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产生的影响这次变法无疑是成功的，它让秦国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得到了发展，也成功的让秦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并且为以后秦国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单这一点，说商鞅是个成功人士也不为过吧，但是只要是变法，是改革，就必然会影响到别人的利益。单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条就直接废除了孔子“刑不上大夫”这一说法了，直接影响到了朝廷高层，必然会产生排挤这一现象。
商鞅变法成功了，商鞅失败了，问题在哪里？
历史人物的成败，不能以常人之理，而是要以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和贡献（或者反贡献，也就是带来的灾难）来论断。所谓商鞅失败了，大概是指他被秦孝公的儿子秦惠文王处死。从常人的角度，这确实是大大的失败。一方面，商鞅为秦国的崛起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甚至可以说没有商鞅就没有秦国的未来，也不会有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大结局。
另一方面，商鞅的下场，却是如此凄惨——车裂、示众、灭族，令人唏嘘不已。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何尝不是一种恩将仇报？秦国欠商鞅一个大大的道歉。但是，如果把商鞅当成一个纯粹的历史人物来看待，他的悲剧恰恰证明了他的成功。商鞅是中国法家的代表。商鞅变法的本质，就是要用法治来取代人治，推动社会进步。人治的特点，是相信道德的力量，吹捧圣人的功效，将治国平天下的希望寄托在某一位圣贤的身上，无限扩大圣贤的影响力，仿佛缺了某某人，世界就会大乱，地球就会停转。
法治的特点，是相信制度的力量，否定圣人的功效。冯友兰先生以为，法家从某方面讲，其实和道家是一致的，那就是“无为而治”。为什么呢？按照法家的理论，一旦制度确立，而且形成良好的机制，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那就不存在什么“有为”了，大伙都按照法律去做就行了。换而言之，谁来当君主根本不重要，谁来当丞相也不重要，反正一切都得按照制度来办。
在这种理想状态下——商鞅本人曾不无得意地说道——既然确定了固定的管理模式，则人人必须遵守，奸官不敢耍花样，新上任的官吏也不敢变更制度（因此不存在朝令夕改的现象），犯了错误被开除的官员也不敢狡辩。这样的话，国家不可能不强大。由此来看，商鞅本人的遭遇，正好说明了秦国法治的成功。秦孝公死了，秦法保留了。商鞅被诛杀，商鞅变法的原则保留了。
不管继任的国君是谁，也不管辅佐国君的大臣是什么人，他们的性格是刚强还是柔和，他们的智商是高还是低，他们的策略是激进还是保守，秦国总是在商鞅确定的法治的轨道上运行。“垦草令”使得秦国的农业持续发展，连坐法使得秦国的治安远远好于东方各国，军功法将秦军打造成为天下第一雄师。有人以为，自秦孝公以来，秦国代代是明君，所以才能最终统一天下。
同样是变法，为什么商鞅成功了，申不害失败了？
孙皓晖老师在《大秦帝国（全新插图珍藏版）》中专门分析过申不害失败的原因。申不害正是“术治”派的代表人物。 所谓术治，是整肃吏治并保持吏治清明的方法手段。申不害所讲的“术”有阴阳之别，“阳术”指任免、监督、考核臣下之术；而“阴术”，则是驾驭臣下、防范百官之术的权谋术。《韩非子》中记载，韩昭侯曾经假装丢了一片指甲，急急忙忙地命人寻找，随从于是剪下自己的指甲献给他，韩昭侯凭此考察随从是否忠于自己。
这便是典型的“阴术”了。 术治的理念根基发自吏治的腐败与难以查究，且认定吏治清明是国家富强民众安定的根本，本来无可厚非，然而，种种权术一旦作为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普遍实施，国家权力的运行法则，规定社会生活的种种法律，便会完全淹没在秘密权术之中，整个国家的治理都因权术的风靡而在事实上变形为一种权谋操控。申不害的悲剧在此，术治悲剧在此，韩国之悲剧亦在此。
说到底，“术”只不过是一种管理的方法，无法提升到治国方略的高度。它短时间内在某些方面可能会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解决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尤其无法形成解决问题的长效机制，时间一长，“术治”所取得的成果就会递减或消亡，最终还得重新寻找新的解决办法。 如果说申不害的术治更接近于一种阴谋，那么商鞅变法则是“阳谋”。
商鞅在变法初期有一个举措“徙木立信”，这并不是什么具体的变革措施，而是为了让民众相信秦国“政府”。正是因为建立了良好的国家信用，并且在变法过程中始终坚守信用，乃至让国民信任国家成为一种牢固的传统性的力量，变法才得以取得成功。孙皓晖指出，所谓“国家信用”，就是社会、历史、人民给国家所赋予的透支人民力量的程度。
商鞅作为伟大的政治家，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才能够在变革、建设中可以征用犯人和奴隶产子成为国家军队。这是他最具远见卓识之处。 同时，与申不害的术治不同，商鞅强调法治。当时韩非子将法家分为“势”“术”“法”三派。法治强调中央集权，依法治理民众，以国为本，国家至上。商鞅变法当时所采取的废井田、统一度量衡和推行郡县制、奖励军功、施行连坐等经济、政治措施均旨在增强国力、保障稳定的社会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