就市，有所调整。地方官由于直接临民，刮起地皮比较方便，售价就要比朝官高上一倍，各县贫富不等，县官售价也就各不相同。不但平民想做官要买，就是官吏想升迁，也得出钱。为了激励他们出钱的踊跃性，求官的人还可以估价投标，出价最高的人就可中标上任。
当然，买官的价格并不固定，也可以根据求官人的身价和拥有的财产随时增减。比如崔烈想当司徒，因为他出身于北方的名门望族，又是个大名士，便通过关系，只花了五百万钱就买下了价值一千万的司徒。到册拜之日，宫廷举行隆重的封拜仪式，灵帝亲临殿前，百官肃立阶下。望着崔烈春风得意的样子，灵帝突然觉得他这司徒一职来得太便宜了，忍不住惋惜地对随从亲信嘟哝：“这个官卖亏了，本来该要他一千万的。
”旁边的中常侍便插嘴道：“他能出五百万，已经很不错了。陛下您要有点品牌意识，像崔公这样的冀州名士，岂肯轻易买官？现在连他都认可陛下的产品，正好给我们做免费广告，以后这官位就会更畅销了，陛下还担心收不回本来？”事后，崔烈的儿子对他说：“大人实在不该买这个三公，外面议论纷纷，都嫌这官有铜臭味。”“铜臭”这个典故就是从这儿产生的。
虽然如此，灵帝对于打折售出官位到底不太愿意。于是他规定，以后官吏的调迁、晋升或新官上任都必须支付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官位标价，也就是说，官员上任要先支付相当他25年以上的合法收入。这么一来，许多官吏都因无法交纳如此高额的“做官费”而吓得弃官而走。没人当官，汉灵帝的买卖岂不是要亏本？所以，有些人不肯贪赃枉法，请求不去做官，竟然被强迫派去。
比如，当时司马直是著名的清官，因而皇帝特别减价，只收他三百万钱，派他作巨鹿郡太守。得到诏书后，司马直很不情愿，就想以请假为名，不去上任，但却得不到批准，没有办法，只好勉强答应。他走在路上，越想越气，就上书皇帝，在援经据典、抨击时弊后，服毒自杀了。当然，像司马直这样死心眼的人，是太少太少了。汉灵帝这么有“经济头脑”，那些官们也不是傻子。
曹丕准备诛杀宛地太守杨俊,司马懿和王象等人跪在地上,磕头至血流满面,请求曹丕免杨俊一死,曹丕执意不肯,杨俊被迫自杀,时人无不为其感到冤屈和悲痛。如此仁义卓著的杨俊,曹操自然是要加以聘请任用的,先是聘请其为安陵令、南阳太守,后又调回邺城当中尉。曹丕即位后,杨俊被调出邺城,迁任为宛地太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