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以孟子为首的儒家学派对于战事多贬斥之言，并认为所谓义战，必用天子之命，所以说“征”乃是“上伐下”。地位相同的诸侯国互相征战，那就是藐视天子，目无王法，是“擅兴之罪”。但也并不是说所有的战争就被儒家鄙夷，齐桓公“尊王攘夷”，天子不敢得罪，以礼相待，后世看来觉得是周天子太“没用”了，只能做个傀儡国王，而儒家则认为齐桓公引众诸侯来朝进贡，此乃仁义之举，齐国“召陵之师”是齐桓公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成功遏制了荆蛮楚国的扩扎，维护了中原诸国利益，所以也是符合道义的。
但这并不能改变“礼乐崩坏，人心不古”的混乱局面，所以孟子说虽然“彼善于此，则有之矣”，然而终究还是“春秋无义战”。三、战不可避，只能自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在孙武看来，战争需要“仁义”，但是并不把"仁"放在首要地位，因此《孙子兵法》一方面讲“仁”、"礼"，但又不把它放在首要地位；另一方面是重功利，在兼并战争中，大国争霸，小国谋存，这些都是“重功利”的表现，因此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孙武认为：“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可以看到，“智”、“信”都在“仁”前面，为何？因为战争是为贵族服务的，但参加战争的主体却是黔首，平民百姓不懂文化，又何谈“仁义”呢？因此孙武在讲将领的五德时，把“智”放在首要地位，而把“仁”的要求放在次要地位，是十分自然的。而且此“仁”也非孟子倡导的“仁政”，而是将"仁"用于对士卒的管理和教育方面，即“视卒如爱子”等。
在孙武看来，为国家而战，视民如子便是“仁”了。而春秋时期的战争，皆是因周王室衰微，天下需要一个新的“共主”，各国互相攻伐，小国被大国吞并，都是为“和平”而努力，因此春秋时期的战争也是有“仁义之战”的。众人对“春秋无义战”的说法莫衷一是，有人认为这是周王室自讨苦吃，当其衰微，自然需要通过战争确定新的“天子”，而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也有利于民族迁徙，文化融合，经济、政治等发展，这些都是“仁义”之举。
光武帝刘秀如何从河北展开帝王霸业？
刘秀者汉光武帝，白手起家，初到河北没有一点根基和兵马，他如何能在一年之内聚集强大的可以争夺天下的实力，我认为有以下几方面原因：第一、刘秀拥有招抚之名。王莽新朝灭亡后，刘玄凭借绿林军在长安称帝，建立更始政权，山东赤眉军军建立，而河北则形成“三王”、铜马、尤来等形势复杂的割据势力。百姓在战乱之后日益思念汉家政权，所以刘玄更为百姓所拥护。
刘玄派刘秀到河北招抚，由于刘秀个人能力过人，所以很快赢得河北乡绅和当地割据势力的支持。第二、刘秀与河北真定王实现政治联姻。刘秀到达河北后，前西汉缪王之子刘林拥戴王朗称帝，而另一位西汉王室广阳王之子刘接也在河北起兵呼应刘林。王朗的势力由此席卷整个河北地区，河北州郡纷纷归附。正在河北招抚的刘秀处境危险，正准备返回长安，河北真定王刘杨联系到刘秀，并将外甥女郭胜通嫁给刘秀，刘秀因此得到刘杨十万部众的拥护和支持。
刘秀作为投机者，开始便选择拉拢王朗，结果在刘秀实现政治联姻后又协助刘秀破邯郸，解决王朗等人，刘秀因此在河北立足。第三、刘秀在河北广结豪杰。平定王朗之时，渔阳和上谷两郡骑兵立下奇功，这与豪强耿弇和吴汉功不可没。长安的刘玄看到刘秀实力大增，便派人赴河北封刘秀为萧王，并让其交出兵权，回长安受封。耿弇献计，河北未平不宜回长安而拒绝，并击杀宣命之人，刘秀得以掌控河北。
河北的掌控为刘秀统一全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河北地处中国东北部。中国的地理格局像一个不规则的围棋盘。在这个不规则的围棋盘上，关中、河北、东南、四川是其四角，山西、山东、湖北、汉中是四边，中原是腹地。四角之地都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能够进可攻、退可守，有优越的经济条件，足以供养、支撑一个庞大的政治、军事集团；有一定社会基础，易于形成一定政治力量。
刘邦如何能够短短7年时间里当上皇帝？
40多岁的老光棍刘邦。其实并不是单身，和村里好几个女人有性关系。而且在没有崛起之前，吕太公已经把女儿嫁给了他。短短几年能够登上皇帝宝座。主要是三个原因。首先是刘邦的个人能力和魅力。刘邦在村里能够获得庭长的位置，还能够让萧何。曹参这类县里的干部和他交往，可见其魅力所在。而且后期刘邦表现出的领导力几乎完美无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