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只能是伪文明日本的主体民族（大和民族）主要由两支族群构成，一支是来自2万年前从亚洲大陆迁徙至日本的移民团体（绳文人）；一支则是来自公元前10世纪迁徙至日本的移民团体（弥生人人）。即便是答应日本就任满洲国执政、皇帝，这也是被日本逼迫无奈的。
如何评价鲁迅？
20世纪中国的大文豪里，鲁迅说不上是最有才华的，也说不上最有争议的。但可以说，他是最有影响力的。记得以前说有一位经济学家，文革时候没啥书可看，就研究起了鲁迅的日记，结果写了一部民国的经济史。虽然有点夸张，但这不是段子，确有事实。我们印象中的鲁迅，最深的莫过于，闰土年代的少年鲁迅，弃医从文日本留学时期的鲁迅，上海时期的鲁迅。
可能你没有想过，鲁迅还到过广州。今年年后，我们新氧生活的同事跑到广州玩儿，坐上一段高大上的APM线，在大剧院口下车。出站就是广州图书馆。也没想到碰到了迄今为止关于鲁迅规模最大的一个摄影展。摄影展场地很小，展出了136幅和我们想象很不一样的鲁迅的照片。最早一张是1903年的，也就是鲁迅刚刚去日本时照的。
最晚一张是1936年10月鲁迅的遗容。下面这张就是1936年鲁迅去世时的照片，他得的是肺结核，那个时代文人常有的疾病。这张照片是沙飞摄影的。沙飞当时是进步的摄影青年，后来加入了八路军，成为一名军旅摄影师。提起他著名的照片，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鲁迅的遗容都是他拍摄的。但1950年时，这位摄影师因为精神失常被军法处置枪决了。
鲁迅的遗容已经十分消瘦，看不到一点生气。当时，上海民众为他盖上了一面旗帜，写着三个字“民族魂”。鲁迅的死，在当时三十年代，是一件很轰动的事情。三十年代，风雨飘摇，外忧内患，很多革命青年都无法接受这个导师的死去。在当年2月的一张照片上，我们看到，鲁迅还神采奕奕地与几位日本友人坐在一起。这张照片摄于上海新月亭。
有着榻榻米的室内，鲁迅坐在左边，似乎碰巧撞见了摄影镜头。坐在旁边的，是两位日本友人。右边的那位，就是最为中国人熟知的内山书店的老板内山完造。鲁迅和内山的友谊非常深厚，合影留念也时常可见。在鲁迅去世的治丧委员会中，也有内山完造的身影。1934年，鲁迅与日本友人在内山完造寓所。左一是内山完造据说，1959年，中国政府邀请内山完造到北京观礼。
内山完造那时已经七十多岁了。在机场，他见到了许广平，兴奋地又蹦又跳，还对旁边的老婆说，自己死了以后一定要埋在上海。这句话真的是一语成谶，说完这句话，第二天，内山完造突发脑溢血去世。时间也是在10月份，10月26日，根据内山的遗嘱，他的遗骨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鲁迅对日本的情结很深。这一方面受益于他在日本的留学，一方面，鲁迅的左派意识很多是通过日本的书籍学习到的。
这一张鲁迅的照片，有点超出人们的想象，十分年轻也精神，刮掉那两撇标志性的胡子，简直就是当年版的小鲜肉。这张照片拍摄于1909年，也是鲁迅唯一一张穿和服的照片。回国后，弃医从文的鲁迅十年时间成为中国的大文豪。1927年1月，鲁迅还有林语堂及一些社团青年合影。这张照片的构图很精彩，大有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的风采。
马奈，《草地上的午餐》只可惜，后来林语堂和鲁迅关系十分不好，这张照片上，鲁迅是在一块刻有许字的墓碑前拍的。林语堂看着也凑了热闹，等鲁迅拍完后，也凑上去拍了一张。成为大文豪后，鲁迅的被拍也成了常事。摄影者也都是当年上层社会的人物。比如在1928年，当时《良友》画报的主编梁得所跑到鲁迅寓所，拍摄了这一组鲁迅的肖像。
梁主编的构图在现在看来，还是很新潮的，颇有点私摄影的味道。1930年，史沫莱特开始进入鲁迅的生活，在鲁迅五十寿辰上，就由史沫莱特为他照相。这是在一个荷兰的西餐厅。之后，史沫莱特又陆陆续续为鲁迅拍摄了不少摄影。他本人留下来的就有三幅。1933年春，鲁迅和友人合影，左四是史沫莱特，左一林语堂，左三宋庆龄感谢摄影，因为有了这些照片，那一个百年的历史才这么真切的浮现在我们眼前。
相信看了这张鲁迅的全家福，那个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刀笔吏多少有了一些人情味。这是1933年，鲁迅53岁在上海王冠照相馆拍摄的全家福。有他，许广平，还有他们最爱的孩子海婴。这张照片里，海婴已经四岁了。那天他们全家跑到最有名的一家外国照相馆照相。当时黑云压城，乌云密布。在许广平的记忆里，刚刚到照相馆，就下起了倾盆大雨，像决堤一样。
