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问题问的很好，把孔子编《诗经》的真正用意问出来了。“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盖指夫子删《诗》之后而言此以示人，《诗》，词多有所托，恐人误解，故即《駉》篇之“思无邪”一言以尽之，欲人自正其思，自正其心，以明其旨也。可谓是微言大义。数千年来，讲传《诗经》者，如麻如粟，为《诗经》著述立说者，亦如过江之鲫。
但总体而言，大都未能突破汉儒宋儒讲《诗》之藩篱而直探诗人本意。致使后世学者，望洋兴叹而难窥《诗》之真义。最近数年，人心浇薄，诗经之解读，多以男女欢愉之情、物候地理之义、或强言之以政事而述，害人无数。夫风雅之文，乐和天地，岂如此儿戏乎？先贤说“依文解义,三世佛怨，离经一字,如同魔说。”余窃思之，诸公如需了义“思无邪”，断不可依文解义，故不辞冒昧，集众说而折衷分别从《诗经》之渊源，《诗经》之传承、《诗经》与四书之关联等多方面进行审慎思考，表之以文，曰：一、通说《诗经》，二、义引《诗经》，三、明引《诗经》，四、道引《诗经》，五、“思无邪”简说。
一、通说《诗经》诗者，《说文》曰：“志也。”《释名》曰：“之也，志之所之也。”《书·舜典》曰：诗言志。传：心之所之谓之志。心有所之，必形于言，故曰诗言志。《诗·国风·关雎序》曰：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经者，《释名·释典艺》曰：“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文心雕龙·宗经篇》曰：“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
”《孝经序疏》引皇侃之言曰：“经者，常也，法也。”六祖大师云：“经者，径也。经是圣人语，教人闻之，超凡悟圣，永息迷心。”古人云“风俗移易，先入乐声”者，以导人心之和平而化其暴慢。故《世本》曰：“伏羲造琴瑟。”史籍言黄帝乐曰《云门》、颛顼曰《六英》、帝喾曰《五茎》、尧曰《咸池》、舜曰《大韶》、禹曰《大夏》、汤曰《大濩》、武曰《大武》。
至周代，周先王文武之政，陶淑天下，以中正和雅之道，以化万民。故上三代朝庙乡党以及闺门，莫不有礼乐，莫不有声诗。《诗》则是周先王采民风而歌，至治寓惩戒而定褒贬者而作之乐文。《诗序》云：“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亦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原本只称《诗》，儒家列为经典之一，故称《诗经》。《诗序》曰：“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
”周代至周平王东迁，即进入中国之春秋时代，当时王政不行，礼乐崩坏，风雅沦夷，陈诗之典既废，列国之诗颇杂，孔子既无力以挽，即取乐府所存，见闻所及，恐失中正，故删诗三百，蔽以无邪。止于三百，为“风”、“雅”、“颂”三大类：《风》有十五国风，《雅》有《大雅》、《小雅》，《颂》有《周颂》、《鲁颂》、《商颂》。
以为劝惩垂戒之义已备于斯。故可知现存《诗经》编成于春秋时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三百篇中，美者颂祷，恶者讽戒，多作自旁观。其肆无忌讳者，夫子皆删之。“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
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子删诗之后，所以表“思无邪”一语，系君子内修心性、外敬事业，正思之道。《诗经》诗篇形式以四言为主，运用赋、比、兴的手法。其优秀篇章，描写生动，语言朴素优美，声调自然和谐，富有艺术感染力。汉代传《诗》者有鲁、齐、韩、毛四家。鲁、齐、韩三家为今文诗学，西汉时立有博士，魏晋以后逐渐衰亡。
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辑注较备。《毛诗》为古文诗学，盛行于东汉以后。魏晋后通行的《诗经》就是《毛诗》，有东汉郑玄《毛诗笼》、唐孔颖达《毛诗正义》清陈奂《诗毛氏传疏》等。宋朱熹《诗集传》则杂采《毛传》、《郑笼》，间有三家诗义。《诗经》对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文学发展有深广的影响，而且是很珍贵的古代史料。二、义引《诗经》——《孝经》引用《诗经》之简说：夫子叙经，申述先王之道。
故《孝经》十八章，有十章之多引《诗经》之语，除此之外，五经《易传》引《诗》，而《礼》则杂引，《诗》、《书》及《易》并意及则引。诸公可以相互参照，以了义《诗经》之真。《开宗明义章第一》义直引《诗·大雅》云：“无念尔祖，聿脩厥德。”义取恒念先祖，述修先祖之德而行之。《诸侯章第三》义引《小雅·小旻》“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