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昌龄的宫怨诗可与李白争胜。王昌龄闺怨诗以悲天悯人的精神书写那些久闭深宫的妃殡宫人的悲情哀怨，以细腻的笔触多方面地展现她们的生活和感情世界，揭示她们在残酷的宫殡制度下所遭遇的悲惨命运，客观上批判了封建社会摧残妇女的罪恶。这种思想倾向奠定了其作品的健康基调，洗尽六朝宫廷诗浮艳色情之污秽，有力地扭转了齐梁歌咏的不良文风。
3.王昌龄被誉为“七绝圣手”。其诗以七绝见长，有“诗家夫子王江宁”之誉。初唐七绝仅七十七首，盛唐四百七十二首，其中王昌龄七十四首，几乎占了六分之一。吴乔《围炉诗话》卷二指出：“王昌龄七绝，如八股之王济之也。起承转合之法，自此而定，是为唐体，后人无不宗之。”七、白居易“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单凭《琵琶行》和《长恨歌》足以奠定白居易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
然而，白居易还是新乐府运动的开创者，白居易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新乐府运动的创作，针砭现实、指斥时弊，它在中国诗歌史上却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并对后世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晚唐皮日休作《正乐府》10篇，就是对新乐府运动传统的直接继承。八、李商隐李商隐是晚唐乃至整个唐代，为数不多的刻意追求诗美的诗人。
白居易极为欣赏李商隐，曾说：“我死后，得为尔儿足矣。”李商隐的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和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优美动人，广为传诵。后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无题诗是李商隐独具一格的创造。它们大多以男女爱情相思为题材，意境要眇，情思宛转，辞藻精丽，声调和美且能疏密相间，读来令人回肠荡气。
李商隐的咏史诗也有很高的成就。它们着眼于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来指陈政事、讥评时世加以补充发挥，使咏史成为政治诗的一种特殊形式。李商隐将唐诗推向了又一个高峰。九、柳永柳永是第一位对宋词进行全面革新的大词人，柳永对后来词人影响甚大。后来的苏轼、黄庭坚、秦观、周邦彦等著名词人，无不受惠于柳永。柳词在词调的创用、章法的铺叙、景物的描写、意象的组合和题材的开拓上都给苏轼以启示，故苏轼作词，一方面力求在“柳七郎风味”之外自成一家；另一方面，又充分吸取了柳词的表现方法和革新精神，从而开创出词的一代新风。
黄庭坚和秦观的俗词与柳词更是一脉相承，秦观的雅词长调，其铺叙点染之法，也是从柳词变化而出；周邦彦慢词的章法结构，同样是从柳词脱胎。十、苏轼1.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提出“自成一家”的主张，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2.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为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
3.有了词题和词序，既便于交代词的写作时地和创作缘起，也可以丰富和深化词的审美内涵。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于苏轼。词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苏词大量运用题序和典故，丰富和发展了词的表现手法，对后来词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
”强化词的文学性，弱化词对音乐的依附性，是苏轼为后代词人所指出的“向上一路”。后来的南渡词人和辛派词人就是沿着此路而进一步开拓发展的。后话中国历史上伟大的诗人很多，但是对诗歌的发展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却不多。所以我并没有将他们列入十大诗人之中。如三曹和建安七子继承了汉乐府“缘事而发”的传统，王维、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是沿着陶渊明和谢灵运的路子走的，高适、岑参和前辈王昌龄的诗风相似，李清照是沿着柳永的路子走的，辛弃疾是继承了苏轼的豪放词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